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寒雾茫茫

 

1951年3月24日。

浓重的寒雾把一切都吞没了，四周一片漆黑。

崔锦章一个人坐在屋里，翻来覆去的看手里的一张纸，其实，上面也就那么几句话（引自安东市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崔锦章先生：

来信已阅，关于你的问题，现已派人前去，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望你忠实改进业务，以待人民所期。此致

敬礼

陈北辰

段永杰（注1）

1951年3月24日

 

这信是崔先生讲课时，从门缝递进来的。

几天前，听说，市委书记张烈要抓他，一时，坐卧不安，连夜写了一封信，从幼时随家受洗皈依上帝，到新政伊始当上省、市人民代表，洋洋洒洒，不知写了多少字，也没想领导有没有时间“圈阅”。但毕竟回信了，虽然，让他有喜有忧。心里还有点发毛，老是觉得“话里有话”。

正在焦虑之时，曹西贵(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走了进来。二话没说，伸手把那封信“夺”了过去。随后，又进来几个陌生人。

一个麻子脸对崔先生厉声喝道；“你把手举起来！”说着就搜身。

崔锦章一愣神，慢慢地举起手来：“检察长……”

曹西贵打断了他的话：“领导的信，你不是看了吗？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崔接着说：“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检察长，可以告诉我吧!”

曹西贵用鼻子哼了一声：“可以，到检察署再说吧！”话罢。转身出去了。

麻子脸搜去了一支钢笔和一个记事本。紧接着，翻箱倒柜，噼里啪啦，西里轰隆，吓得孩子直哭（43天的女儿、2岁的儿子）。5岁的美玲依偎着爸爸，她的一只冰冷的小手在爸爸的手心里握着。

当警察的手在一个盛书的箱里翻腾时，美玲说话了：“你翻什么？那是我的书。”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发出了不平的声音，真让老爸心里有些震撼。

突然，警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原来，搜出了一些熠熠生辉的东西：19个金元宝、26个金戒指。这些令人垂涎三尺的东西，有崔锦章开业6年的积蓄和夫人结婚时娘家的馈赠以及在华昌工业社入股的利息。其中，有教会委托崔先生保管的（崔兼任“司库” ）：1个元宝和3个戒指；还有郭慕深Karen Gormsen（注2）为几个孤儿所留下的3个元宝。

几个警察麻溜地把“金货”收拾在一个包裹里，又把崔先生的毕业文凭和照片用报纸包起来。

这时，崔太太（王澄美）从外边回来了，眼前是瓢朝天碗朝地的，一片狼藉，她望着丈夫，眼神流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

对于崔先生“出山”，妻子没少絮叨，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你身体不好，担任不了。那么大的医院，又没有好大夫，你累死也干不好。再说了，政府要的那地方，你去了要遭到误会。”

……

一个警察冲着崔先生一甩头：“走吧!”

美玲拉着爸爸的手：“爸，我们不去么！”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崔先生犹如万箭穿心：“玲儿，听话，去睡觉吧！”又对妻子说：“你领孩子去睡觉吧!”

警察把崔太太和孩子赶到一间屋里，把其余几间都贴上了封条。然后，一个

警察掏出绳子来，崔先生说：“同志，还用绑吗？你叫我跑，我也不能跑啊！”

崔先生太单纯了，他不明白，“杀猪”绑起来是怕“跑”了，而绑人也是一种象征，到了这种地步，人不如猪了。

两个警察架着五花大绑的崔先生从楼里出来，身后是孩子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夜雾弥漫，吉普车前人头攒动，人群中喊了一声：

“我们有个要求，请政府告诉我们，崔院长到底犯了什么法？”

“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赶紧让开，别把我惹火了!”这是曹西贵的声音。

警察推开人群，把崔先生塞进了吉普车，曹西贵猫腰钻了进去，一挥手，汽车闪着混浊的灯光，驶出了教会医院。

浓雾淹没了一切，汽车向城东奔驰。跑了一段路后，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小山包下，随着汽车喇叭的鸣叫，一阵沉闷的铁器摩擦声，眼前拉开了一道厚重的铁门，夜雾中闪烁着暗淡的灯光，这是安东的东坎子监狱。（注3）

 

 左图：崔锦章（1916—1992），眼科专家，祖籍山东栖霞县，生于安东。9岁随家（全家10人）受洗皈依上帝。之后，入读教会学校，1932年由安东劈柴沟三育初中进入沈阳市文会高级中学，毕业后，在营口市培真初级中学任教（数理化教员），结识同校女教师王澄美女士。1939年，二人在安东元宝山教堂结为伉俪。次年，考入盛京医科大学。1944年毕业后，回安东与妻共建美明诊疗所（1945—50）。

中共建政初期，曾为安东市人民代表、辽东省人民代表；东北基督教信义会理事、安东教会理事长（兼司库）。1950年，丹麦人撤离前，将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崔出任院长，半年后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1971年出狱。1979年，经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一“基督徒的命运”）

右图：王澄美（1911—2005）祖籍青岛崂山，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时随俄国老师学习钢琴，青年时期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专业系哲学和神学，选修钢琴。在30至40年代，在教会学校教授音乐基础课，并兼任教会的司琴。被称为中国早期音乐启蒙教育的优秀导师。儿子崔世光现为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

 

（注1）陈北辰（1915——1983），沈阳人，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共。 1947年7月起，先后任安东市民主政府秘书长，中共安东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长等职务。1954年后，从政于辽宁省。

段永杰（1921——1978），生于齐齐哈尔。在北平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共。1950至1964年，先后担任安东市副市长、市长。

（注2）郭幕深小姐Karen Gormsen（1880—1960），系丹麦教士，安东育婴堂的创办者。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我的中国孩子”。

（注3）安东监狱最早始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设县时，监狱设在安东县衙内。1921年，新建于珍珠山下，次年9月，正式关押犯人，时称奉天第七监狱。1947年6月，为中共的监狱，称为安东劳改队，习称“东坎子监狱”。

 

血洒铁窗

 

监狱西北角的一个“小号”(禁闭室)， 狭窄、阴暗，没有窗户，墙上结了一层寒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腐朽的地板上卷着一床被褥，抓一把湿漉漉的，几乎能拧出水来。

灯光惨淡，偏僻、背静，听不到人的声息。崔先生神情发呆，好像一尊石像似的。。一会儿，他慢慢地躺下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棚，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耳朵里响着曹西贵的吼声：

“这完全是为了拯救你，我们对你是争取改造。我给你说明白，你的生活还不成问题，在你改造好了以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你崔锦章还会有用的。哼！可能起个小作用吧！傅作义怎么样？那有多厉害呀！列为战犯，但当他回转以后，党还安排在中央政府。你比他还厉害吗？！这里的生活和你家可能是天地之差了，你可要守规矩啊！”

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眼皮沉甸甸的像挂了一层铅，朦胧之间睡过去了。

实在是身心交瘁，从接替倪乐圣Marie Nielsen（注4）那天起，仿佛陷进了沼泽，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而且越陷越深，以至有些窒息的感觉。

从清理备品、药物；编制人员、建章立制到“招兵买马”，既要履行院长的职责，又要身先士卒。他不但是眼科医生，又是助产士。被捕前一天半夜还被叫醒，去为一个难产的女人分娩。除了数不清的纷乱缠绕其身，更难以抵挡的是“明枪暗箭”的袭击。早已焦头烂额了。在监狱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宾至如归，僵卧在冰冷的地铺上，酣睡至天明。醒来的时候，发现褥子已冻结在地板上。

一个狱警递过来几张纸，叫他交代“罪恶”。并且，告诉他一天只许上三次厕所；除了8个小时的睡觉，其余16个钟点都要像僧人那样盘腿打坐，不许晃动，不许闭眼，更不许躺下。如有违规，就“倒霉”了。虽然那时没有“电棍”，但折磨人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

深夜，北风偶尔传来几声野猫的嘶叫。囚室如冰窖般的寒冷，崔先生围着被子，面壁而坐。到了晚上，坐的地板上的冰化成了水，第二天早上，水又结成了冰。

最让他心急火燎的是，没人来提审他，掐着指头算计，到了第七天，仍见不曹西贵的影子，这是为什么呢？崔先生一次一次的向狱警“报告”，请求曹检察长提审。

本来沉疴在身，难抵折磨，自然，旧病复发了，连续高烧，咳血不止，身体瘦得吓人，像一幅骷髅架子。

他心里头害怕，有一天没熬过去，糊里糊涂地死了。

 

（注4）倪乐圣Marie Nielsen，丹麦人，安东丹国医院的最后一任院长，1950年12月18日回国。

崔美玲女士的照片说明（2014年10月17日）：我找到一张与奶奶的合影（53年6月9日—我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在背面的——送给我们亲爱的爸爸），背面的字是母亲写好让我照葫芦画瓢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就是写信里的“亲爱的爸爸”，常常是母亲写好草稿，我们抄一遍，直到自己可以独立写信为止。

这张合影是父亲判后，转到劳改队可以通信时，特地为父亲照的。也是他第一次看见两岁的小女儿英杰（初名）的模样（即祖母怀抱的女孩，右为崔美玲，左为崔世光）。

 

丹麦特务

 

1952年12月30日，崔锦章被安东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是在东坎子监狱蹲了21个月半后的宣判。

1953年3月23日，崔先生被转到海城县南台区监狱，在那里建窑烧砖。

几天后，崔先生被带到审讯室。

警察先问起安东教会医院的一些事情，然后，突然发问：

“你把发报机藏哪去啦？”

“什么发报机？”

“就是你的那个！”

“我家除了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收音机）以外，再没有任何无线电器材，

我从来没有见过‘发报机’什么样，哪来的‘发报机’呢？”.

……

“发报机”，就像一条毒蛇缠扰着他，想起了东坎子监狱，在被羁押的600多天里，一共提审 4次，其中，最有“悬念”的是第二次审讯，1951年4月17日——

审讯一开始，曹西贵先是“绕圈子”，说崔先生有一个“东西”，见崔迷惑不解，就打哑谜似的比划起来，崔还是摇头，曹急眼了：“你的‘发报机’，藏哪去了！？”

“……”

“别装糊涂了，你老婆都交代了，要是找出来，可以杀头。”

“要是‘有’的话，那就奇怪了。检察长最好带我回去一趟吧！”

崔先生下狱后，再也没有见到妻子儿女，听说，老婆领着女儿（美玲）来过，被挡在了大墙外。不过，崔的意思是回家找“发报机”。

1954年11月3日，崔又被转到千山监狱（辽宁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千山大队）。

第二年的年底，监狱开展“肃反”运动，号召犯人坦白和检举。

1956年5月的一天，监狱支队长马某把崔带到办公室审问：

“你那小护士判几年？”

“哪个小护士？”

“和你同时逮捕的，你还不知道？就是给你保管电台的那个嘛！”

“哪有的事啊？我没有电台，怎么会有人为我‘保管电台’呢？”

……

就像一出“悬疑”剧，疑窦丛生，“电台”下落不明，又出现了“保管电台”的“小护士”。

崔先生想起了曹西贵掏出手枪把李凤英吓病了的事（注5），又想起在海城监狱邂逅法官姜涛（注6），竟然也来服刑了。大概是“肩膀齐为兄弟”吧！姜“法官”告诉崔先生：李凤英被他关押了四个月，后来放了。

“小护士”李凤英竟然成了“谍报员”，真是“天方夜谭”啊！

崔先生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是一个“丹麦特务”啊！这是哪来的事呀?看来，都是“电匣子”惹的祸呀！那个丹麦老太婆郭慕深（Karen Gormsen），要不把这玩艺留下来（注7），怎么会成了“丹麦特务”呢？然而，如此的离奇，谁又能想到呢？老百姓有话，早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呢！

 

（注5）李凤英，女，系教会医院护士。1951年2月，被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曹西贵审讯（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基督徒的命运》之一）。

（注6） 姜涛，又名姜仁文 ，1919年出生，住安东县合隆区合隆村。1948年，被安东市法院录用为“学习审判员”。1951年，提任安东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在任时，是铸成崔锦章案件的积极参与者。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三反法庭”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安东市法院1953年刑字473号判决书）。

（注7）郭慕深（Karen Gormsen）回国前（1950年12月），为给孤儿留下积蓄而变卖家私，其中，一张小方桌、一架挂钟，还有一个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收音机），一并作价给了崔锦章（崔锦章先生口述—1983年）。

 

一场游戏

 

一只小麻雀和一只老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有一天，小麻雀目睹了猫捉老鼠的一场戏，狡黠、迅猛、血腥，令小麻雀心发颤。它想：依靠这样的强者，最起码会得到庇护，有安全感。于是，小麻雀在老猫面前叽叽喳喳的唱个不停，正在它献媚之时，突然，老猫像玩一团线球似的，一下子把它抓起来，衔在嘴里，再把它放了，刚要飞，又衔起来，小麻雀浑身颤栗不已，一头雾水，它在想，这是一场游戏吗？放了我吧！……

可是，小麻雀已经遍体鳞伤，羽毛无几，翅膀也断了。

—— 寓言新编

1956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崔先生看到报上最高检察长张鼎丞的一个讲话（注8），提出镇反运动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冤案错案”。并且，要就此开展执法检查。

这些消息，让崔先生仿佛在荒漠中找到了清泉。终于，可以“击鼓喊冤”了。

虽然，只剩下一年零八个月的残刑了，但总不能背一辈子“黑锅”吧！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啊！毛主席不是说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嘛！

但是，心里又有些害怕，要是再扣上个什么帽子，岂不是“雪上加霜”啊？“我的胆子真的吓破了，我开始对人发生疑惧，我害怕人不讲理，我不敢说话，我缄默下去了。”（引自“卷宗”）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量，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但监狱规定，犯人要申诉必须得到批准，否则，就是“抗拒改造”，自讨苦吃。所以，要层层请示，逐个跪拜，一炷香没烧到，也是白费。

运气还不错，上边点头了。于是，崔先生着了魔似的写起来，从7月1日到8月22日，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从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入狱。没有格的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80张。狱警粗略的算了一下，竟然有“34320个字”。而且，就像一本书，从封面到目录以及章节、页数，一目了然，还画出了详尽的履历表——（引自“卷宗”）

上诉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收

千山劳改大队犯人

崔锦章

 

目  录

标题	页数
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信	计2页
履历表	1页
1、我的问题概要	1页
关于判决书上所提到的问题的驳正	2—6
我所认识到的一些问题	6—11
2、我的问题评述
（一）出生及家庭情况	1—2
（二）我怎样信了基督教	2—3
（三）教育学历和婚姻	3—５
（四）职历　美名诊所和基督教医院	５—６
（五）我的思想和政治认识过程	６—２４
（六）基督教医院的历史　我为什么要去做院长	２４—３１
（七）我的案件发生的前后	３１－３５
（八）逮捕 监禁和判决	５１—６３
（久）劳改过程	６３—６９
（十）我现在的思想和今后的希望	６９—７０
结语	70—78

 

履   历  表

 

出生日	1915阴历12月4日
乡里小学	1926-1928
安东县劈柴沟三育高级小学	1929
安东劈柴沟三育初级中学	1930-1932
沈阳市文会高级中学	1933-1935
营口市培真初级中学教员	1936-1937
沈阳市东北神学院学习	1938
安东市三育小学教员	1939
沈阳市盛京医科大学学习	1940-1944
安东市兴隆街美明诊疗所开业	1945-1950
安东市基督教医院院长兼眼科医师	1950.9.5—1951.3.24
安东市医联会主任委员	1949-1950
安东市人民代表	1949-1950
辽东省人民代表	1950
安东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监察委员	1951
安东市基督教信义会理事长	1950-1951
中国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总会理事	1950-1951
逮捕	1951.3.24
判决	1952.12.30
安东市劳改队犯人	1953.12.1.2.3.
海城南台劳改队犯人	1953.3.23-1954.11.20
千山劳改队犯人	1954.11.23—现在

除了煞费苦心的“设计”外，篇首是写给最高检察长张鼎丞的一封信，词恳意切，欲哭无泪，令人感到一个孤苦无依、望眼欲穿的灵魂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崔太太也上书北京“告御状”。

辽宁省省检察院派了一个叫王明昌的处长，带着秘书范少华，和安东市检察、法院（各派一人）组成了崔锦章案复查组。10个月后，水落石出。

1957年5月4日，千山劳改支队石头大队向崔锦章宣布了“无罪释放”。

崔先生回家了，又回到了兴隆街的老屋，悲喜交加的心情不必说了。

1951年关进“东坎子”后，不让探监。一直押到海城监狱时，才有了这个“福利”。崔太太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注9），来到千里之遥的荒郊野外，离别两年后的狱中相见，令人泪如雨下，肠断魂消啊！

回家第二天，安东市检察院检察长李文章（注10）来到崔家，握着崔先生的手说：“受委屈啦！崔先生，在家安心静养吧！补发工资，恢复名誉的事，相信党会很快落实的。”几句话，整的崔先生眼泪差点掉下来。

等啊等，眼瞅着5月过去了，检察长说的“落实”，仍然悬在空中。

崔先生坐不住了，就跑检察院，跑法院，东跑西颠的，得到的答复是：大鸣大放，暂不办公。

6月下旬，一个傍晚。崔先生呆在屋子里发闷，突然，楼梯传来一阵脚步声，几个陌生人二话没说，上来就把崔锦章铐住了。原来，是法院的人。

赶巧美玲放学回来，一下子扑在爸爸的身上，哭起来“爸爸，咱不去呀！”

美杰也吓哭了，世光跑出去找妈去了。

颇有戏剧性的是，此时此刻，崔太太正在一个宗教整风会上为丈夫“不平之鸣”呢！

这一回，崔先生被押进了安东市看守所。当时，所长问法院的人，有“押票”吗？回答是“后补”。

三个月后，安东法院向崔锦章宣判：“恢复原判，并延长刑期六个月”。

随后，崔先生被押送开原监狱服刑。

1958年10月8日，是崔锦章刑满释放的日子。

但是，开原监狱“爱才如命”，不许崔先生回家，强迫就业在“犯人工厂”。

崔锦章不是流浪汉，妻子儿女眼巴巴的盼着呢！凭什么死缠烂打的，不让人回家呢？不容分说，狱警把崔先生押送 “犯人工厂”——辽阳铧子劳改队新生水泥厂。 并且，又以“不安心就业罪” （1959年2月），押进了辽阳看守所。蹲了120多天后，被辽阳市法院以 “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还是那道“菜”，被安东法院“炒”过了的，辽阳法院又回锅“炒”了一遍。

“掌勺大厨”熊宪海（审判长）笑嘻嘻地说：“你不能上诉吗？上诉就叫你倒霉，你上诉吧!”

“上诉就叫你倒霉”，这不要沉冤大海吗？山高皇帝远，“御状” 告不成，难道只能在监狱里等死吗？

1960年7月14日，凌源监狱露天工地。

忽然，狱警发现身背药箱的崔锦章不见了，正要发出追捕的警报，回来了，身后跟着巡逻的民兵。为此，凌源法院对“崔犯”又以“脱逃罪“和“盗窃罪”，加刑4年。哪来的“盗窃罪”呢?因为，“崔犯”时为“狱医”，随身背着一个药箱，里面装有听诊器、体温计，还有红药水，逃跑的时候，心急忘了放下药箱，于是，构成了“盗窃罪”。多亏药箱里没有刀，否则，就成“杀人犯”了。

加刑后，又被转到盘山监狱。从东坎子开始，蹲了8家监狱，在大墙里熬过了20个春秋，这一生，监狱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情人。

 

（注8）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最高检察长张鼎丞在报告中，讲到镇反运动中的错案问题。会后，张鼎丞主持召开了公检法“三长”联席会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进行执法检查，重点是：冤案和错案、积案；监狱和劳改队。

（注9）根据崔锦章先生的口述（1983年），1953年，王澄美去海城探监时，美玲7岁，世光5岁，美杰2岁（曾工作于华东神学院，现在美国加州一神学院攻读研究生）。

（注10）李文章，安东检察署检察官，崔锦章案件的承办人。在作为崔“破坏抗美援朝”证据——《抗美援朝独幕剧选》的封面上，李用红笔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此剧本即系基督教医院职工准备出演，后被该院长崔锦章（已被捕）阻止演出的剧本《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李文章（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基督徒的命运”）

 

柳暗花明

 

1960年冬季，政府动员城里人下乡。

开头动员的是，大跃进以来进城的“农民工”。后来，矛头就指向了“地富反坏右”。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白天晚上的软磨硬泡，一直到把你的户口迁到乡下，才算罢休。

王澄美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被迁到了凤城草河口乡的一个村子，“忽悠”的像花果山似的，好赖去看一眼，心里有个底呀！王澄美一个人坐上火车，到了草河口时，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

打听那个村子的地方，人家说，要翻好几座山呢！眼瞅着大雪封山，她只好赶回了安东。

这时，青岛来了电报，说母亲病重。于是，她携儿带女，急匆匆地去了青岛。

母亲听说，女儿要带孩子下乡，忧心忡忡。她说，回来吧!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小孩下乡，没法活呀？

几天后，澄美带着孩子回了安东。

在一个姊妹(姓史)的陪伴下，她又来到了草河口。其实，那个村子离车站还不到二里地。

村官听说，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孩才15岁，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难道俺乡下是城里人“吃闲饭”的地方么？

被城里赶到乡下，而乡下“不要”，被逼无奈，只好投奔青岛了。但是，青岛如果“不要”呢？心里总是揣个兔子。听说，“反属”（反革命家属）要去青岛，“跑街道”的一个小脚老太告诉王澄美，要是人家青岛不给你落户,你可别回来啊！我们也不要。

4月12日，大连港。

王澄美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开往青岛的客轮。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客轮缓缓离开了码头。

天色已晚，海风袭人，眺望远方，一片雾霭笼罩着茫茫的海面。

别了！安东，别了，伤心之地……

青岛是丘陵上的城市，坡路很多。

伏龙路4号，是山坡上的一座教堂，背山面海，站在教堂门口，可以欣赏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乡间教堂式的火车站，海风送来的管弦乐声……

教堂的门旁竖起一块石碑，刻着十字架和一本书（圣经），上面有一段经文，下端刻着建堂的时间：一九三五年。

这个教堂的创始人王德润牧师，是王澄美的二叔，是他带领信徒募捐建起了这座教堂，名曰：同道堂。在教堂的两头植下了两棵树，一棵槐树，一棵雪松。

50年代初期，教堂里开始悬挂领袖头像。在一个礼拜日，牧师王德润拿下了遮蔽十字架的“头像”，带领信徒在十字架下祷告。为此，闯下了大祸，多亏他跑得快些，逃亡海外了。否则，不“吃枪子儿”，也要打入死牢。

多少年来，一个热衷于植堂传福音的牧师，“焉知解放后，竟成为最早流落香港街头的人。他绝不会想到，自此，这间教堂就沦为流浪儿。被人随便践踏……牧师师娘一家也在院里备受歧视，数年后，儿女们陆续投奔而去，又转道定居英国。”（崔美玲给作者的信）

后来，同道堂就变成了住着30几户人家的“大杂院”。当年植下的两棵树，已经“高耸云端”了。

王澄美一家就在楼下左边第二个屋子，从前的查经室，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蜗居着老少三代6个人。

这样狭小的空间，还有一个像衣柜似的东西，和主人拥挤在一起，西方人称为“乐器皇帝”的一架立式钢琴，深棕色的琴壳，有些褪色了。琴谱搁板上印着依稀可辨的“MOUTRIE  Shanghai”和 “1918年”。 那时，国人叫它“茅翠”。（注11）

光复那年（1945），安东的街上，随处可见叫卖家私的日本人。他们着急卖掉“累赘”，赶紧逃回老窝。

安东兴隆街“永远福”钟表店里摆着一架钢琴，是一个日本人托卖的。王澄美弹试一下，便用一两黄金和500元现钞买了下来。然后，雇了四个人把这个沉甸甸的东西搬上了楼，立时，招来了邻居的笑话：兵荒马乱的年月，有钱买地多好，买这么个“没用的”玩意，脑袋里有虫啊?

崔先生下狱后，为了生活，王澄美在家教起了钢琴，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是2元3角钱。作为中国人的钢琴老师，她是安东史上第一人。

离开安东前，有人找上门来要买钢琴，出价500元钱（沈阳音乐学院）。在那个年代，一个劳力的月薪是十几元、几十元钱。500元，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看着眼热的邻居说，这年月，人都饿死了，穷的叮当响，留那么个玩艺能当饭吃呀？

在哀鸿遍野的岁月，为了活下去，城里的女人都把自己“压箱子底”的一点嫁妆(首饰)，拿到乡下去换“苞米豆子”了（玉米）。

1962年5月，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在中央音乐学院不胫而走：在考场上，一个小男孩弹奏了贝多芬的CD调奏鸣曲《悲怆》，这是大学的曲目。更重要的是，那琴弹的大气磅礴，流畅自然，“很像刘诗昆小时候”，是一个“内心有音乐的孩子”。

小孩14岁，来自青岛一个“寒门”子弟。黑色上衣是父亲的旧装，在进京之前，母亲连夜缝制的。难堪的是，上火车前，行李过磅超重了，虽说几毛钱，但囊空如洗呀！一位陌生人听了母亲的苦衷之后，动了怜悯之心。也许是那20斤花生惹的祸吧！但那不是带给儿子的“零嘴”，而是要卖与“皇城”，作为回家的盘缠。

假如在安东没有山穷水尽，假如“茅翠”换作了苞米豆子充饥，假如没有音乐之岛的海风吹佛，假如没有母亲那一双推动音乐摇篮的手，恐怕世界钢琴音乐史上，就会缺少一个豁亮的名字：崔世光（注12）。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莫名其妙的，崔美玲女士在回忆这段遭遇时，是这样说的：“奇妙的是,神的手带领,一路顺利来到青岛。”

（注11）MOUTRIE  Shanghai，茅翠，现音译为“谋得利”， 是1890年英国人William outrie在上海开办的摩得利钢琴厂的产品。

（注12）崔世光1948年出生于安东，4岁时，母亲（王澄美）把他抱上琴凳学习钢琴。

1961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青岛招生时，校长于慧耕发现崔世光是一个天才，却因政审而被淘汰（崔锦章先生的问题）。第二年，政审有所松动，但青岛无招生计划，于校长特别通知崔世光进京赴考，遂被录取。

现为国际知名中国钢琴家、作曲家。

 

长夜漫漫

 

安东站，午夜时分，天空飘起了雪花，寒风刺骨，抽打着空荡荡的站台。

一个老者背着行李，望着空旷的站台，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1938年冬季，在这个站台上，也是这个时候，雪花纷飞，他迎来了分别两年多的爱人，离多聚少的生活，总归结束了。转过年，1月27日，两个人在元宝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一晃，30余年了，生死离别，血泪交织。如今，已两鬓苍苍，老眼昏花了。

票房子的长条椅子上，零星的躺着几个人。他也枕着行李慢慢地倒下，心想，熬到天亮再说吧! 这回该不是一场游戏吧！是的，飞鸟投林了。

朦胧间，一个警察走了过来，打量了他一番，似乎看出是个“老犯”。 警察接过一张纸，看了看，是盘山监狱的“遣返证明书”；

“兹有崔锦章，现年55岁，因反革命一案 ……”

“现已刑满释放，同意该员回家，现予遣返，请准予登记户口。”

落款时间：1971年1月30日。

警察摇摇头走了，崔先生又慢慢地倒下来，微微地合上了眼睛。

人过半百了，换句话说，黄土埋半截子了。前半生除了读书，就是蹲监狱了。自从成家之后，给妻子儿女带来些什么呢?如果说，这一生注定了要背十字架，那么，妻子就成了苦难的陪绑者。

新婚燕尔之际，崔先生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不想当“孩子王”了（三育小学），他还要读书。到底是个“书虫”，就在这年的春天，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盛京医大。

为了让先生上学，妻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职生涯，从大孤山崇正女校，到徐州培真中学，再到青岛文德女子中学(母校)直到先生学业有成（1944），才从青岛回了安东，和先生携手建起了美明诊所。

后来呢？简单点说，先生没进监狱之前，跟着受累，进了监狱之后，跟着受罪。如果说，开始是背十字架，后来就是被钉十字架了。

文革年月，不让教琴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王澄美只好去打零工：洗衣、劈柴、看孩子、织渔网、伺候病人，上山打石头，劳累一天拿到一块几毛钱，赶紧跑去买棒子面。

还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天不亮就要爬起来，和两个“地主婆”去刷厕所。然后，向领袖头像“请罪”。

俗话说，金属也有断裂的时候。王澄美一下子病倒了半年多，吃不下，睡不着，精神恍惚，身体渐渐憔悴下去。

大夫瞥了一眼她胸前戴着的“右派”名签，似乎都明白了，就说：你这是心里有事憋的，你不要这样，想说的你就说，想哭你就哭吧！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太大，是要崩溃的呀！

可是，向谁倾诉？“哭墙”何在呢？丈夫蹲监狱，孩子还小，不经事，不憋在心里，又怎样呢？何况，这是“一个悲而不敢哭泣的时代”，所有的苦痛，只有天父最清楚了。

从大墙里放出来了，为什么蹲票房子，不赶紧回家团聚呢？原来。在出狱前，监狱为“落户”的事情派员去过青岛，结果碰了“钉子”，青岛市江苏路派出所硬是不给崔锦章落户。

青岛去不了，安东是故土，“投亲靠友”吧！又犯傻了，忘了“墙倒众人推”啊！何况，一个蹲了20年的“反革命”呢 ？可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就是要饭，也得有个放“打狗棍”的地方吧！？

冬季夜长，凌晨4时许，还是一片漆黑。

崔先生背着行李的身影，又出现在空旷的站台上。

他踏上了西去的火车，还要回到盘山监狱去，应验了那句俗话，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会老窝。倒不是有什么留恋的，而是那里有个“遣返队”，相当于收容所，都是刑满释放，“无家可归”或者 “有家难归”的人，聚在一起“混吃等死”吧！唉呀！打一棒子躲一躲吧！

有诗曰：宿鸟归飞急。崔先生就像一只鸟儿，一只受了伤害，还在滴血的鸟儿。天色已晚，茫然四顾，林海茫茫，却没有他的一枝树丫，只得忍着伤痛，艰难地盘旋……

车厢里寒气逼人，崔先生有些瑟瑟发抖，他卷缩在冰凉的硬座上，望着外面没有灯光的世界。突然，这巨大的钢铁怪物咆哮起来，随着一阵强烈的震撼，列车没入了无边的黑暗……

另注，本篇所有历史照片系崔世光先生提供。

本篇纪实主要源于：

1、崔锦章先生的口述（1983年）及其刑事卷宗

2、王澄美女士的口述（1983年）

3、《母亲的自述》，崔美玲女士根据录音整理。

4、崔美玲女士的口述（2012年5月）

5、作者在写作中，崔世光先生曾阅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且从香港寄来马克.奥尼尔《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牟京良编译）一书。

 

附件：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再审刑事判决书

（78）刑监字第266号

申诉人崔锦章，男，现年六十三岁，大学文化，浦前系安东基督教会医院院长。

申诉人崔锦章因反革命一案，于1952年经安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申诉人不服，经安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审，以(57)刑监字第37号判决，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七年。后申诉人继续申诉，现经本院再审查明：

原判认定申诉人崔锦章，于一九四五年“九三”后，编印反动歌集两千余册，其中有其亲自填词的“蒋委员长攒”一首，从事反动宣传，以及用高薪瓦解国家医务人员，非法解雇职工等部分事实属实。至于原判认定申诉人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破坏婚姻法、制造假药等事实情节不实。

本院认为，申诉人于“九三”后不久，处于盲目的正统观念填写印发发动歌曲进行宣传属实，但构不成反革命罪。至于瓦解、开除医务人员等问题，属于错误行为，也构不成犯罪。据此，判决如下：

撤销辽宁省安东地区中级法院（57）刑监字第37号刑事判决；

二、对申诉人崔锦章宣告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印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安东市人民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

 

附件：判决书——

 

另注：崔锦章卷宗共五册，没有查到1952年的原刑事判决书。当年宣判时，崔先生也没有收到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