自由寫作網刊

一堆白骨，两根皮带（惊悚故事之十四）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襄阳隆中劳动锻炼，继而到伙牌公社搞“样版田工作组”，这两次经历，让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生存状态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6年春节刚过，我分配到随县搞大四清。住在随县一中集训。

集训期间，从领导的报告、农民的控诉、典型案例和阅读的材料中，惊诧地了解到，农村里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尖锐：队长、会计、保管勾结一起，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任意捆绑吊打群众，强迫命令，鱼肉乡里，通常只算一般问题。逼死人命，打死人，奸污民女也不稀罕。有个大队书记看中一家姑娘，趁男方迎亲时，派人“出工”，在半途抢走新娘，让儿子强奸并霸占了新娘。当男方告到“上面”。得到的答复是，“抢亲”系山区风俗，算不上犯法！

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驻队伙牌时，一位老贫农的感慨：过去，地主最多只能在自家田地上耍性子；如今公社化，大队书记管的地盘比地主大得多，全大队里财产和人都成了他的。真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凶狠威风呀。

当时我很佩服这位老人的睿智，话说得真精辟。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以至几十年都没忘记。在创作《狂飙三部曲》时，特地提到这句话儿。但，按当年阶级斗争观念辨析，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干部，是“懒馋贪占变”的逻辑必然。我只对“问题在干部身上，根子在阶级敌人身上”一说，颇不以为然。据当地许多老人讲，不少干部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完全靠“杀人养命”，用人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农民举证的大量事实，让我省悟，原来有的四不清干部本质即是如此，冠以“蜕化变质”简直在恭维这些家伙了呢！

因此，在我主管的生产队里，四清工作雷厉风行，巧妙地攻破一个个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整肃干部毫不留情。农民称赞我“是块硬柴”。

然而，正因为这样，本人差点遭到四不清干部的暗算。

我们驻点的村落属于大洪山余脉的随县环潭公社勇进大队，这个大队依山傍水，位于五加河两岸，多为叶姓农民。土改时，有三位河北籍工作队员在这里搞过土改。工作队主持镇压了一个姓叶的地主。一天晚饭后，准备处理这地主已满十六岁的大儿子。其时，工作队组长到随县城开会去了，由两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带领“贫农团”审问地主的儿子。两个工作队员居中坐在地主家堂屋里，贫农团骨干分列两边持枪站立。年轻的工作队员要地主儿子跪在案桌前，要他承认剥削压迫农民罪行，交待其父隐藏的金银财宝，如若抗拒，将是乃父的下场……一通声色俱厉的训话尚未讲完，背后响起两声枪响，两个工作队员应声倒在血泊里了。

等工作队组长从县城开完会回来，所有涉案人员早不知踪影。这就是震惊全省的“贫农团叛变事件”。十六年来，这桩血案一直是笔糊涂账，连牺牲的两个年轻工作队员的尸体也不知下落。我们进驻后，除开展四清，追查这件旧案也列为重点事项。后查明，连大队书记和副书记也曾参加杀害工作队员的叛变。并且在他俩指认下，从五加河沙滩挖掘出两个河北籍年轻人的尸体，当时，除一堆白骨，两根皮带，连衣服都腐烂了……由此可见当地宗族观念之强，民风何其骠悍。“四清简报”中，不时刊载“四不清”干部“狗急跳墙”，伤害甚至杀死四清工作队员的消息。因而，运动一铺开，工作队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封存民兵枪支。每个队员发一支步枪防身。

我驻点的生产队位于全大队最边远的山坳里。“扎根”一座傍山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周边林木茂密，十分幽暗。这家只两口人，一个患了血吸虫病，腿粗如柱的儿子，一个五十余岁的老妈。儿子睡在院落门楼里，老妈睡里屋，我则睡在堂屋里。房屋的“荆墙”紧邻后山梁，从山坡跨步便可跳上屋顶。

有个下午，我到邻队开会，耽搁点时间，队友要留我过夜。我却仗着年轻力壮，枪法好，又略通武功，硬是冒着弥漫的风雪翻山越岭往回赶。不料，刚上一座山梁，瞧见不远处蹲着一头狼。那一刻，可把我吓得不轻。我慌忙将子弹推上膛。然而不敢随便开枪。枪一响，如果不能命中要害，狼会迎着硝烟猛扑过来，甚至嗷叫开，召来狼群……再则，响了枪，惊动方圆几十里，造成混乱，免不了受组织处分。我只得一手挺着剌刀，一手提着枪，注意狼的动静，斜睨眼，提防着，从另一座山头绕道而过。好在，最终我和那畜生两不相扰。当我安全回到住处，里面衣服汗透了，全身乏软，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精神才恢复过来。从此，我更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连睡觉也将枪上膛放在枕头下面。

一天夜里，我睡没多久，忽听见房顶传来异常响声，似乎有猫咪爬动。仔细听听，想想，不像。猫咪脚步轻悄，哪会弄出声音？倒像有人在偷偷地揭瓦。有了这个揣测，我打个激凌，浑身起层鸡皮疙瘩。此前，“四清简报”记述过类似案件：一个四不清干部晚上揭开工作队员住房屋顶，从上面丢把铁锨下去，锋利的锨刃像切塘泥般齐崭崭将那队员头切了下来！

于是，我轻悄悄地从床边摸过三节电的手电筒，又从枕头下摸了枪……就在这时，里间房门开了，房东太婆扒着门框压低嗓音对我说，王同志，你听见没有，房顶上像有人呢！老人的话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坐起来，压低嗓音回答，莫吭声，再听听。说话间，磨过身，伸脚趿上鞋，踅到大门边，将电筒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轻轻拉开门栓。这时，房顶上的瓦又响起来。这次听得格外清楚，绝对不是猫咪，而是有人偷偷揭瓦！我猛地拉开门，一个箭步跳到院落中间，转身对准房顶按亮手电，四处照射。雪亮的灯光里，我虽没看见什么，厉声吼叫道，谁？不许动，老子开枪了！随着灯亮和吼声，房顶上起了一阵杂沓响动，像是有人慌乱逃遁而去。这时，睡在门楼里的粗腿小青年也披衣起床出来，我们一道喊了贫协组长和几个“依靠对象”到屋后山坡察看。影影绰绰的灯光里，除了踩倒的青草和房顶两摞扒乱的黑瓦，并无更多线索和证据。

事后，工作队和贫协小组又反复作了摸排调查和分析，终因缺乏确凿证据，不了了之。这是文革前，我经历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使我难忘的倒不仅仅是那夜的历险。而是伙牌那位老贫农将旧时地主和现实农村干部两相比较的感叹。

在专制制度下，倡导“公有制”，只是一句空口号。缺乏自由民主的公有制最终会变作大大小小专制者横暴的“私有制”。即或有“明君”意图整肃“吏治”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遭到殊死反抗。四清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四清运动比文革的终始更为复杂。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四清运动的发动，虽然最初取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高层头头的共识，后来毛和刘又因此而产生严重分歧，以至有“前十条”和“后十条”之争。并且，似乎成为文革的序曲和预演。再则，四清运动中，揭发出的农村和城市里党内“当权派”的问题，的确触目惊心，四清的目的是为平“民怨”。然而，那些“当权派”问题的形成又无不与历来运动，如合作化、公社化、大冒进，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既不好肯定，也不好否定，只好不提为妙。

早期共产党的干部大致是由这几种人组成：1、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2、受列宁斯大林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军人；3、寻找自身出路的社会闲杂人员，如流民、赌徒、土匪、兵痞、流氓等等。

1920-1927年间，共产党的干部以第1种人为主要成份。

1928-1949年间，共产党的干部逐渐以第2、第3种人为主要成份。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基本上是第2、第3种人掌权。嗣后，掌权者自然按照自己理念和秉性，选拔干部。凡稍带人情味即具有“资产阶级人性论”者，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遭到批判和清洗，难以幸存。彭德怀胡耀邦便是典型。

为了政治目的，打开“局面”， 农村中，从土改开始；城市中，从三反五反开始，总是挑选“勇敢分子”，即胆大泼皮、专会耍嘴皮，一味吹牛拍马，哪怕手狠心黑，四体不勤，六亲不认，品德败坏的人，作为“根子”予以“依靠”，推进运动。这些勇敢分子的昧心言行，视为“阶级觉悟高”的表现，运动后期，顺理成章当上各级“官官”。截至提倡干部“三化”，共产党主要以这等标准来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接班人”。诚然，也曾提拔过劳动模范当干部，但这种只知“拼命干活”的人，大多不懂权术，性情谨厚，上位后，并不起主导作用，当当摆设而已。改革开放后，重视学历了，一度有过“民主选举”，由于一党专制，最终又回到“既定方针”。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干部喜好整人，改革开放后的干部“闷声发大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0•29 9：51增改

*上期“几个右派的故事”里，“钱氏几兄弟”“钱老五”两句，“田”字笔误为“钱”字，应是“田氏几兄弟”“田老五”。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红色恐怖万岁（惊悚故事之十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时，我还在随县担任“见官大一级”的四清工作队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让我有种相对的安全感。即便如此，我也为“红色恐怖”震慑了。尽管中共中央要求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尚未下达，在四清工作队领导下，贫协小组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行动。这次斗争对象不是“四不清干部”而是地富反坏。除了家常便饭的开会批判，免不了一顿罚跪打骂。有个“地主婆”性子倔强，毒打之余，五花大绑，让人像牵着羊子游乡，游乡似乎还不解恨，贫协成员又拿来一只夜壶绑在嘴上，将夜壶口对着她的嘴加以凌辱。一路上，大队贫协组长不时使劲磕打夜壶，致使陶制的壶口将那女人碰撞得满嘴是血，嘴唇翻肿，尿液、血水和眼泪淋漓流淌，湿透胸襟，惨不忍睹……沿途群众敢怒不敢言。我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对同队的同学陈信忠（此人后来官至南漳县委宣传部长）讲，这样搞太过份了！陈信忠遂上前制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样才将那女人嘴前的夜壶拿掉。

我不知道，比起愈演愈烈的文革里发生的红色恐怖，这只算“牛刀小试”呢。

在汉正街临近江汉桥地段，有条宽敞的巷子叫万安巷，万安巷隔街对面有条窄小的恒益巷。紧挨恒益巷巷口右边的店铺，名为“梅竹百货商店”。

梅竹百货商店不大，开间只三米多，呈品字形摆开三张玻璃柜，卖点针头线脑之类家用小百货，店后是厨房，楼上住家。这种小商店在汉正街很寻常。

“三大改造”后，梅竹的铺面变作堂屋。堂屋里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日常家什，屋中间有张方桌子和几把旧靠椅旧条凳，临街的墙壁正中张贴起一张毛泽东肖像。梅竹商店旧日的老板娘在堂屋东边架张单人床睡觉。这样，铺面变成堂屋、饭厅、卧室“三合一”的房间。楼上住着儿孙们。

1966年7、8月之交，北京红卫兵发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刮到武汉，以“革命”干部子女为骨干，组成所谓“红五类”的“官办”红卫兵，到处抄家，到处打人，到处“砸碎”，到处批斗，到处揪人游街，大搞“打砸抢抓抄” ，顿时将三镇搅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十二华里长的汉正街有60%的家庭受到不同名目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兴隆巷里约三十来户人家，被抄家批斗达二十余户。

梅竹百货商店按阶级分析衡量，成份只能算小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单干”过，被红卫兵视作“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遭遇格外悲惨。

红卫兵进门就砸碎了摆放商品的玻璃柜，而后，一拔人抄家，一拔人将八十多岁的老板娘剪成“阴阳头”，即一边头发剪光，一边留着。接着，揪起老人的半边头发詈骂不已，喝令她交出金子现洋。老人回答，没有金子现洋。这时，上楼抄家的红卫兵只抄得几包针线卡子，殊觉败兴，说她不老实，猛施一顿拳打脚踢。老人的儿孙见奶奶被打倒在地，想上前扶一把，为首的一个红卫兵喝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将他们驱赶到屋角蹲起。

忽然，“革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瞥见墙壁正中的毛泽东肖像从颈部破裂一道口子，“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满怀“革命义愤”，指着肖像裂口，厉声质问，是谁，是谁狗胆包天，怀着刻骨阶级仇恨，竟敢对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如此下毒手，犯下这种滔天罪行？！

其实，在这个红卫兵之前，同伴们早看到肖像的裂口，明白系张贴时间长了，纸张变脆，或因膨胀不匀，或因掸灰时用力不均而使之破损。不以为意。但一经有人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并提出质问，其时又盛行“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以是，所有人不顾事实，装作愤怒地吼叫开来：坦白！是哪个反革命分子，如此胆大妄为！

此前，曾有人因为将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报纸垫在地上坐起而遭到逮捕；有人打扫清洁时，移动毛泽东石膏像，将石膏像的耳朵揪着开玩笑说，您家先让一下，行吧？结果判刑七年。另一次，有人画毛泽东半身像，旁边有人问，他的肚子怎么这大呀？画像者回答，你不晓得他吃的东西多好啊！仅此一问一答，两人都被关进牢里。在肖像颈部“来上一下”，岂不是比上述情形更阴险恶毒？梅竹三代人被这突然加之于身、简直可以灭族的莫须有严重罪名吓呆了。

梅竹的孙女毕竟是中学生，分辩道，是打扫……她的话被革干子弟喝断了，给我住口！早警告过，不许乱说乱动！我们在审问资产阶级老婆娘！

梅竹老板娘颤巍巍地接过孙女话茬，是……是的，是我打……打……

革干子弟狞笑了，打断老人的话，好呀，你打的？你好大狗胆！游斗！

说完，这位革干子弟指挥同伙掰起八十多岁老人的两只胳膊，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打。老人被打得“哎哟哟”连声惨叫。梅竹的儿孙想上前阻挡，被红卫兵一阵拳脚逼回墙角，警告道，老实点！不准乱说乱动！梅竹的孙女急得直用头撞墙，哭喊着，别打我奶奶呀，是我打扫卫生时，不小心弄破的啊！

街上围观的路人看见这等惨状，有的摇头，有的叹气，敢怒不敢言。谁都害怕指为同情阶级敌人，立场不稳，惹火烧身！

将老人作践够了，革干子弟指挥红卫兵架起她游街。老太婆哼声连天，哪里站得住？完全由红卫兵架着拖起走，老人三寸金莲的布鞋也拖掉了。

时值正午，七月里武汉的太阳格外炙人，街面的麻条石晒得滚烫，赤脚一踩，灼得生疼。起初因痛觉反应，老人的小脚还一抽一搐，一动一弹，不一会，眼闭上，耷拉头，听任拖拉推搡，一动不动，连呻吟声也无有了……红卫兵架着梅竹老太婆游到利济路，路人虽然对他们畏惧，眼里却透着愤恨，这伙丧失人性的暴徒终于有点承受不住了，况且，感到累乏了，同时，发觉老太婆似乎死过去，为首的革干子弟扯个由头说，同志们，让老东西回去写交待！

这样，他们又将梅竹老太婆拖曳回，丢在万安巷口，虚张声势地说，不要装死，不写好罪行交待，还要斗！说完，扬长而去。

红卫兵才走几十米，背后传来梅竹儿孙的哭嚎：妈呀！奶奶呀，你死得好惨啊！革干子弟吐泡涎，轻蔑地骂道，资产阶级狗婆娘，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一个年届耄耆的老人就这样，在不到两小时内被残忍地折磨而死。

1972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配车河农场监督劳动时，认识一位叫钟立畅的北京下放知青，他是工人家庭出身，曾吸收为革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据他讲，1966年6月，学校有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因为邮集里收有蒋介石的头像邮票，被抄出，指控成“盼望变天”的证据，遭到批斗。革干子弟的红卫兵头头剥光老师衣服，先用武装带抽打，打得老师动弹不得。然后，命令人捏鼻子，揪耳朵，用水果刀撬开老师嘴巴灌墨汁，墨水在老师喉管里咕咙咕咙作响。咕咙，咕咙，咕咙。红卫兵围着伸长颈脖，怀着好奇，要看他们的老师有什么反应。老师曾声泪俱下给他们讲述日本鬼子给中国人灌辣椒水的悲惨情景。而今，简直是现身说法呢！咕咙声响了好一阵子。一瓶又一瓶墨汁将老师肚子灌得圆鼓鼓的，像吹足气的汽球。革干子弟笑着说，牛鬼蛇神原形毕现，原来是个大癞蛤蟆！说着，他跳到老师肚子上用脚猛踩，当即听得卟地一声，老师嘴里喷出一股带血腥味的墨汁溅污他那崭新的军裤。革干子弟怒火万丈，双脚像蹬自行车般，一阵乱跺，直踩得老师七窍流出红黑的浓稠液体……可怜那位老师当场死于非命。革干子弟瞥见有人摇着头说，太恐怖了。逼上前怒斥那人“阶级立场不坚定”，随后，抓起老师衣服，沾着黑红液体，在墙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红色恐怖万岁！

有文革研究者曾认定，革干子弟在运动初期的所作为是“为保其当权的父辈”，干扰毛泽东战略布署。这话虽说出一些真相，并不全面。

事实是，毫无自由民主的极权专制制度下，“红二代”认为，江山是父辈打下的，就归他们坐，他们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固然，社会上有“贯彻阶级路线”一说，工农子弟并不能同革干子女等量齐观，譬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管革干子女成绩如何糟糕，想上北大就上北大，想上清华就上清华；上山下乡时，他们多半以参军为由逃避了。而工农子女除了虚假的“政治荣誉”，没见有多少实惠的。到头来，只是为“红二代”拎草鞋，供驱使罢了。改革开放后，红二代凭借父辈权势，从心所欲地到英美“留学”镀金，回国来，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或“世袭”为官，肆意侵占全民资源，如石油，矿藏乃至国有企业，将搜刮的巨额财富转移国外，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从政治的“红色恐怖”变为经济上的“红色恐怖”。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2014•10•30 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