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由于撰写有关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的论文的需要,我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之丙女士在该校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取得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第廿章的英文抄本,由于书中人名、事件、机构都是半个世纪前的陈年旧事,我在三万八千字的译文后加了两万八千字的注释。此文经层层审查,刊载于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刊印的《近代史资料》第107期。据该刊责任编辑卞修跃称,译文的注释比原文更加精彩,可读性甚高,可惜由于政治禁忌,他不得不删掉了其中两千多字——例如桂系政客程思远一九四八年奸占有夫之妇石弘、玩弄一百多个中外女性、年近五十还在西装口袋中装满黄色小说与令人作呕的春宫淫画,蔡文治沐猴而冠在冲绳岛自封海陆空军总司令等等段落,盖因程思远投共后已跻身「党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要职、蔡文治也回归大陆当了黄埔同学联谊会副会长,编辑人员倘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要砸饭碗的。

二○○五年七月,我赴美领取万人杰新闻文化奖时,由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买下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中文版权。携回香港细细阅读,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历史负责人韦慕庭教授将这套缩微胶片赠送中国社科院二十多年来,人材济济的大陆历史学界居然无一人着手将这部名著译成中文。十二年前,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君曾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发表了此书第六章《南昌暴动》的三份之一章译文,遗憾的是四页半的译文,竟出现数十处舛错,其中有许多是硬伤。杨氏对英文原稿作了有违学术道德的删节、改写以及歪曲,固然是为了逢迎当道、曲学阿世,但也有不少删节是由于他无法理解英文原稿的真实含义与书中英文译名的中文原名。再者,中共迄无雅量将张发奎的强烈反共言论一字不删地印出来。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包含上万个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四厚册英文誊本啃下来,使这部传记文学奇葩、口述历史之极品不再沉睡在异域图书馆的尘埃之中。

前不久,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在电视台专题讲座中侃侃而谈:「杨振宁李振道等人所以能荣获诺贝尔奖,是因为美国人有钱,它能耗费巨资投入昂贵的物理实验。这一点,我们中国还暂时做不到」。同理,《张发奎口述历史》能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中首屈一指的传世之作,也因为美国人舍得耗巨资派遣训练有素的研究员夏莲瑛女士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上将四百多次、并在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梁华盛、杨清文、黄旭初、邓龙光等多人,又以黄旭初、李宗仁、蔡廷锴等人大量的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主,整理出一千零八十九页的英文抄本。夏莲瑛是以张发奎的私人记录——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顺序询问他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发现细节有误便会建议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诱,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时难以启口的事实。譬如夏莲瑛看了李宗仁口述稿,问他是否曾建议李宗仁邀请蒋介石来广州,然后扣押蒋制造第二次西安事变。张发奎答:「我从未建议他扣押蒋先生。当蒋先生派宋子文来广州取财出国前,我曾建议(广东省主席)薛岳扣押他。说:『我们这么穷,把他扣起来问他要钱,我们从哪里还能领到军饷?蒋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赞成我的主意,所没有实现我的愿望。我和薛岳当年在广州都是反蒋的,但我从来不想扣押蒋先生,早在一九二七年他派宋子文来广州试探我们肯不肯邀他到访时,我就可请他南下,然后扣押他,但我无意做这样的事。」从李宗仁回忆录大量的谎言可以推断张发奎说的是老实话。他对夏莲瑛说:「有人要付钱买下我的回忆录版权,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告诉他们那些暴露我是坏蛋的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他们那些事,那么回忆录就毫无价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问,我就必须对你讲真话。」他对访谈者坦承在粤军时包赌包娼收黑钱、贩卖鸦片充军饷、擅杀中央军军长胡谦等不名誉的事,这是林林总总的国军将领回忆录中从未记载的事,中共的延安干部也无人坦承在延安种罂粟卖鸦片的事。他承认第三次北伐时,有人说第四军「在开封俘获数以万计敌军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我不相信奉军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有关两次收复南宁,他说:「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胜利。」他承认抗战是幸胜的:「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大多数海内外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军中政工制度,他认为「毫无价值」,保甲制度则「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诚然,张发奎是凡人,并非圣人,我在译注这部名著时,绝对无意美化传主,而是遵循梁任公的教谕,对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丝毫不掺杂自己的意见。例如访谈者问及外界传说张发奎一九二七年冬下野时,从央行广州分行运走了几百万银元,张回答是陈公博以省府主席身份向省财政厅要了廿万银元,名为第四军军饷,实际上汇给汪精卫充作政治活动经费。译者则引用知情人的回忆录,称张离穗前曾席卷八百万银元投入香港与南洋买地开厂﹔又如桂柳会战溃退时,大量难民随军后撤,堵塞了六寨附近的钢骨水泥大桥,国军为阻止敌军前进而炸桥,人流还是拥护不停,张发奎唯恐耽误戎机,断然下令炸桥,五、六百民众与大桥同归于尽。这是国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中披露的事,列入批注供读者判断。

人的记忆是会产生偏差的,张发奎的记忆强于常人,但也有误记的事。例如:(1)「曾仲鸣被误杀了,暗杀曾的特工接着也被杀了」,这可能是一九六三年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遇刺案中杀手李哈维•奥斯华等连环被杀事件引起的错觉。事实上,开三枪打死曾仲鸣的是戴笠贴身警卫王鲁翘,他赴台后官至台北市警察局局长,连他的儿子王章钧至今仍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2)「马当要塞司令逃跑」系误传,贻误戎机被蒋处决的是援军第167师师长薛蔚英。(3)「国民党中央委员陆幼刚路过柳州」,陆氏路过柳州时任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委员,抗战胜利后才当选中委。(4)一九六六年口述「何东爵士现在还健在」,其实何东已于一九五六年逝世。(5)「阙汉骞是黄埔一期生」,非也,是黄埔四期。(6)「六十三军军长林伟俦」,错!是六十二军。李方郴属54军,而非18军。(7)「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屈服于银弹攻势」,戴戎光是江阴要塞唯一未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军官,他的过错乃是卅两黄金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而幸获要塞司令职位。(8)「吴克仁没有时撤出松江,结果投降了敌军」,错!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殉国的。(9)「中共不给谢膺白安排工作,他只好摆个摊子贩卖粥品与汤圆」,卖粥的是麦朝枢,谢膺白一九四九年在江西被俘,瘐死于武汉战犯管理所。

有些错误是出于传主长期对蒋介石优待中央嫡系部队亏待地方部队而产生的偏见,如他说「胡宗南部六十万大军不发一弹就瓦解了」,胡宗南在陕南十一年间整训的壮丁游勇总计不止一百万,但先后调派劲旅增援重庆、桂林、新疆、北平、天津、豫西、郑州、徐州、许昌、豫东、太原以及裁撤缩编,实际留守关中者,不过第一军与廿九军而已,一九四九年从陕南出发的十万大军转战千里后抵达成都仅剩六万人。张发奎对蒋介石重用外戚宋子文干政误国愤愤不平因而迁怒于蒋,说「蒋先生根本不想反攻大陆」,其实蒋介石醒里梦里都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详见拙著《反攻大陆机密档案》一书。第十九章卢汉扣押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也是误传,汤尧是在昆明事变一个半月后在蒙自兵败被俘的。

有些错误是访谈者听错的,如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第四军在枝江击中中央军曹万顺部运兵轮「江靖」号,英文抄本说「曹万顺与副师长陈诚在另一艘兵轮上」,系误听,此时陈诚不在新一师——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就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位阶已高过降将曹万顺。有些错误是因编辑人员疏忽而引起的,如说重庆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国民党让出七个省主席席位,其实是索要五个省主席、六个副省主席﹔又如将长沙绥署误为汉口绥署,将广州绥署误为广东绥署,将阎锡山居正李文范飞桂林请驾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写成一九四四年,这些都是一举手之劳就可以查明的,却敷衍交差。

此书涉及的党政商各界名人都是六十——八十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今大多数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如(上海市长)陈良、日府委员王伯群、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粤桂联军总司令刘震寰等244人,译者均加注简历,以助阅读。原作中,传主提及的事件属浮光掠影者,均加注深入考据阐述。例如抗战前后黄埔保定陆大毕业生在国军的地位、抗战八年抽壮丁总数、田赋征实的来龙去脉、驼峰行动的绩效、桂柳会战受挫时难民逃亡路上的惨况、顾维钧与法国政府折冲樽俎的经过以及惩治汉奸条例的全文等等。张口述「有人说项英不是在现场被杀,而是后来中弹的」,译者则根据中共解密档案,注明项英确实不是被国军击毙,而是事变发生两个多月后在泾县赤坑山蜜蜂洞被其亲信部下刘厚德等人杀害,诱因是垂涎项英所带金银财宝。

虽然中国名人的口述自传无一部能出其右,但是其英文抄本的编辑工作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美国人虽然财力雄厚,可惜重访谈轻编纂,故此书的编辑杂乱无章,英文抄本之重复、颠倒、缺页等多达近百页,串字错误则不计其数。访谈者最大的失策是采用「威妥玛(Wade Sir Thomas Francis)式拼音法」来翻译中国人名与地名。威妥玛(1818-1895)随英军参加鸦片战争,曾参与胁迫清廷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官至英国驻华公使。他退职后出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但是他对中文的认识实在肤浅得很,所以沿用近百年的「威妥玛式」拼写汉字方法贻害不浅。这种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清辅音与浊辅音不分、s与sh不分、ch与zh不分,k与q错乱,j, y, r互相混淆,以致于湖口译成ku kou,朱(Zhu)译成Chu,金华县与清化乡都译成Chin-hua,郭泰祺译成Quo Tai-chi,湖北沙市(Sha si)译成Shansi(山西),杂志名「革命评论」译成Ko Ming Ping Lun(国民评论),斯重淦译成Szu Chung Kan,叶蓬译成Yeh Feng,陈克(Ke)文译成陈国文(Chen Ko-wen)。

其次英文抄本的制作者,中文程度太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唐纳德•里奇说,制作抄本是口述历史计划花费最多时间与金钱的程序,平均每一小时的访谈需要约6-8小时的抄本制作时间,包括仔细处理专有名词、简称、地名、方言俗语的过程。从英文抄本把何彤译为Ho Tan(丹)、把翁照垣(yuan)译成Weng Chao huan(桓),张一麔(lin)译成Chang–I-chan(尘),可知抄本制作者的小学(文字学)都不够格,张威遐译成Chang Wei-?,连遐迩闻名的遐字都不识,自己留下一个问号。另一些属于中国史地常识的欠缺,如日寇侵占贵州 独山县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而非十一月五日,显然无人核实把关。

第三是制作者与编辑者都缺乏起码的兵器常识,以致于英文抄本出现「1.05mm  口径山炮」字样,一毫米小于一颗米粒的厚度,这样的炮弹能杀敌吗?理应是105毫米,一九二一年汉阳造的山炮口径最小,也有75mm。

第四是英文辞汇辨识力不够,如把中国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inkstone)译为inkwell(镶在桌上或墨水台上的墨水池)。

第五是编排紊乱,第19章的李宗仁谋反文件,其条、目、款符号用了英文大、小写与罗马字ⅠⅡⅢ等,从属混乱,主次颠倒,令人莫明其妙。还有,目录与内文实际页码迥异,相差达九页之多。

第六是地名前后译法不同,如富池口 ,前头译Fu Chih Kou,后面译Ku-Chia Kou

第七是近音词或同音词译成同一个英文词,如把广西郁林与海南榆林都译成Yu Lin,把168万人口的广西柳州与120万人口的广东雷州都译成Liuchow。

第八同音异字与同字异音:胡志明译成Ho Chi Minh,何廉译成Ho Lien,陈诚译成Chen Cheng,而郑姓也译成Cheng,程潜译成Cheng Chien﹔陆晶清译成Lu Ching Ching。

第九、拼错字引起笑话,如把Ordnance(军械)串成ordinance(法令)

第十、因广东方言引起的混淆,如把广东肇庆译成浙江绍兴(Shao hsing),把黄如今译成Huang Ju-chin,黄宇人译成Huang Yu-jen, R,J 混淆造成两人掉换或者合而为一,其它因访谈者胡吴不分、受访者黄王不分者姑且略而不提。

十一、无缘无故的误译,如把李良荣译成李元良(Li Yuan-liang),把吴铁城译成维天城(We Tien-cheng),把武文海译成阮文海(Yuan Wen-hai),把南江桥位于平江以北译成「平江以南」,还有多处把日本陆军军衔「大佐」误译为Admiral(海军上将)。

十二、迹近文字游戏,如把集团军译成Army Group,把兵团译成Group Army,其实那是抗战期间与胜利以后的不同称呼,其编制是一样的,都包含2-4个军。

十三、华人洋名不加注,如Hollington Tong倘不注明中文译音,相信多数读者不会知晓这是指董显光。这就好比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所有人名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读者阅到仲和、叔鲁、达铨、邻葛、伯唐、慕韩等等一头雾水,谁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吴鼎昌、杨宇霆、汪大燮、孙宝琦等一品大官呢?像慕韩这一表字,近代名人至少有几十人选用。抄本的制作者忽略了这样的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并非同老友聊天。纵观两岸出版的十几种近现代人名辞典,无一种是附注洋名的,可奈何?

十四、对越韩日本等国文字一窍不通,以致于把越南革命党人Truong Boi Cong(法文张佩公)称为公先生。日韩越三国本来都与中国同文同种,在抗战期间,该三国人民与中国人都能用笔交谈,可惜这本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抄本吝于将英文译名附加汉字原文,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如韩国志士Choe Tok Sin,译者查考了《韩国史新论》、《韩国史大观》、《韩国四总统合传》、《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等五本厚书,竟一无所获,最后还是蒙韩国驻港领事馆的何小姐协助,才知是崔德新。崔氏在六十年代曾任韩国政府外交部长,倘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犹如海底捞针了。译者为了书中五个日本姓名,耗费了三日去查《日本姓名词典》,不巧该辞典是以汉字编目的,查一个日本字就要从头至尾查十一万个日本姓名,倘若是用英文字母编目,相信用不了五分钟就搞掂了。

外国人名难于转译,中国人名从英文转译过来也不容易。张发奎的陆军小学同窗Kuan I,乍一看去好像是关义,殊难想到是官祎,此人官至第159师师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即使中国人、中国书也弄不清这个祎字,大陆的出版物误作官炜。此书英文抄本上万个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耗费了翻译工作九成的时间,有时一个人名要花费一周时间,几乎在黑暗中摸索,例如:(1)Pei kan shan, Nantao这两个地名难倒了我这个老上海,前者是从1973年12月号香港《大成》杂志张发奎亲撰〈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一文查明是北干山,后者则遍查多本上海地图而无果,最后从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英文地图查明,原来是旧上海的市中心——南市,究竟南市为何译成Nantao,那又是威妥玛的创举。(2)张发奎到华北视察的察哈尔省Kalgan,经查考《中国历史地图》《简明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释》《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才确定原来是张家口,其原名张垣,却不知何时称作「卡尔更」?(3)目前公开印行的中国地图与分省地图都查不到龙门、金牛、大坑口、新标营、弄吕、蒙圩、平舟、新街、赛湖、星子等村镇名,一百二十万份之一的分省旅游挂图祗登具有旅游价值的县市,像于潜、龙邦等县尚付阙如,只能凭借译音逐个从卷帙浩繁的五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中搜寻,有些地名在中共建政后改掉了,查考难度无异牵牛下井。(4)Chang Wei-?这是个哑谜,只知他当过年余广西民政厅长,只好翻查洋洋洒洒的《广西通志》,遗憾的是该书目录含糊,祗好逐页搜寻,直至第廿一册才查明此人叫张威遐。(5)孙宝刚是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的骨干人物,但由于其晚年穷戚潦倒,海峡两岸的名人辞书与民国人物传丛书都未将他列入,最后由台北的中华民国国史馆纂修胡健国先生帮忙找了五十年代总统府数据室移交的六则香港报纸剪报以及两页官方档案,这才凑乎写出了孙宝刚简历注文。(6)Eugene Chen是张静江女婿,遂从《张静江传》查出此人乃是陈友仁,顺带查出其妻名叫张荔英。(7)Li Jen Jim是广西议长李任仁,这就要有点猜谜语的天份了。(8)张天爵从饶纪寰所著《张发奎与志锐中学》一文中查出,郑润琦从《粤军史实纪要》中查出,杨锦龙从《世纪风云——张云逸》一书查出,Chiang Tung-Chin(江董琴)从《邓演达传》查出。其余数千个人名、地名恕不赘述了。

本书史实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未曾更动一字一句,唯阙疑处另以脚注阐明相异之史料,供读者自行判别。传主在全书中一贯对蒋介石尊称为「蒋先生」,仅有两处讲到激动处漏出「蒋介石」名讳。还有一次,访谈者问及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张将军显得不耐烦,但也按捺下脾气回答:「任何学校能脱离政治吗?我不懂你的问题!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没有人能远离政治」,毕竟张发奎的个人修养是光明磊落的。这也表明口述历史比一般的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张将军口述的粤语方言「过三胎」「番禺捕属」「李灯筒」「李郎鸡」,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执到金都唔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后语「我不是一把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我像个老妪——毋须再醮」以及西谚「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的坚持」等等,使得这本传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译注从2002年开始,时间跨度达六个春秋,2007年冬每日投入十八小时,边译边注(注释共533条,其中244条系人物简历)边修改,九易其稿,在冥思苦索考订译名之漫长岁月中,往往与张发奎将军浑然一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几乎成了他的分身。皇天不负苦心人——上万个专有名词剩下仅十来个没有把握,姑以斜体字注明,俟有了新的发现后在再版中予以纠正。照片找了千多张,精选了120张配合内文而且罕见的,藉以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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