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树干

有一段时间，树干和我最要好。

树干的家里很穷，他穿的衣服，有些是用麻袋片缝制的。有一次在课堂上，突然有许多同学都在窃笑，目光集中在树干的身上。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树干的脸红到脖子，大概他意识到大家是在嘲笑他，但却仍强作镇定，脸朝前看着老师讲课。

课堂上的窃笑转为嘻笑，我这才发现树干的衣领处爬出一只臭虫。班里一个最调皮的学生压低声音唤道：

“树干，你的衣服上有一只臭虫。”全班哄堂大笑。

我的心情十分矛盾。这的确好笑，但树干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也加入到讥笑他的行列里，我觉得自己很不够哥们。但我忍不住还是笑了，幸亏我坐在树干的后面，与他的座位隔了好几排，他不会看见我也在笑。

据说，树干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师长。国民党对中共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树干爸爸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树干的爸爸不敢回去覆命，最后流落到了六十九弄。49年后，树干的爸爸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没有公职，靠以捡垃圾维持全家的生活。

树干放学后，就背着箩筐去他爸爸那里，帮他爸爸把捡好的垃圾背回来。因为树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她妈妈是小姐出身，什么也不会干，家里脏得一塌糊涂，走进他家，就是一股难闻的异味，他妈整天就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江西插队，二姐在上学，帮着爸爸捡垃圾这样的重活自然就由他来承担了。

他的家没有门，用麻袋片和破布缝成的厚厚的门帘就是门。所谓的家，其实是三户人家的墙壁形成的一个夹弄，夹弄的顶上架了一个棚顶，就是他的家。光线从棚顶四周的边缘漏进来，所以他的家在白天还不需点灯。但是逢到下雨，对他家而言，不啻是一个小小的灾难。棚子四周打进来的雨已不必再去顾及，从棚顶上漏进来的水，需要七、八个破罐子去接它，才不至于让水滴得到处都是。

当然，下雨天，他家就不得不点上煤油灯，否则，里面就一片昏暗，他妈妈就没法看书了。

他妈妈好像从来不出门，虽然破衣烂衫，却依然遮不去她富家小姐的本色，脸上的皮肤光洁，说话慢声细语。除去看书，家里的针线活也许是由他妈妈来承担了，但是看树干穿在身上的衣服可知，他妈妈的针线活甚至谈不上凑合，简直是极糟糕。

每天要到天快黑的时候，树干和他爸爸才回家，也许这一天的收获中就有几本破书。晚饭后的时间，他爸爸和他妈妈一样，歪倚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

那情景真是奇特，臭味扑鼻，但久而不闻其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张用砖头搭成的破床，一张缺了一条腿的破桌子，桌子下面，塞着一些不知什么破烂才使这张桌子维持了平衡，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垃圾－－他爸爸和树干每天工作的成绩，有些还码放得非常整齐，上面可以放置一些锅碗之类的生活品。

昏昏的灯光一跳一跳，你无需辨认这个“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其实你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堆放垃圾的地方，但却有两个老人，在臭气和垃圾的拥围下，在书本中寻乐。

树干第一次借给我看的书是《天方夜谭》。

他的神情很诡秘，对我说，“这是一本禁书”，要我小心，不要让别人看见。

这本书，从其尚存的封面上还能辨认书名外，书尾已被撕去好多页，竖排本，繁体字印刷，这对一个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读起来自然很吃力。

我不甚了了地把它读完，为了卖弄，我把它拿给我三舅去看。三舅比我大6岁，那时在读初中。几天后，三舅把书还我，说：

“赶紧去还给人家。这是一本黄色书，要是让别人知道，你会被抓起来的。”

我不懂什么书才叫黄色书，三舅这么说，当然是在吓唬我，但我却对自己曾读过“黄色书”而暗暗得意。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去树干家。

放学后，树干背着箩筐去他爸爸的垃圾收集点，我就待在树干的家里玩，翻找那些破烂的旧书看。如果我把书带回家去，我就得帮树干打一瓶醋。这是树干的条件，他有一只二两重的小酒瓶，他借一本书给我，我就得花上两分钱，在他的瓶子里装满醋，树干收工回来，就着醋瓶，名曰“喝酒”，有时我忍不住，拿过瓶子，也喝上两口，吃一口臭咸菜。那时我每月可以问妈妈要到一角二角零花钱，大都花在给树干买醋上了。

从树干那里读到的所谓“黄书”，也就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在那个年代，这些书都是毒草。那时候，树干还和我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天都要互相给对方讲一个故事，为了这，我不得不每天使劲地读小说，可以有故事讲。

我外公的烟瘾很大。每天入夜吃过晚饭以后，我家里总是很热闹，因为外公就和我家住在一条弄堂里，所以每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外公和舅舅们总是会来我家，热热闹闹地聊天。有时也有邻居上我们家来，一起海阔天空。我外公不但吸纸烟，有时如果从什么地方弄到烟叶，就拿出他的大烟枪抽水烟。

有一天，我在给外公递烟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时悄悄地抽了一支藏起来。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我就去找树干。树干从家里探出头来，问我什么事，我神气地说：

“我这里有烟，我们到黑弄堂去吧。”

黑弄堂就在我们学校边上，这条弄堂又长又窄，弄堂的一边就是学校的操场，一到晚上，里面漆黑一团，胆小的同学都不敢进去。我们这些胆大的同学三五成群，一到晚上，就钻到黑弄堂里哄闹，班上某个恶作剧的演出，往往前一天黑弄堂里的闹腾就是前奏。

树干一听说我有烟，赶紧三下二下把洗了一半的碗草草洗完，就和我一起出来了。到了黑弄堂，我拿出那支烟，一掐两半，把半支递个树干。树干接过那半支烟，很不屑地说：

“就一支？还要一人一半呀？”

树干的语气，使我感到特别难为情，觉得自己太不见世面了。

有一次，我去修钢笔，叫树干陪我一起去。修完钢笔后离开修笔摊，走在路上的时候，树干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整烟，烟套在一个硬塑料盒里，那时候谁要是有一个硬塑料烟盒是很牛逼的。树干说：

“你不要回头看。我是从刚才站在边上那个老头的口袋里摸来的。”

我不敢回头看。晚上，我们又去黑弄堂了。我抽着树干给我的烟，心里有些害怕。

弄堂里都知道树干在学坏，树干在外面偷皮夹子，还被抓住过几次。我父母怕我和树干一起学坏，便不许我和树干玩。我母亲关照我妹妹，说：

“要是看见你哥哥又和树干在一起玩，回来告诉我。”

我被人监视了，和树干玩的时候就不得不隐蔽一些，但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也就疏远了。树干也知道我父母对他的态度，所以他从不上我家来找我。

我从树干那里学会了用扑克牌“通关”，以前树干每天上学前，总要在家里“通关”，看看一天的运气如何。树干并不把在外面干的事告诉我，他想预测一天的运气，是否与此有关呢？我不得而知。有时我在上学前也洗牌“通关”，但那只是一种顽皮心，至于运气不运气，我倒没在乎。

后来，树干终于被抓走了，判了三年劳教。这是在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进了中学，我们被分在不同的学校，我们的交往也就基本中断了。

 

 戆大贴反动标语

戆大是一个人的外号，但这个人确实很戆，是个戆大。戆大单身一人，住在楼上。

他的房间我进去过，一张床占了房间的大部分面积。戆大有老婆有孩子，都在乡下。

戆大的老婆是个傻里傻气的乡下女人，两腮黑红，一口乡音，每次带着孩子来小住几日就回去了。但这个乡下女人倒不戆，戆大因为讨不到老婆，所以就娶了这么个乡下女人。反过来，这个乡下女人之所以肯嫁给戆大，是因为戆大是城里人，有一张城市户口。

戆大住在楼上，楼梯是可以活动的。门下留着一条缝，戆大下班回来，就把楼梯从门缝里抽出来；要是上班去了，又把楼梯往门缝里推上去。戆大的楼下住着三老头子，要是戆大把楼梯放下来，正好把三老头子的窗户给挡住。

戆大平时不声不响，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一般不与人言语。因为大家都是在公用给水站用水，戆大以他的木讷和呆滞而成了弄堂里的著名人物。

戆大张贴反动标语是被我三舅无意中发现的。三舅比我大六岁，那时大概只有十四、五岁，是弄堂里的皮猴。某晚，三舅说，等一会，戆大肯定又会出来贴反动标语。我就跟在三舅的后面，躲在一个墙角里，等待那个让我感到好奇的时刻。

弄堂里，已经没有人走动，很静，只有拐弯处的路灯隐约透过来一些曲折的光线。三舅躲在那里，一动不动，我都能听见他的呼吸。

突然，戆大的屋里现出了昏昏的光亮，光线摇摆不定，戆大点亮了煤油灯。不一会，吱呀一声，戆大的门开了，门口现出了戆大的身影。只见戆大一手拿着一张纸，侧着身，用另一只手往门外的墙上涂抹，之后，将手中的纸条往墙上贴去。纸条上赫然写着：

“打倒毛主席！”

就在这时，三舅高声大叫起来：

“戆大贴反动标语喽……戆大贴反动标语喽……”

我也跟着大叫。

戆大一愣，迅即将墙上的纸一把扯下，一个急转身，“砰”的一声关上门，屋里的灯光也随之消失。

弄堂又归为宁静。我跟着得意洋洋的三舅，班师而归。

此后的几天，我都一个人去躲在那个墙角后面，想等戆大再出来贴标语，但我再也没有发现戆大的新动向。

 

注：戆大，上海方言，傻瓜意。

 

三老头子

“三老头子好，三老头子坏，三老头子有钱买香烟，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是我们小时候唱过的儿歌。

三老头子已经快八十岁了。不知道三老头子有没有老婆，三老头子要是有老婆，大概也在乡下。反正三老头子是一个人，就住在戆大的楼下。一张床靠窗而放，屋里很暗，床是主要的家具，白天，床又可以当桌子用。

三老头子是有退休工资的，这是令人羡慕的。三老头子很邋遢，个子不高，但很胖。脑袋光光的，很亮。一脸的横肉，看上去油吱吱的，毛孔很粗，鼻毛很长，眉毛也很长，有几根快要挂到眼角上。三老头子恼怒的时候，半边脸的肌肉挤到一块，一个眼睛形成三角形，可是一点也吓不了人。

三老头子的痰很多，他走到哪儿，只要看见地上有阴沟洞，好像他的喉咙就要痒，然后就是一阵猛咳，“咔”地一声一口痰扑到地上。不知怎么的，他吐痰的时候，会带动出许多唾液，所以他吐在地上的痰往往不是一颗，而是一滩。

三老头子穿的衣服都是黑腻腻的，歪在身上，露出身上肥肥的赘肉。我那时刚读了一本小说，所以会用上这个词：“秃驴”。看见他走过来，试着朝他喊了一声。三老头子听见了，也听明白了，脸上的肉又挤到一块，三角状的眼睛很亮，瞪着我。我哈哈大笑，身旁的几个小伙伴也跟着起哄。三老头子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骂了一些什么话，走过去了。

第二天三老头子好像反应过来了，迎面走过来，冲着我骂了一声：“瘸驴”。我的小伙伴们哈哈大笑，我愣住了，红着脸，无言以答，看着三老头子得意地走过去。

后来不知怎么，三老头子勾搭上了南弄的一个老太婆。老太婆也快有八十岁了，稀稀疏疏的白头发，但身板倒也硬朗。老太婆每次来，三老头子总是把门窗紧闭。后来大概有人去居委会报告，居委会来了几个管治安的老头老太，闹闹哄哄地敲门，许多人都挤在边上瞧热闹。屋里的灯总算亮起来，门开了。三老头子一声不吱，眯叽眯叽的三角眼鼓着，很亮，呆呆地瞪着一颗颗挤在门口的讪笑的眼睛，老太婆费劲地扣着衣服扣子。他们被人拥着，带到了居委会。

三老头子被人捉奸成双，无话可说，从此成了坏分子，被规定接受监督劳动，每天在我们北弄扫地。三老头子不敢抬头了，我叫他“秃驴”，他也不敢回我“瘸驴”。

不久后，就听说南弄的老太婆死了，但我没去看。她死的时候，人们没有提起她和三老头子轧姘头的事，大概人们已经把这件事忘了。

 

大姑娘

大姑娘是四川人，但却喜欢唱新疆歌：

“新疆是个好地方，哩西哩西胡哩西……”大姑娘唱的是新疆歌，但却是浓浓的四川音。

大姑娘有六十多岁了，她反感人家叫她大娘大妈之类，让人叫她“大姑娘”，于是大姑娘的名字就在六十九弄里出了名。大姑娘裹过小脚，虽后来改放天足，但已致残的脚，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

据说大姑娘讨饭讨到了六十九弄，被一个孤老头子收留，后来还与那个孤老头子生过两个孩子。大姑娘走路不便，老要摔跤。两个孩子都是在她怀里，因为她摔跤而跌死的。后来，老头子也死了，大姑娘自己也成了孤老。

大姑娘享受政府供养，每月的生活费是7元5角。这点生活费对于她每月的开销而言，好像总要差那么几天，所以每到临近月底的时候，大姑娘总要问别人，很多次是来问我母亲少则借2角钱，多则借5角钱。大姑娘很有信用，第二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一拿到，她马上就会来还钱。

每月拿到钱的那一天，还清上个月欠的钱后，大姑娘会去买一点肉来改善生活，烧一点红烧肉。

大姑娘的屋子很小，放下一张床就没有什么地方了。白天屋子里也是漆黑一片，大姑娘没有电灯，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在屋里做饭看不见，所以大姑娘的炉子都是放在门口，门口放一只板凳，在那上面做饭。

弄堂里总有一大群顽童，在弄堂里颠来倒去，招惹事端，类似大姑娘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恶作剧的对象。大姑娘的眼睛不好，对这些围聚在她身周的顽童的作弄防不胜防。他们会在大姑娘放在门口的煤球里倒进一点水去，趁大姑娘转身之际弄一点脏东西沾到她身上；有时候大姑娘去给水站洗菜，他们干脆把水倒进她的炉子，把她的炉子弄灭。

有一次是我亲眼所见，大姑娘在锅里做着红烧肉，就在她转身往锅里放佐料之际，一个比我大得多，已经上中学的大孩子正好咳出一口黄痰，顺势吐进了她的锅里。大姑娘不知道，加进酱油和葱蒜，铲刀在锅里和着，又盖上锅盖。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都感到恶心。

又有一次，大姑娘也是在烧红烧肉，锅里被人放进了煤球，大姑娘发现了，她哭了。她把肉从锅里捞出来，到给水站冲洗，然后再重新煮过。她到居委会告状，居委主任过来嚷嚷一番。而那些顽童早做星散，一个也不见了。居委主任大声嚷道：“人家一个月就吃一回肉，你们这样作弄人家，有没有良心？！”

大姑娘似乎也爱美，常常看见她用一根红头绳扎在头上。弄堂里的闲汉们也喜欢拿她寻开心，见大姑娘走过来，会说：

“大姑娘，唱首歌。”于是大姑娘略带羞意地，用她那双废疾之脚，舞之蹈之起来：

“新疆是个好地方，哩西哩西胡哩西……”

大姑娘后来被人送到孤老院去了，中间她还跑回来过一次，这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不知她现在还在不在人世，大概早就死了吧。她要活着的话，大概也快100岁了，恐怕她活不了那么长。

 

唐先生

唐老头子是六十九弄罕见的被人施予尊称的人，人们都叫他唐先生。唐先生是一个小业主，这是国家划给他的成份。用他女儿的话来说就是：

“说起来是个小业主，人家还以为有多少钱，但家里翻死也找不出三两铜来。”

有一天早上，来了一群红卫兵，其中有几个女学生，看上去倒也文静。他们到唐先生家里来抄家。

这次抄家对他们来说，大概是他们历次抄家以来最惨的一次了，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他们拿走了一些，大概其中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反动的东西。

唐先生的命运要比其他人好，他没有挨斗，也没有被罚监督劳动，红卫兵来了一次，以后也没有再来。

不过，唐先生一家总不如以前那样神气，尽管依然享受着人们给予他的这一尊号，但在与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神总显得有些飘忽。

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唐先生，是孩子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在他窗下打弹子，只要他在家，他就会出来，怕我们把他的墙壁弄坏，嘴里一边说着：“谢谢那一家门，谢谢那一家门……”把我们轰走。

唐先生家里是有无线电的，六十九弄有无线电的人家屈指可数，唐先生家里就有一台，奇怪的是，红卫兵来抄家，竟没有把他的无线电抄走。

我外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疯掉的，每当唐先生家的无线电在广播的时候，我外婆就会站在他家的窗外专注地听，然后，她就会神色慌张地过来，对我母亲说：

“快，他们要来抓你爹了。”

有时候，她听了唐先生的无线电的广播后，又会说我外公把她卖给人家了。所以，唐先生的无线电如同传播瘟疫的病源，只要唐先生的无线电一响，我们全家就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我的外公就会骂道：

“妈日个逼，这个死唐老头子！”

唐先生是六十九弄里的贵族，他是不屑于和六十九弄的人说话的。

唐先生走在弄堂里，总是目不邪视，由于唐先生卑睨一切的气度，在人们眼中，唐先生是那样地不可接近，面对唐先生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唐先生也因此而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在六十九弄众多卑微者中，唐先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唐先生十六岁就到上海来学生意，公私合营前与人合伙开过一个炒货店，因为在这个炒货店中占有几成股份，所以才被划为小业主。

和六十九弄的穷人阶级相比较，唐先生仅仅不太穷。

唐先生的弟弟是与唐先生一起来上海学生意的，但他不学好，用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后来突然失踪了，不知所终。

解放后，唐先生的弟弟突然回来了，这时候，他的弟弟已经是陕西第二大城市宝鸡市的市长了。据说他从上海跑出去后，参加了红军，还参加了长征。这是一个穷人造反的故事，也是唐先生穷人家出身的明证。

唐先生也许读过几年书，但小学也没有毕业。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人，在六十九弄的引水卖浆者流中间，这点资历已经足够了。即使那些曾经显赫过的人，只要沦落到六十九弄里来，在唐先生略带斯文的傲慢神情下，谁能不自卑呢？

何况此时的唐先生还不太穷，还有一、二件称得上好的旧衣服，在这个穷人阶级的天地里，唐先生还能维持住几分绅士的派头。

唐先生的弟弟到六十九弄来过，那可是个大官，也许是曾到过六十九弄的最高级别的官。

倒不是说他的排场，人家来可是轻车简从，完全是走亲戚的模样。

其实也无车，大概也就是坐的公交车；所谓“从”，其实只有一个夫人跟着。

人家是来看看这个哥哥的，这个哥哥的耳朵生得有点特别，左耳的耳朵叶子完全趴在了脑侧，耳朵孔被蒙盖着，也许他的听力只能依赖于右耳。当唐先生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唐先生总是把手挡在耳后，做成一个喇叭状。这样一来，他的神情不免就显得有点夸张，也让人觉得好像他正在特别认真地听你说话。

能得到唐先生的重视，是使人倍感荣幸的。和唐先生说话的时候，你要大声点，你因为紧张而使语句出现了断裂。但是唐先生正在费力地听，你必须用点劲，把你说的话一句一句地塞进他的耳朵里去。

唐先生的弟弟几十年没有见到哥哥了，来之前也一定给唐先生写过信。

唐先生的弟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眉眼之间，绝没有那种一辈子只锁定一个地方，斤斤计较于每天的柴米油盐的促狭感。唐先生的弟弟是在宁和沉静的举止间显露他的大官气派。不明就里的人虽不会看出他的大官身份，但也决不会把他视同于引水卖浆者流。

唐先生的弟弟在六十九弄大概只呆了两天，两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唐先生的弟弟和唐先生有什么好谈的呢？即使唐先生的听力超绝，料他们也谈不到一块去。

唐先生的弟弟在唐先生的家里呆了两天，两天时间里，白天他们还要上街逛逛去，也许还会挤时间看看长征时与他一起患过难的老伙计。所以，唐先生的弟弟在唐先生的家里呆的时间实际上还不足两天。

也没见唐先生拿出什么好菜好酒来款待这个显赫的弟弟，唐先生也没有请假来陪陪这个显赫的弟弟，他照样每天上他的班，唐先生的弟弟吃了两天唐师母煮的泡饭。

不，是吃了不足两天唐师母并非特别为他煮的泡饭，就此一别，唐先生的弟弟就再也没有到六十九弄来过。

也许，唐先生的弟弟来看过了唐先生，这个与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之后，心愿既了，这个哥哥在他的心里便即化为乌有。当然，唐先生也不会对他的弟弟有什么好感，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属同一个阶级，此时他们的差距就更大，何况唐先生的弟弟还不肯帮忙！

唐先生的儿子育图是老三届，老三届是“一片红”，只能下乡去插队，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去自己老家做了“插兄”，做插兄之苦尽人皆知。据育图说，他们那里，一个工分是3分钱，一天累死累活，做到10个工分已相当不错了。育图就想上调到工矿去。

要想上调工矿，没有门路是不行的。唐先生的弟弟是大官，要找门路，首选肯定就是他（也是唯一的门路。否则，找谁去？）。他的老伙计，各省市都可以找出一个两个在台上的，只要他一个条子，育图这点小事，还不容易吗？岂知这个叔叔毫无亲情观念，他对育图说，如果你要钱，我可以给，但让我去做这种事万万不行。

后来，唐先生的弟弟突然死了，死在宝鸡市市长（那时叫市革会主任）的任上，高干病－－心肌梗塞。那时许多高干都死于这种病。育图幸灾乐祸，咬牙切齿地说：

“活该！”

唐先生的弟弟死了，跟唐先生有什么关系！

唐先生在家里修身“养性”，夏天乘凉的时候，唐先生也偶尔坐到外面来，与六十九弄的卑微之徒阔谈他的生活见解，对六十九弄的贩夫走卒而言，唐先生的见解不能不使得他们耸然动容。

唐先生说，要站如松，坐如钟，睡如弓。这样的见识对于六十九弄的草民而言，是他们以前未曾与闻的。

唐先生罕见的“修身”毅力在六十九弄也可以说绝无仅有。唐先生每天必做的功课有如下列，至死不逾：

每天临睡前做面部操。其动作之机械，令人发噱。

唐先生靠在墙根，双脚错立，站如松，双手置面部，从下巴起、至面颊、至前额，然后移至头顶顺势从后脑而下。

唐先生整套动作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双手不是以缓慢而柔和的动势使其神经达到松弛的目的，唐先生以倏忽而至的气势把他的双手猛然间移到了面颊，又从面颊移向额顶，并以沉缓之力从脑后迅速滑下，如此重复，逾半小时。

做完面部操，唐先生进行第二步：刷牙。

首先，唐先生拿一块婴儿用的那种围兜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嘴里含一口水，是不是漱口水，我不知道，大概那时还没有漱口水生产。

唐先生头仰向天，水在口中，“啊……”地约一分钟，突然，脸朝下，向盆中吐尽。如是重复数次。接着，唐先生拿下口中假牙，牙刷沾上牙粉，慢工细活将假牙刷净。

然后刮脸。唐先生不是在早上刮脸，而是在晚上刮脸。用一把刮刀，在一条帆布刮刀布上磨拭后，唐先生刮脸的纯熟技巧决不输于理发师，这是让人惊叹的。

至于唐先生如何睡相，我就无法在此描述，因为我没见过唐先生是如何睡觉的。不过，唐先生从不和唐师母一起睡觉，这我是知道的。

唐先生大概是很看不起唐师母的。

唐师母的尊称得之于唐先生，因为人们给了唐先生这一雅称，唐师母自然也借了光。

唐师母在家里的地位最为低下。甚至唐先生的女儿，训斥起唐师母如同对待一个老佣人。

唐师母识一点字，会看报纸上的天气预报。育图去插队前在家的时候，他家订了一份《文汇报》。家里能订报，这在六十九弄也是不多的。我家订报，还是在我中学毕业以后。

每天报纸来，唐师母要先看一看报上的天气预报，当然，她也只看天气预报。唐师母能识得几个字，受惠于五十年代里弄里举办的扫盲班。唐师母虽然只识得那么几个字，最多看看报纸上的标题，或者仅仅可以看懂来信的收信人，但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她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唐师母有别于一般的老太太，在于她说话的时候常常很“文”，比如弄堂有什么人打架了，唐师母会说：

“伊拉在打仗哩，伊拉在打仗哩……”。

如果谁家晾的衣服被风吹得掉到地上了，唐师母会帮你捡来，说：

“你家的衣裳扬下来了。”

谁家里死了人，她就说：

“某某牺牲了。”

更好玩的是，夏天的时候拍苍蝇，每拍死一只苍蝇，唐师母的嘴里就念叨一句：

“哦，这只苍蝇牺牲了……吓，又牺牲一只。”

有一次唐师母与我母亲争论，洗衣服是用刷子刷干净，还是用搓衣板搓干净。

唐师母认为用刷子刷比用搓衣板搓干净，而我母亲的意见正相反。

唐师母要我来评断谁的意见正确。我说用刷子更干净。唐师母马上得意地夸赞起我来：

“喏，伊到底是有文化的人！”

我母亲只好不吱声了，可我倒有点过意不去了。

 

唐先生后来得了一场大病，已经病得骨瘦如柴，救命车开来用担架把他抬走。

但奇怪的是，唐先生居然大病无恙，他又回来了，六十九弄的泥潭里又汇入了一种新的怪癖，那就是唐先生的笑。准确点说，是唐先生的干笑。

后来，从唐师母那里得知，原来，唐先生看到一本书中讲，笑有益健康，能使人长寿。于是，你在不经意间就会时常听到一种从人的喉间发出的声响，你听不出这种声响代表何种意义：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如果好奇心驱使你追溯这种声源来自何处，你会发现，噢，原来那是唐先生，他正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一个人在笑呢。

 

泔脚钵斗洪大皮

他说，美国就在我们的下面。要是从我们的脚底下一直挖下去，就可以到达美国了。我就老想着怎样挖通地球的这一头到地球的另一头，要是从美国的那一边钻出来，一定会有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着我。地面上的石块被拱开，我们（肯定不是我一个人）从洞里爬上去，那边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不一定有太阳，石头上都刻着外文，长鼻子的美国人一定会对我们佩服得一塌糊涂。

他的外号叫洪大皮。洪大皮长得很结实，个头高大，他好象不上学，每天只是早晚两次帮他妈倒泔脚缸。弄堂里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放着一只大泔脚缸，每家的淘米水都倒在这口缸里，有吃剩变质的的饭菜，就都倒在另一口缸里，洪大皮他妈的工作就是收集这些泔脚缸里的东西，然后送到不知什么地方，用作猪饲料。他妈一个人忙不过来，开始洪大皮只是帮忙而已，后来几乎取代了他妈的工作，反倒成了主力。开始人们叫他的外号“洪大皮”，后来干脆用他所干的活来称呼他：泔脚钵斗。

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基本上还在酣睡中，洪大皮就要出门去倒泔脚缸了。他戴着黑色橡皮大围兜，推着一辆两轮马桶车，挨弄挨个去倾倒泔脚缸。

我是无一日不睡懒觉的，当然看不见洪大皮早起干活时的那副尊容。但是下午那一次，可是没逢必睹，洪大皮在倾倒泔脚缸时，不慎溅在他那黑色围兜上的残渣，使我看着恶心。我总在想象这些变质起泡的食物如果被吃进嘴里，会产生怎样的恶心效果。

他说美国就在我们的下面，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博学之士才能说出来的话。洪大皮虽然还只是一个小伙子，却已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堂堂国字脸，红脸堂，举手间煞是有力，现在我想起他干活时的那股子英武劲，我就每每要把他与日本的高仓健相混淆，分不出彼此。

我从没有和他说过话，我总是远远地看他，我嫌他身上有一股泔脚缸的味（其实我并没有真的闻到过），他不属于在我心中占有分量的那种人物，但在内心里倒也暗暗惧他三分。凭他那一身的力气，我知道如果我去和他较量，肯定远不是他的对手。

洪大皮说了那句话以后，他就成了被我神秘地观察着的对象。但是，却发生了一件小事：

我在弄堂里玩，不知怎地就玩到了他家的门口。我还在闷头玩，大概在玩地上的石子之类，听见有人叫我，回头循着叫声望过去。他家的屋子很窄但却很长，象一个走廊，屋子里本来就暗，从外面望进去，就更看不清楚发出声源的那个所在。

他又叫了一声，我才弄清这声音出于谁口，同时也看清了他，坐在屋子的最深处，正在向我招手，让我走近前去。

我迈进他家，穿过窄窄的走廊似的屋子，渐渐地看清楚他坐在楼梯的下面，样子很委顿，完全不是平日里给我的那种孔武有力的印象。我走到和他相距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问他何事。

他说，你过来，到我面前来。我想他一定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还无法辨认出一个成年人貌似郑重的表情后面隐藏的另一种居心。他说，你再过来一点，走近点。我依言在他的面前停下，却依稀闻到了一股臭味。

就在这时，他的手突然举了起来，手上是一只马桶盖子。当我意识到他正坐在马桶上拉屎，他已经把马桶盖子对着我的脸盖过来，我想让开，却已经来不及了，那只马桶盖子正湿湿地从我的脸上蹭过去。

我用手捂住了鼻子，叫了一声：臭！就赶紧一边用衣袖使劲擦脸，一边向外逃去，背后是他得意的笑声。我骂了一声：赤那娘逼！就赶紧逃回到自己的家门口去了。

但是，洪大皮毕竟说过那句话，他竟然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就是美国，这是何等样的见识啊！

后来，我依“教”奉行，把从洪大皮处学来的这一手，又回敬给了其他比我更小的小孩。而不久以后，洪大皮的家因为快要坍塌的缘故，搬迁走了。后来还见到过他几次，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赤那娘逼，这只泔脚钵斗！他怎么也会知道美国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呢？！

 

2003/11/27

 

小裁缝

小裁缝其实应该叫老裁缝，小裁缝的儿子都能用“老”字来称呼了，人们怎么就不把按在他头上的那个“小”字去掉呢？这一点想必小裁缝也无奈，“小裁缝”已经是他的招牌了，如果改称“老裁缝”试试？那一定是指另一个人而不是“小裁缝”，小裁缝作为69弄的知名人士，他是一定得以“小裁缝”留在人们的嘴边，只有“小裁缝”三字才担得上我们印象中的小裁缝那人模狗样。

因为小裁缝的一手针线活，衣服总是穿得平平整整，虽然一脸的乡下人，倒也真是人模狗样的了。

我怎么没见过小裁缝做针线活呢？我的记忆中压根就没有小裁缝做针线活时的模样，要不是今天提起这事还真没想到这碴。噢，对了，小裁缝那时候在厂里上班着哪，大概干的是这裁缝活儿。于是“小裁缝”倒成了他外号了。

小裁缝有一个儿子小里根，是与前妻所生之子。小里根幸逢毛泽东时代，上学不用考试，否则一定是年年留级，小学永无毕业之望。小里根命好，尽管读书成绩年年大鸭蛋，1975年中学毕业，还是被分配在全民工矿企业工作，那些书读得好的优秀生，分配时如果正好吃进软档，也只好去上山下乡。小里根后来跟本厂一个女工搞上了，糊里糊涂也生了一个儿子，但这小子虽有乃父之风却无乃父之幸运，年年吃大鸭蛋的结果是在班里的个子越排越高，应该读五年级的年龄却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以学校劝其退学了之。小里根天天与他老婆打架，听说他老婆后来是因为在外面做鸡被抓坐了牢。牢里出来后还是打，我家后来买下的117号，与他家一板之隔，他们那边大大出手，我们这边听得清清楚楚。

回到小裁缝。

小裁缝与前妻生了小里根后，不知前妻是死是跑（死的成分大，那年头很少有听说离婚的），总之小裁缝又娶了新妻，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大概小裁缝识几个字吧），不久又添一女，小名小红。小红与小里根的关系很冷淡，小里根很少与小红说话，好象小红与他浑身不搭界。

文革中期，社会上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小红妈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被动员再次插队去了安徽。等文革结束，她又回到上海时，小红已读书了，但因仍没有上海正式户口，小红也只能算在上海借读。与小里根截然不同的是，小红的学习成绩却异常出色，年年是学校里的三好生，可惜只读完初中便辍学了，小红没有选择继续升学而是去一家工厂上班。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经济上无力支持她的学业；二就是国家制度对于外地学生的不平等待遇。如果她继续求学之路，她就要付出多于本地学生双倍的经济代价，这对本来处于贫困生活中的他们来说，不可能让她选择继续学业。我那时候还产生过资助她完成学业的念头，但我们两家一直不和，在69弄的氛围中，我也不可能说出这种想法，别人会以为我有病，或是别有企图。

小裁缝曾经拿过我一个铜烟嘴，这使我对小裁缝没有好印象。我从父亲的藏品中拿出一个铜烟嘴出去玩，被小裁缝看见了，问我要，我不肯给他。想想我那时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小裁缝的儿子小里根都要比我大好几岁，一个做了父亲的成年人图谋一个小孩手中的玩物，也许是那个时代特征之一，成年人并不成熟；或说是69弄的特征，69弄的成年人真是丢人现眼。拟人化地谈论69弄，也可以说69弄是那个时代的低能儿。

言归正传。小裁缝没能直接从我手上得到这个铜烟嘴，自然我仍能拿在手上继续玩这个小玩意儿。不久，这个东西就被我玩丢了，再也找不到了。又过了不久，无意中我竟发现小裁缝吸烟的时候就在用这个铜烟嘴。他怎么得到这个烟嘴的呢？答案是显然的，这个烟嘴是他从我这儿偷去的。想一想一个成年人从一个小孩手中偷了一个玩具，是我记忆中一件比较恶心的事。

我就在这么一个操蛋的环境中继续长大。

 

2004-7-29

 

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大流氓

我家有个院子，这在69弄是很少见的。我家的房子很小，院子也很小，尽管小点，但可以在里面种上一点东西。那时我三舅还活着，也就是还没有去外地（他后来去了云南的某军垦农场），还在学校上学，院子里的那一小块地都是他在那里摆弄。我家后院的房檐上爬满了各种植物的藤蔓，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什么丝瓜啦、葫芦啦、喇叭花啦，甚至还有冬瓜，把我家搞得绿荫遍室，夏天时真是一片荫凉。

我在学校里颇有几分人缘，也算是得益于我家有这么一小块的“自留地”。我和班上最难调治的捣蛋虫私交不错，就是因为他们看上我家后院里有这么些花花草草，他们愿意和我结交，在下了课以后，他们就会来到我家后院的篱笆墙外边，一张小脸挤在篱笆墙的空隙间，把声调压得低低的近乎耳语，指点我给他摘哪一棵草、或哪一朵花。当然他们不会要求我摘那些个头大的花，更不会要求我摘下向日葵的大脑袋来给他，他们知道我肯定不肯，或者也怕我无法向家里交代，所以基本上不会向我提过分要求。如果某个同学主动来搀扶我一下，我就知道他的用意啦，他一准会提出放学后让我给他摘一朵花。

万虎住在南弄，69弄好多出名的大流氓都住在南弄。所以万虎在班里的匪气是最足的，全班公认他是班里的“流氓”，所以极少有人敢去惹他。万虎的妈个子很高，人们都叫她“长脚”。大人们说起万虎，则称他为“长脚拉儿（ni）子”。万虎老喜欢吹他在黑龙江的哥哥，说他哥哥在军垦农场里当连长，腰里总别着一支手枪。还说他爷爷是贫农，他家的成份最好啦，大哥既是连长，而且还是“党员”。

每当万虎说到他的大哥，我心里就想，谁要是去招惹万虎，岂不是自讨苦吃。而且万虎还说过，有一次他哥哥还把枪带到家里来。他小哥哥在4（1）班，比我们高一年级，在学校很出名，也是“流氓”。所以凡事只要万虎出了头，没人会出来和他叫板。万虎稳坐班上“流氓”的第一把交椅，是没有异议的。

万虎喜欢出树干的丑。与我最要好的树干本来在班上也算得上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但由于他老爸以前是国民党的师长，成份不好，家里穷得叮当响，每天还要帮他爸爸拣垃圾，身上脏兮兮的，所以气就短了一截，出入时总显得瘪索索的。那一次万虎发现从树干身上爬出一只臭虫，轻轻叫了一声：“树干，你身上有一只臭虫。”之后，树干就更萎了，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从树干身上爬出来的那一只臭虫，怎么就偏偏让万虎给看见了？

万虎稳坐在这“流氓”的第一把交椅上，又有谁有力量与之争夺？！

万虎突然要来搀扶我了，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走路（我以前一直是把手搭在树干的肩膀上的）。这使我感到从未享受过的尊荣，同时我也为我家拥有一个在69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小花园而自豪。我和万虎“要好”了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一时也成了班上的“要人”，可以参与万虎“谋划”的事端，何其神气乃尔！代价当然就是每天给万虎摘几棵草、抑或是几朵小花。

我羡慕万虎做“流氓”时的荣耀，南弄那些有名的大流氓，他们传奇式的传闻，也使我对流氓生涯充满了向往。有一次我对永蚯讲，要是我的脚不坏掉的话，我肯定会做一个大流氓，万虎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永蚯这个人闷坏，他后来出卖了我，把我对他讲的话到处宣扬，还说我父母恨不得我早一点死掉云云……；总之，他使我出尽了丑，使我好一阵子处于傻掉的状态。当然，我放言要做一个大流氓的宏愿也就此破产啦！

 

2003/11/29

 

初解男女事

我小时候的玩具大都是自制的，如从练习本最后几页撕下的纸折成的刮片或长条条，可以用来与人赌输赢；或者是橄榄核，地上划一个方框，石头剪刀布后确定优先权，具有优先权的一方站着，用手中自己的橄榄核瞄准放置在方框中央对方的橄榄核，如果对方的橄榄核被弹出去，那么，被弹出去的这一粒橄榄核就归你所有了；反之，你手中的橄榄核就要放在方框里，让对方来弹。或者是玻璃弹子，游戏的方式大概类似于现在的高尔夫球吧，不过当然不是用棍子来击，而是夹在食指与拇指之间，用拇指把它弹出去。

现在，我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又添加了一个新玩艺儿。阴沟盖上发现一个橡皮套子，有手指那么大小（我不懂这是避孕套），里面灌上水，有气球那么大，在弄堂里转来转去，让人家羡慕。

我始终没有明白，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去捡它。母亲说：“脏死了。”要我把手里正玩得起劲的这个在我所有的玩具（？）中最神气、最精致、最不土气、最让人羡慕、在它的顶端戳一个洞就可以把水喷得人家一脸、又可以透过这个球体的一端看到另一端某个变形的脸或者其他异样的景像的这样一个给我带来无限新奇感的心爱之物扔掉，理由就是它“脏死了”，但它明明不脏，在我看来，它要比我所有其它的那些藏在墙脚的土头土脑的玩艺都干净得多。我被迫把它扔掉。但我却又偷偷地把它捡回来，只是不再让母亲看到。

我们那时是在公用给水站用水，水龙头很粗，想把这个橡皮套子套在龙头上往里灌水，但套子细而龙头粗。对面的石库门弄堂里，有单用的水龙头，有的就接在门外，龙头细，可以套上去。于是就偷偷地跑去灌水。终于被人家发现，逃之不及，从门里出来一个胖女人。这个女人年纪并不大，一脸凶狠，嘴里骂着“赤那娘的逼”，一下子就把那个物事从龙头上拽下，水溅得我一脸，而那只套子飞在十几步远的地面上，像一堆烂泥瘫在阳光下，水兀自从套子里往外汨汨地淌。

为什么那个胖女人这样恼怒，大概是因为我偷了她的水吗？那个女人的脸气得通红，我拄着拐杖迈出老远，还听见她大声地叫骂。以后我一直不敢再到那里去，那个女人的凶相一直使我心犹揣揣。后来我明白了，她所依据的理由和我母亲一致，她也认为那个玩意儿“脏死了”。这也许可以算是性知识方面的一个暗示，但那时不可能有人明白告诉我。

 

我刚上学不久，年龄在七、八岁光景，我的三舅比我大六岁，推算起来，他那时大概也就十三、四岁。我家和外公家住在一条弄堂里，我有一个阿姨，四个舅舅，我妈在家里是老大。四个舅舅中，三舅是最顽皮的，好动，好奇心强，也喜欢惹事。小舅比我只大一岁，天生女气，一碰就哭，人称“哭世宝”，经常夜里睡着觉也会突然哭起来。那时在夏天，因为屋里太热，弄堂里很多人家都在外面搭铺睡觉，睡到半夜，他会突然在睡意懵懵之中大哭起来，我们经常被这莫名其妙的哭声吵醒。第二天问他，他却全然不知。三舅的一大乐事，就是惹小舅哭。那时我常看到的情景就是三舅嘻笑着在前面跑，小舅哭着在后面追，在弄堂里转圈。外公外婆和我妈说起三舅，总是半嗔半怒地称其为三猴子，可见三舅之顽皮。

三舅好玩的事层出不穷。那时是在文革的高潮期，外婆得了精神病，每次发病的时候，就会乱跑。每当外婆不见了，就会全家出动到处找。有一次，三舅直到深夜才回来，没找到外婆，他倒捡回来一个修鞋匠的箱子。第二天，他俨然成了一个修鞋匠，把那个箱子里的东西都摆放出来，起劲地招呼弄堂里的人，谁的鞋坏了，就拿来让他修。

十三、四岁的他，在性方面的知识大概不会比我懂得更多。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放学后，下午，我在外面玩耍。天空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许正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但外公外婆肯定还没有下班，阿姨也一定没有在家，但二舅倒是在家里。二舅只比他大两岁，他们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三舅把我叫进屋里，关上房门。只见他拿出一根约二寸宽的布带子，上面沾着很多血迹。他的表情仍然是顽皮的，现在我想起那时的情景，他肯定是用一种孩子的口气问我：“你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吗？”

然而他没有等到我的回答，就告诉我说：“这是从你阿姨屁股里流出来的血。”

我阿姨，他的姐姐，那时已经成人，也许已经上班。有一阵子天天有人动员她去新疆，但她死活不去。外公外婆不在家的时候，下面的三个舅舅就是由她来管束。我现在已无从知道三舅为什么要把阿姨的月经带拿给我看，但在我的记忆中，阿姨的脾气很坏，对她的几个尚未成年的弟弟似乎很严厉。我看见过她用拖把柄使劲捣着楼板，三舅只好乖乖地从楼上下来，背着书包上学去。

 

上中学的时候，我在班里的外号是博士。有一次，两个同学在争论，一个说，一男一女两个人只要盖一床被子，就会生小孩；另一个说不是的，他的意思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多同学都参与到争论之中，吵个不休。于是那个持相反意见的同学把我叫过去，让我来评判对错。我说，男女两个人碰一下就会生出小孩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其实并没有比他们知道得更多。我朦朦胧胧地觉得事情肯定比这要复杂，但我的回答仅限于此。那个持论只要睡在一起碰一下就会生小孩的同学对我最有力的反驳是：“你也不一定知道。你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又不算好的！”

 

对我而言，真正地使我知道男女之事是在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手抄本，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我是躲在家里的阁楼上读完这本书的，它带给我的惊讶，也许任何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男主人公是个老手，他诱奸了那个少女，那场做爱的描述我看了好几遍。一种偷窥所带来的羞怯心意使我的心跳加速，当我从阁楼上下来，我面前几乎所有人都变了样。我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当我知道我自己也是那个秘密的产物。而这个秘密却对我隐瞒了十八年，十八年后，在一个春天，生活的秩序在我面前进行了重组，原先在我看来属于重大的、在我的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部分退回到次要的位置上。

哦当然，只有最主要的才有可能是秘密的，而我竟发现了这个秘密……

 

200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