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雾茫茫

 

1951年3月24日。

浓重的寒雾把一切都吞没了,四周一片漆黑。

崔锦章一个人坐在屋里,翻来覆去的看手里的一张纸,其实,上面也就那么几句话(引自安东市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崔锦章先生:

来信已阅,关于你的问题,现已派人前去,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望你忠实改进业务,以待人民所期。此致

敬礼

陈北辰

段永杰(注1)

1951年3月24日

 

这信是崔先生讲课时,从门缝递进来的。

几天前,听说,市委书记张烈要抓他,一时,坐卧不安,连夜写了一封信,从幼时随家受洗皈依上帝,到新政伊始当上省、市人民代表,洋洋洒洒,不知写了多少字,也没想领导有没有时间“圈阅”。但毕竟回信了,虽然,让他有喜有忧。心里还有点发毛,老是觉得“话里有话”。

正在焦虑之时,曹西贵(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走了进来。二话没说,伸手把那封信“夺”了过去。随后,又进来几个陌生人。

一个麻子脸对崔先生厉声喝道;“你把手举起来!”说着就搜身。

崔锦章一愣神,慢慢地举起手来:“检察长……”

曹西贵打断了他的话:“领导的信,你不是看了吗?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崔接着说:“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检察长,可以告诉我吧!”

曹西贵用鼻子哼了一声:“可以,到检察署再说吧!”话罢。转身出去了。

麻子脸搜去了一支钢笔和一个记事本。紧接着,翻箱倒柜,噼里啪啦,西里轰隆,吓得孩子直哭(43天的女儿、2岁的儿子)。5岁的美玲依偎着爸爸,她的一只冰冷的小手在爸爸的手心里握着。

当警察的手在一个盛书的箱里翻腾时,美玲说话了:“你翻什么?那是我的书。”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发出了不平的声音,真让老爸心里有些震撼。

突然,警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原来,搜出了一些熠熠生辉的东西:19个金元宝、26个金戒指。这些令人垂涎三尺的东西,有崔锦章开业6年的积蓄和夫人结婚时娘家的馈赠以及在华昌工业社入股的利息。其中,有教会委托崔先生保管的(崔兼任“司库” ):1个元宝和3个戒指;还有郭慕深Karen Gormsen(注2)为几个孤儿所留下的3个元宝。

几个警察麻溜地把“金货”收拾在一个包裹里,又把崔先生的毕业文凭和照片用报纸包起来。

这时,崔太太(王澄美)从外边回来了,眼前是瓢朝天碗朝地的,一片狼藉,她望着丈夫,眼神流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

对于崔先生“出山”,妻子没少絮叨,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你身体不好,担任不了。那么大的医院,又没有好大夫,你累死也干不好。再说了,政府要的那地方,你去了要遭到误会。”

……

一个警察冲着崔先生一甩头:“走吧!”

美玲拉着爸爸的手:“爸,我们不去么!”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崔先生犹如万箭穿心:“玲儿,听话,去睡觉吧!”又对妻子说:“你领孩子去睡觉吧!”

警察把崔太太和孩子赶到一间屋里,把其余几间都贴上了封条。然后,一个

警察掏出绳子来,崔先生说:“同志,还用绑吗?你叫我跑,我也不能跑啊!”

崔先生太单纯了,他不明白,“杀猪”绑起来是怕“跑”了,而绑人也是一种象征,到了这种地步,人不如猪了。

两个警察架着五花大绑的崔先生从楼里出来,身后是孩子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夜雾弥漫,吉普车前人头攒动,人群中喊了一声:

“我们有个要求,请政府告诉我们,崔院长到底犯了什么法?”

“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赶紧让开,别把我惹火了!”这是曹西贵的声音。

警察推开人群,把崔先生塞进了吉普车,曹西贵猫腰钻了进去,一挥手,汽车闪着混浊的灯光,驶出了教会医院。

浓雾淹没了一切,汽车向城东奔驰。跑了一段路后,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小山包下,随着汽车喇叭的鸣叫,一阵沉闷的铁器摩擦声,眼前拉开了一道厚重的铁门,夜雾中闪烁着暗淡的灯光,这是安东的东坎子监狱。(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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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崔锦章(1916—1992),眼科专家,祖籍山东栖霞县,生于安东。9岁随家(全家10人)受洗皈依上帝。之后,入读教会学校,1932年由安东劈柴沟三育初中进入沈阳市文会高级中学,毕业后,在营口市培真初级中学任教(数理化教员),结识同校女教师王澄美女士。1939年,二人在安东元宝山教堂结为伉俪。次年,考入盛京医科大学。1944年毕业后,回安东与妻共建美明诊疗所(1945—50)。

中共建政初期,曾为安东市人民代表、辽东省人民代表;东北基督教信义会理事、安东教会理事长(兼司库)。1950年,丹麦人撤离前,将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崔出任院长,半年后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1971年出狱。1979年,经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一“基督徒的命运”)

右图:王澄美(1911—2005)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国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至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儿子崔世光现为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

 

(注1)陈北辰(1915——1983),沈阳人,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共。 1947年7月起,先后任安东市民主政府秘书长,中共安东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长等职务。1954年后,从政于辽宁省。

段永杰(1921——1978),生于齐齐哈尔。在北平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共。1950至1964年,先后担任安东市副市长、市长。

(注2)郭幕深小姐Karen Gormsen(1880—1960),系丹麦教士,安东育婴堂的创办者。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我的中国孩子”。

(注3)安东监狱最早始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设县时,监狱设在安东县衙内。1921年,新建于珍珠山下,次年9月,正式关押犯人,时称奉天第七监狱。1947年6月,为中共的监狱,称为安东劳改队,习称“东坎子监狱”。

 

血洒铁窗

 

监狱西北角的一个“小号”(禁闭室), 狭窄、阴暗,没有窗户,墙上结了一层寒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腐朽的地板上卷着一床被褥,抓一把湿漉漉的,几乎能拧出水来。

灯光惨淡,偏僻、背静,听不到人的声息。崔先生神情发呆,好像一尊石像似的。。一会儿,他慢慢地躺下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棚,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耳朵里响着曹西贵的吼声:

“这完全是为了拯救你,我们对你是争取改造。我给你说明白,你的生活还不成问题,在你改造好了以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你崔锦章还会有用的。哼!可能起个小作用吧!傅作义怎么样?那有多厉害呀!列为战犯,但当他回转以后,党还安排在中央政府。你比他还厉害吗?!这里的生活和你家可能是天地之差了,你可要守规矩啊!”

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眼皮沉甸甸的像挂了一层铅,朦胧之间睡过去了。

实在是身心交瘁,从接替倪乐圣Marie Nielsen(注4)那天起,仿佛陷进了沼泽,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而且越陷越深,以至有些窒息的感觉。

从清理备品、药物;编制人员、建章立制到“招兵买马”,既要履行院长的职责,又要身先士卒。他不但是眼科医生,又是助产士。被捕前一天半夜还被叫醒,去为一个难产的女人分娩。除了数不清的纷乱缠绕其身,更难以抵挡的是“明枪暗箭”的袭击。早已焦头烂额了。在监狱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宾至如归,僵卧在冰冷的地铺上,酣睡至天明。醒来的时候,发现褥子已冻结在地板上。

一个狱警递过来几张纸,叫他交代“罪恶”。并且,告诉他一天只许上三次厕所;除了8个小时的睡觉,其余16个钟点都要像僧人那样盘腿打坐,不许晃动,不许闭眼,更不许躺下。如有违规,就“倒霉”了。虽然那时没有“电棍”,但折磨人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

深夜,北风偶尔传来几声野猫的嘶叫。囚室如冰窖般的寒冷,崔先生围着被子,面壁而坐。到了晚上,坐的地板上的冰化成了水,第二天早上,水又结成了冰。

最让他心急火燎的是,没人来提审他,掐着指头算计,到了第七天,仍见不曹西贵的影子,这是为什么呢?崔先生一次一次的向狱警“报告”,请求曹检察长提审。

本来沉疴在身,难抵折磨,自然,旧病复发了,连续高烧,咳血不止,身体瘦得吓人,像一幅骷髅架子。

他心里头害怕,有一天没熬过去,糊里糊涂地死了。

 

(注4)倪乐圣Marie Nielsen,丹麦人,安东丹国医院的最后一任院长,1950年12月18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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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美玲女士的照片说明(2014年10月17日):我找到一张与奶奶的合影(53年6月9日—我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背面的——送给我们亲爱的爸爸),背面的字是母亲写好让我照葫芦画瓢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就是写信里的“亲爱的爸爸”,常常是母亲写好草稿,我们抄一遍,直到自己可以独立写信为止。

这张合影是父亲判后,转到劳改队可以通信时,特地为父亲照的。也是他第一次看见两岁的小女儿英杰(初名)的模样(即祖母怀抱的女孩,右为崔美玲,左为崔世光)。

 

丹麦特务

 

1952年12月30日,崔锦章被安东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是在东坎子监狱蹲了21个月半后的宣判。

1953年3月23日,崔先生被转到海城县南台区监狱,在那里建窑烧砖。

几天后,崔先生被带到审讯室。

警察先问起安东教会医院的一些事情,然后,突然发问:

“你把发报机藏哪去啦?”

“什么发报机?”

“就是你的那个!”

“我家除了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收音机)以外,再没有任何无线电器材,

我从来没有见过‘发报机’什么样,哪来的‘发报机’呢?”.

……

“发报机”,就像一条毒蛇缠扰着他,想起了东坎子监狱,在被羁押的600多天里,一共提审 4次,其中,最有“悬念”的是第二次审讯,1951年4月17日——

审讯一开始,曹西贵先是“绕圈子”,说崔先生有一个“东西”,见崔迷惑不解,就打哑谜似的比划起来,崔还是摇头,曹急眼了:“你的‘发报机’,藏哪去了!?”

“……”

“别装糊涂了,你老婆都交代了,要是找出来,可以杀头。”

“要是‘有’的话,那就奇怪了。检察长最好带我回去一趟吧!”

崔先生下狱后,再也没有见到妻子儿女,听说,老婆领着女儿(美玲)来过,被挡在了大墙外。不过,崔的意思是回家找“发报机”。

1954年11月3日,崔又被转到千山监狱(辽宁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千山大队)。

第二年的年底,监狱开展“肃反”运动,号召犯人坦白和检举。

1956年5月的一天,监狱支队长马某把崔带到办公室审问:

“你那小护士判几年?”

“哪个小护士?”

“和你同时逮捕的,你还不知道?就是给你保管电台的那个嘛!”

“哪有的事啊?我没有电台,怎么会有人为我‘保管电台’呢?”

……

就像一出“悬疑”剧,疑窦丛生,“电台”下落不明,又出现了“保管电台”的“小护士”。

崔先生想起了曹西贵掏出手枪把李凤英吓病了的事(注5),又想起在海城监狱邂逅法官姜涛(注6),竟然也来服刑了。大概是“肩膀齐为兄弟”吧!姜“法官”告诉崔先生:李凤英被他关押了四个月,后来放了。

“小护士”李凤英竟然成了“谍报员”,真是“天方夜谭”啊!

崔先生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是一个“丹麦特务”啊!这是哪来的事呀?看来,都是“电匣子”惹的祸呀!那个丹麦老太婆郭慕深(Karen Gormsen),要不把这玩艺留下来(注7),怎么会成了“丹麦特务”呢?然而,如此的离奇,谁又能想到呢?老百姓有话,早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呢!

 

(注5)李凤英,女,系教会医院护士。1951年2月,被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曹西贵审讯(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基督徒的命运》之一)。

(注6) 姜涛,又名姜仁文 ,1919年出生,住安东县合隆区合隆村。1948年,被安东市法院录用为“学习审判员”。1951年,提任安东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在任时,是铸成崔锦章案件的积极参与者。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三反法庭”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安东市法院1953年刑字473号判决书)。

(注7)郭慕深(Karen Gormsen)回国前(1950年12月),为给孤儿留下积蓄而变卖家私,其中,一张小方桌、一架挂钟,还有一个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收音机),一并作价给了崔锦章(崔锦章先生口述—1983年)。

 

一场游戏

 

一只小麻雀和一只老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有一天,小麻雀目睹了猫捉老鼠的一场戏,狡黠、迅猛、血腥,令小麻雀心发颤。它想:依靠这样的强者,最起码会得到庇护,有安全感。于是,小麻雀在老猫面前叽叽喳喳的唱个不停,正在它献媚之时,突然,老猫像玩一团线球似的,一下子把它抓起来,衔在嘴里,再把它放了,刚要飞,又衔起来,小麻雀浑身颤栗不已,一头雾水,它在想,这是一场游戏吗?放了我吧!……

可是,小麻雀已经遍体鳞伤,羽毛无几,翅膀也断了。

—— 寓言新编

1956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崔先生看到报上最高检察长张鼎丞的一个讲话(注8),提出镇反运动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冤案错案”。并且,要就此开展执法检查。

这些消息,让崔先生仿佛在荒漠中找到了清泉。终于,可以“击鼓喊冤”了。

虽然,只剩下一年零八个月的残刑了,但总不能背一辈子“黑锅”吧!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啊!毛主席不是说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嘛!

但是,心里又有些害怕,要是再扣上个什么帽子,岂不是“雪上加霜”啊?“我的胆子真的吓破了,我开始对人发生疑惧,我害怕人不讲理,我不敢说话,我缄默下去了。”(引自“卷宗”)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量,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但监狱规定,犯人要申诉必须得到批准,否则,就是“抗拒改造”,自讨苦吃。所以,要层层请示,逐个跪拜,一炷香没烧到,也是白费。

运气还不错,上边点头了。于是,崔先生着了魔似的写起来,从7月1日到8月22日,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从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入狱。没有格的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80张。狱警粗略的算了一下,竟然有“34320个字”。而且,就像一本书,从封面到目录以及章节、页数,一目了然,还画出了详尽的履历表——(引自“卷宗”)

上诉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

千山劳改大队犯人

崔锦章

 

目  录

标题 页数
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信 计2页
履历表 1页
1、我的问题概要 1页
关于判决书上所提到的问题的驳正 2—6
  我所认识到的一些问题 6—11
 2、我的问题评述  
  (一)出生及家庭情况 1—2
  (二)我怎样信了基督教 2—3
    (三)教育学历和婚姻 3—5
 (四)职历 美名诊所和基督教医院 5—6
 (五)我的思想和政治认识过程 6—24
 (六)基督教医院的历史 我为什么要去做院长 24—31
 (七)我的案件发生的前后 31-35
 (八)逮捕 监禁和判决 51—63
 (久)劳改过程 63—69
 (十)我现在的思想和今后的希望 69—70
  结语 70—78

 

履   历  表

 

    出生日 1915阴历12月4日
    乡里小学 1926-1928
 安东县劈柴沟三育高级小学 1929
 安东劈柴沟三育初级中学 1930-1932
 沈阳市文会高级中学 1933-1935
 营口市培真初级中学教员 1936-1937
 沈阳市东北神学院学习 1938
 安东市三育小学教员 1939
 沈阳市盛京医科大学学习 1940-1944
 安东市兴隆街美明诊疗所开业 1945-1950
 安东市基督教医院院长兼眼科医师 1950.9.5—1951.3.24
 安东市医联会主任委员 1949-1950
 安东市人民代表 1949-1950
 辽东省人民代表 1950
 安东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监察委员 1951
 安东市基督教信义会理事长 1950-1951
 中国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总会理事 1950-1951
 逮捕 1951.3.24
 判决 1952.12.30
 安东市劳改队犯人 1953.12.1.2.3.
 海城南台劳改队犯人 1953.3.23-1954.11.20
 千山劳改队犯人 1954.11.23—现在

除了煞费苦心的“设计”外,篇首是写给最高检察长张鼎丞的一封信,词恳意切,欲哭无泪,令人感到一个孤苦无依、望眼欲穿的灵魂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崔太太也上书北京“告御状”。

辽宁省省检察院派了一个叫王明昌的处长,带着秘书范少华,和安东市检察、法院(各派一人)组成了崔锦章案复查组。10个月后,水落石出。

1957年5月4日,千山劳改支队石头大队向崔锦章宣布了“无罪释放”。

崔先生回家了,又回到了兴隆街的老屋,悲喜交加的心情不必说了。

1951年关进“东坎子”后,不让探监。一直押到海城监狱时,才有了这个“福利”。崔太太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注9),来到千里之遥的荒郊野外,离别两年后的狱中相见,令人泪如雨下,肠断魂消啊!

回家第二天,安东市检察院检察长李文章(注10)来到崔家,握着崔先生的手说:“受委屈啦!崔先生,在家安心静养吧!补发工资,恢复名誉的事,相信党会很快落实的。”几句话,整的崔先生眼泪差点掉下来。

等啊等,眼瞅着5月过去了,检察长说的“落实”,仍然悬在空中。

崔先生坐不住了,就跑检察院,跑法院,东跑西颠的,得到的答复是:大鸣大放,暂不办公。

6月下旬,一个傍晚。崔先生呆在屋子里发闷,突然,楼梯传来一阵脚步声,几个陌生人二话没说,上来就把崔锦章铐住了。原来,是法院的人。

赶巧美玲放学回来,一下子扑在爸爸的身上,哭起来“爸爸,咱不去呀!”

美杰也吓哭了,世光跑出去找妈去了。

颇有戏剧性的是,此时此刻,崔太太正在一个宗教整风会上为丈夫“不平之鸣”呢!

这一回,崔先生被押进了安东市看守所。当时,所长问法院的人,有“押票”吗?回答是“后补”。

三个月后,安东法院向崔锦章宣判:“恢复原判,并延长刑期六个月”。

随后,崔先生被押送开原监狱服刑。

1958年10月8日,是崔锦章刑满释放的日子。

但是,开原监狱“爱才如命”,不许崔先生回家,强迫就业在“犯人工厂”。

崔锦章不是流浪汉,妻子儿女眼巴巴的盼着呢!凭什么死缠烂打的,不让人回家呢?不容分说,狱警把崔先生押送 “犯人工厂”——辽阳铧子劳改队新生水泥厂。 并且,又以“不安心就业罪” (1959年2月),押进了辽阳看守所。蹲了120多天后,被辽阳市法院以 “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还是那道“菜”,被安东法院“炒”过了的,辽阳法院又回锅“炒”了一遍。

“掌勺大厨”熊宪海(审判长)笑嘻嘻地说:“你不能上诉吗?上诉就叫你倒霉,你上诉吧!”

“上诉就叫你倒霉”,这不要沉冤大海吗?山高皇帝远,“御状” 告不成,难道只能在监狱里等死吗?

1960年7月14日,凌源监狱露天工地。

忽然,狱警发现身背药箱的崔锦章不见了,正要发出追捕的警报,回来了,身后跟着巡逻的民兵。为此,凌源法院对“崔犯”又以“脱逃罪“和“盗窃罪”,加刑4年。哪来的“盗窃罪”呢?因为,“崔犯”时为“狱医”,随身背着一个药箱,里面装有听诊器、体温计,还有红药水,逃跑的时候,心急忘了放下药箱,于是,构成了“盗窃罪”。多亏药箱里没有刀,否则,就成“杀人犯”了。

加刑后,又被转到盘山监狱。从东坎子开始,蹲了8家监狱,在大墙里熬过了20个春秋,这一生,监狱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情人。

 

(注8)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最高检察长张鼎丞在报告中,讲到镇反运动中的错案问题。会后,张鼎丞主持召开了公检法“三长”联席会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进行执法检查,重点是:冤案和错案、积案;监狱和劳改队。

(注9)根据崔锦章先生的口述(1983年),1953年,王澄美去海城探监时,美玲7岁,世光5岁,美杰2岁(曾工作于华东神学院,现在美国加州一神学院攻读研究生)。

(注10)李文章,安东检察署检察官,崔锦章案件的承办人。在作为崔“破坏抗美援朝”证据——《抗美援朝独幕剧选》的封面上,李用红笔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此剧本即系基督教医院职工准备出演,后被该院长崔锦章(已被捕)阻止演出的剧本《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李文章(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基督徒的命运”)

 

柳暗花明

 

1960年冬季,政府动员城里人下乡。

开头动员的是,大跃进以来进城的“农民工”。后来,矛头就指向了“地富反坏右”。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白天晚上的软磨硬泡,一直到把你的户口迁到乡下,才算罢休。

王澄美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被迁到了凤城草河口乡的一个村子,“忽悠”的像花果山似的,好赖去看一眼,心里有个底呀!王澄美一个人坐上火车,到了草河口时,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

打听那个村子的地方,人家说,要翻好几座山呢!眼瞅着大雪封山,她只好赶回了安东。

这时,青岛来了电报,说母亲病重。于是,她携儿带女,急匆匆地去了青岛。

母亲听说,女儿要带孩子下乡,忧心忡忡。她说,回来吧!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小孩下乡,没法活呀?

几天后,澄美带着孩子回了安东。

在一个姊妹(姓史)的陪伴下,她又来到了草河口。其实,那个村子离车站还不到二里地。

村官听说,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孩才15岁,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难道俺乡下是城里人“吃闲饭”的地方么?

被城里赶到乡下,而乡下“不要”,被逼无奈,只好投奔青岛了。但是,青岛如果“不要”呢?心里总是揣个兔子。听说,“反属”(反革命家属)要去青岛,“跑街道”的一个小脚老太告诉王澄美,要是人家青岛不给你落户,你可别回来啊!我们也不要。

4月12日,大连港。

王澄美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开往青岛的客轮。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客轮缓缓离开了码头。

天色已晚,海风袭人,眺望远方,一片雾霭笼罩着茫茫的海面。

别了!安东,别了,伤心之地……

青岛是丘陵上的城市,坡路很多。

伏龙路4号,是山坡上的一座教堂,背山面海,站在教堂门口,可以欣赏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乡间教堂式的火车站,海风送来的管弦乐声……

教堂的门旁竖起一块石碑,刻着十字架和一本书(圣经),上面有一段经文,下端刻着建堂的时间:一九三五年。

这个教堂的创始人王德润牧师,是王澄美的二叔,是他带领信徒募捐建起了这座教堂,名曰:同道堂。在教堂的两头植下了两棵树,一棵槐树,一棵雪松。

50年代初期,教堂里开始悬挂领袖头像。在一个礼拜日,牧师王德润拿下了遮蔽十字架的“头像”,带领信徒在十字架下祷告。为此,闯下了大祸,多亏他跑得快些,逃亡海外了。否则,不“吃枪子儿”,也要打入死牢。

多少年来,一个热衷于植堂传福音的牧师,“焉知解放后,竟成为最早流落香港街头的人。他绝不会想到,自此,这间教堂就沦为流浪儿。被人随便践踏……牧师师娘一家也在院里备受歧视,数年后,儿女们陆续投奔而去,又转道定居英国。”(崔美玲给作者的信)

后来,同道堂就变成了住着30几户人家的“大杂院”。当年植下的两棵树,已经“高耸云端”了。

王澄美一家就在楼下左边第二个屋子,从前的查经室,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蜗居着老少三代6个人。

这样狭小的空间,还有一个像衣柜似的东西,和主人拥挤在一起,西方人称为“乐器皇帝”的一架立式钢琴,深棕色的琴壳,有些褪色了。琴谱搁板上印着依稀可辨的“MOUTRIE  Shanghai”和 “1918年”。 那时,国人叫它“茅翠”。(注11)

光复那年(1945),安东的街上,随处可见叫卖家私的日本人。他们着急卖掉“累赘”,赶紧逃回老窝。

安东兴隆街“永远福”钟表店里摆着一架钢琴,是一个日本人托卖的。王澄美弹试一下,便用一两黄金和500元现钞买了下来。然后,雇了四个人把这个沉甸甸的东西搬上了楼,立时,招来了邻居的笑话:兵荒马乱的年月,有钱买地多好,买这么个“没用的”玩意,脑袋里有虫啊?

崔先生下狱后,为了生活,王澄美在家教起了钢琴,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是2元3角钱。作为中国人的钢琴老师,她是安东史上第一人。

离开安东前,有人找上门来要买钢琴,出价500元钱(沈阳音乐学院)。在那个年代,一个劳力的月薪是十几元、几十元钱。500元,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看着眼热的邻居说,这年月,人都饿死了,穷的叮当响,留那么个玩艺能当饭吃呀?

在哀鸿遍野的岁月,为了活下去,城里的女人都把自己“压箱子底”的一点嫁妆(首饰),拿到乡下去换“苞米豆子”了(玉米)。

1962年5月,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在中央音乐学院不胫而走:在考场上,一个小男孩弹奏了贝多芬的CD调奏鸣曲《悲怆》,这是大学的曲目。更重要的是,那琴弹的大气磅礴,流畅自然,“很像刘诗昆小时候”,是一个“内心有音乐的孩子”。

小孩14岁,来自青岛一个“寒门”子弟。黑色上衣是父亲的旧装,在进京之前,母亲连夜缝制的。难堪的是,上火车前,行李过磅超重了,虽说几毛钱,但囊空如洗呀!一位陌生人听了母亲的苦衷之后,动了怜悯之心。也许是那20斤花生惹的祸吧!但那不是带给儿子的“零嘴”,而是要卖与“皇城”,作为回家的盘缠。

假如在安东没有山穷水尽,假如“茅翠”换作了苞米豆子充饥,假如没有音乐之岛的海风吹佛,假如没有母亲那一双推动音乐摇篮的手,恐怕世界钢琴音乐史上,就会缺少一个豁亮的名字:崔世光(注12)。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莫名其妙的,崔美玲女士在回忆这段遭遇时,是这样说的:“奇妙的是,神的手带领,一路顺利来到青岛。”

母亲与儿女(1964):左起世光、王澄美女士、美杰、美玲(1964年)。
母亲与儿女(1964):左起世光、王澄美女士、美杰、美玲(1964年)。


(注11)MOUTRIE  Shanghai,茅翠,现音译为“谋得利”, 是1890年英国人William outrie在上海开办的摩得利钢琴厂的产品。

(注12)崔世光1948年出生于安东,4岁时,母亲(王澄美)把他抱上琴凳学习钢琴。

1961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青岛招生时,校长于慧耕发现崔世光是一个天才,却因政审而被淘汰(崔锦章先生的问题)。第二年,政审有所松动,但青岛无招生计划,于校长特别通知崔世光进京赴考,遂被录取。

现为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

 

长夜漫漫

 

安东站,午夜时分,天空飘起了雪花,寒风刺骨,抽打着空荡荡的站台。

一个老者背着行李,望着空旷的站台,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1938年冬季,在这个站台上,也是这个时候,雪花纷飞,他迎来了分别两年多的爱人,离多聚少的生活,总归结束了。转过年,1月27日,两个人在元宝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一晃,30余年了,生死离别,血泪交织。如今,已两鬓苍苍,老眼昏花了。

票房子的长条椅子上,零星的躺着几个人。他也枕着行李慢慢地倒下,心想,熬到天亮再说吧! 这回该不是一场游戏吧!是的,飞鸟投林了。

朦胧间,一个警察走了过来,打量了他一番,似乎看出是个“老犯”。 警察接过一张纸,看了看,是盘山监狱的“遣返证明书”;

“兹有崔锦章,现年55岁,因反革命一案 ……”

“现已刑满释放,同意该员回家,现予遣返,请准予登记户口。”

落款时间:1971年1月30日。

警察摇摇头走了,崔先生又慢慢地倒下来,微微地合上了眼睛。

人过半百了,换句话说,黄土埋半截子了。前半生除了读书,就是蹲监狱了。自从成家之后,给妻子儿女带来些什么呢?如果说,这一生注定了要背十字架,那么,妻子就成了苦难的陪绑者。

新婚燕尔之际,崔先生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不想当“孩子王”了(三育小学),他还要读书。到底是个“书虫”,就在这年的春天,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盛京医大。

为了让先生上学,妻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职生涯,从大孤山崇正女校,到徐州培真中学,再到青岛文德女子中学(母校)直到先生学业有成(1944),才从青岛回了安东,和先生携手建起了美明诊所。

后来呢?简单点说,先生没进监狱之前,跟着受累,进了监狱之后,跟着受罪。如果说,开始是背十字架,后来就是被钉十字架了。

文革年月,不让教琴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王澄美只好去打零工:洗衣、劈柴、看孩子、织渔网、伺候病人,上山打石头,劳累一天拿到一块几毛钱,赶紧跑去买棒子面。

王澄美与姜宝珍(1897—1965,孤山人,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在崇正女校合影(1939年)。
王澄美与姜宝珍(1897—1965,孤山人,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在崇正女校合影(1939年)。

还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天不亮就要爬起来,和两个“地主婆”去刷厕所。然后,向领袖头像“请罪”。

俗话说,金属也有断裂的时候。王澄美一下子病倒了半年多,吃不下,睡不着,精神恍惚,身体渐渐憔悴下去。

大夫瞥了一眼她胸前戴着的“右派”名签,似乎都明白了,就说:你这是心里有事憋的,你不要这样,想说的你就说,想哭你就哭吧!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太大,是要崩溃的呀!

可是,向谁倾诉?“哭墙”何在呢?丈夫蹲监狱,孩子还小,不经事,不憋在心里,又怎样呢?何况,这是“一个悲而不敢哭泣的时代”,所有的苦痛,只有天父最清楚了。

从大墙里放出来了,为什么蹲票房子,不赶紧回家团聚呢?原来。在出狱前,监狱为“落户”的事情派员去过青岛,结果碰了“钉子”,青岛市江苏路派出所硬是不给崔锦章落户。

青岛去不了,安东是故土,“投亲靠友”吧!又犯傻了,忘了“墙倒众人推”啊!何况,一个蹲了20年的“反革命”呢 ?可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就是要饭,也得有个放“打狗棍”的地方吧!?

冬季夜长,凌晨4时许,还是一片漆黑。

崔先生背着行李的身影,又出现在空旷的站台上。

他踏上了西去的火车,还要回到盘山监狱去,应验了那句俗话,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会老窝。倒不是有什么留恋的,而是那里有个“遣返队”,相当于收容所,都是刑满释放,“无家可归”或者 “有家难归”的人,聚在一起“混吃等死”吧!唉呀!打一棒子躲一躲吧!

有诗曰:宿鸟归飞急。崔先生就像一只鸟儿,一只受了伤害,还在滴血的鸟儿。天色已晚,茫然四顾,林海茫茫,却没有他的一枝树丫,只得忍着伤痛,艰难地盘旋……

车厢里寒气逼人,崔先生有些瑟瑟发抖,他卷缩在冰凉的硬座上,望着外面没有灯光的世界。突然,这巨大的钢铁怪物咆哮起来,随着一阵强烈的震撼,列车没入了无边的黑暗……

图片:建于1935年的教堂,青岛伏龙路4号,现为“大杂院”(崔美玲女士摄于2014年10月)。
图片:建于1935年的教堂,青岛伏龙路4号,现为“大杂院”(崔美玲女士摄于2014年10月)。

另注,本篇所有历史照片系崔世光先生提供。

本篇纪实主要源于:

1、崔锦章先生的口述(1983年)及其刑事卷宗

2、王澄美女士的口述(1983年)

3、《母亲的自述》,崔美玲女士根据录音整理。

4、崔美玲女士的口述(2012年5月)

5、作者在写作中,崔世光先生曾阅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且从香港寄来马克.奥尼尔《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牟京良编译)一书。

 

附件: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再审刑事判决书

(78)刑监字第266号

申诉人崔锦章,男,现年六十三岁,大学文化,浦前系安东基督教会医院院长。

申诉人崔锦章因反革命一案,于1952年经安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申诉人不服,经安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审,以(57)刑监字第37号判决,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七年。后申诉人继续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

原判认定申诉人崔锦章,于一九四五年“九三”后,编印反动歌集两千余册,其中有其亲自填词的“蒋委员长攒”一首,从事反动宣传,以及用高薪瓦解国家医务人员,非法解雇职工等部分事实属实。至于原判认定申诉人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破坏婚姻法、制造假药等事实情节不实。

本院认为,申诉人于“九三”后不久,处于盲目的正统观念填写印发发动歌曲进行宣传属实,但构不成反革命罪。至于瓦解、开除医务人员等问题,属于错误行为,也构不成犯罪。据此,判决如下:

撤销辽宁省安东地区中级法院(57)刑监字第37号刑事判决;

二、对申诉人崔锦章宣告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印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安东市人民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

 

附件: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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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注:崔锦章卷宗共五册,没有查到1952年的原刑事判决书。当年宣判时,崔先生也没有收到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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