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一 具 骷 髅

 

孤山的春天，要比别的地方早些，这是南临黄海，海洋暖湿气流北上，被山峦所滞的结果，所以，孤山的杏梅总是在乍暖还寒之季开花的。

沿着弯曲迂回的小巷，走过低矮的黄土泥墙，枝枝杏花横卧墙头，微风吹过，洁白柔顺的花瓣散落在头和肩上，令人感到一种春情绽放的愉悦，“凌寒俏枝头，独艳引春来”，杏花被诗人喻为“北国春天之魂”。

孤山的东麓，也叫小东山，有许多丹麦人的房子，风风雨雨，几近百年，有的坍塌，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老屋易主，还有的沦落到“土豪”手里，好像穷人家的女儿，卖给了“老鸨子”，何去何从，由不得自己了。

最显眼的是，耸立于小东山之巅的一栋二层楼，坐北朝南，青砖到顶，屋檐下砖砌的一圈图案却别有一绝，仿佛一个女人颈上的美丽项链。当年，人们称这里为“教士楼”（注1）。

公元2000年，这栋楼辗转到一个老板手中。次年，一群“农民工”在院子里深挖，又要搞什么赚钱的活计。突然，有人惊叫起来：“哎呀！妈呀！——‘死倒’‘死倒！’（土话，死人、死尸）”原来，挖出了一具骷髅。接着有人喊：“快来看哪！还会动弹呢！”听说骷髅“活了”，谁还敢看哪，吓的这帮人一哄而散。

人都想着从地里能挖出个古董什么的，上边拿走了，也能给几个钱。最忌讳的是，挖出“死倒”，也就是骷髅，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遭遇死神和鬼魂，害怕遭“报应”，假如一个屈死的冤魂重见天日。哪就麻烦大了。可是，一个向来住家的地方，又不是乱葬岗子，哪来的骷髅呢？

这件事，给孤山人带来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多亏有几个老人出来“破解”了。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丹麦女人的尸骨，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聂乐信。对于这个名字，孤山人并不是太陌生，因为，房前屋后盛开的杏梅，最早是她从丹麦传来的。于是，人们心中恐惧的阴影，渐渐就消除了。

 

（注1）教士，泛指以传播福音为职业的人；从狭义上讲，有别于牧师，前者是奉教会的差遣将福音传给未得之民、以建立教会；后者受教会之托，意在带领信徒和治理教会。

 

 

 

 

   美 丽 天 使

 

1898年深秋，茫茫的芦苇荡，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涛声“哗哗”，荡涤着马路上扬起的尘土。

在黄海北岸的乡道上，奔驰着一辆带蓬的马车，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飘散着长长的鬃毛，车上坐着一位金发女郎，修长的身材，一袭白装，就像童话里的美丽天使，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闪着蓝宝石般的光芒。在她的眼前，涌动着一望无边的苇荡。渺茫的天际，隐约有一条蔚蓝的带子在飘动，车夫说，那就是黄海，四年前，那场惨烈的海战（甲午海战），就发生在那里。

从旅顺上路，已经颠簸八天了。随着马铃哗哗，孤山越来越近了。

马车上的洋小姐，她的名字是：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汉语的音译：艾伦.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尼尔森，是她的姓,朋友和亲近的人喜欢叫她“艾伦”小姐，而“玛丽娅”也是她的名字。“聂乐信”是她到中国后使用的汉字“符号”，也是随乡入俗吧！细心的人会注意，聂姓和英文姓氏“尼尔森”发音有着相似之处（以下行文会出现“尼”的代称）。

1871年7月17日，尼出生于 Bregninge 市， Holbæk，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Nielsen Jørgen (1836-1900).  母亲Jensen Maren Kirstine  (1837-1890)。她是这个家庭的第六个孩子。一个月后，母亲抱着她，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基督教教堂受洗。青年时的学业完成，是在哥本哈根的 N. Zahles Seminarium 师范学校（1894—1897）。（注2）

来孤山这一年。尼小姐27岁。起初，在柏卫Conrad S. Bolwig（注3）开的西街诊所做护士。后来，她搬到了孤山东关（东街），也叫“小东山”，是一座荒丘，她要把那里开垦为“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注2）姜振芙《东沟县基督教志》的记叙，聂乐信出生于西班牙巴依尼卡，后来，她跟随父母举家回迁丹麦。

（注3）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丹麦牧师，1893年携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到达上海，辗转于汉口、营口等地，1896年抵大孤山，施医布道，办学兴教。1946年，夫妇回国。（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二：《走过死荫的幽谷》）

 

 

本文的黑白照片系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出版)一书，该书以图片为主，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致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孫女Xingmei(杏梅)和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对于图片文字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教师和牧师。1914—1916年，在大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及神学院院长。

 

 

孤 山 之 春

 

1903年4月6日，凛冽的老北风停止了呼啸，小草从消融的残雪中探出了头，山坡上渐渐的有了星星点点的绿色。

孤山的东关聚集了一些人，围绕在几间新房子前，他们是在看热闹。

原来，这一天是基督教崇正女子小学开学的日子，校长是尼尔森小姐，教师有柏卫（Conrad S. Bolwig）和米娜（Minna Hass）夫妇，还有一位中国人，教汉语的杨老师。学生是尼尔森收养的三个女孩，两个是流落街头的孤儿（有一个叫刘芝兰），另一个是孤山第一个基督徒，卖香小贩的女儿姜宝珍。

先前的孤山只有私塾，“洋学堂”——西式学校，这是破天荒的，女孩子上学，更是“公鸡下蛋”的怪事，大孤山人伸长了脖子——有“热闹”看了。

第二年，入学的新生有四个女孩，都是来自基督徒家的孩子。免费上学为何这般冷落呢？依中国人的观念，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生育工具，一个卑贱的动物，没有资格上学读书。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古伯察在《中华帝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而在基督徒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是上帝赐予为人父母的礼物。从这个意义讲，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所有的孩子，不分男女、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为了让更多的女孩上学，尼小姐手里拿着一本圣经，走街串巷，传播福音，不停地劝说乡民让孩子上学去。

俗话说，铁杵磨成针，天道酬勤。

20几年后，也就是在30年代，崇正女子小学由一棵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从初小、高小、初中到高中，还开设了师范专科，即保姆学院（清末习称幼儿教师为保姆）。生源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到东北边陲黑河，遍及满洲十几个市县，还有来自朝鲜的学生。民国27年（1938），学校有417名学生；教师18人，其中，中国教师13名，外籍教师有日本人、朝鲜人，丹麦人先后有四名教师在此任教（注4）.

学校的房舍由几间扩展到百余间，含两栋三层教学楼和两栋牧师楼（包括一栋教士楼），占地7000余平方米。还要提及的是保姆学院（1915年创立）附属的幼稚园（幼儿园），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远东第一都市的上海，只有2所幼儿园，幼儿100余人（1911年）。

幼儿园的院长姜宝珍（兼任小学部校长）是“留过洋”的，在崇正女校毕业后，被尼尔森送往丹麦、英国留学。

 

自从有了女子学校，孤山的春天喧闹起来了。

草木吐绿，野花遍地。一群女孩行进在一条蜿蜒向上的石路上。这是春天里的“踏青”，也是崇正女校的体育科目“登山”。

一个个额前垂着整齐的“一字型”的刘海儿，绀青色的衣裙，白袜子、黑鞋。绀青也称红青、绀紫。这种黑中微红，青而含赤的色彩，给人一种美丽、神秘，安静、坚毅，而且带着青涩和童真的感觉。这叫人想起了一句诗“绀色染衣春意静”（ 宋程垓《瑞鹧鸪》词），诗人描写的是春天里的一种罕见的紫茉莉。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女学生踏青，是孤山春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孩子们爬上山巅，唱起了赞美诗：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唱歌，四周响应，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注5）

 

歌声纯净和美，犹如泉水淙淙，带着一种幽远的清凉，荡涤着尘世的喧嚣，

泛起一种敬畏的情绪。

30年代的末期是女校的鼎盛之时，不久，由于日寇加紧了占领区的奴化教育，规定学校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要求师生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鞠躬“最敬礼”。如有“不敬”，严惩不贷，甚至投入监狱。

聂乐信向日本人表示：基督徒“笃信上帝，不拜假神”。由此，基督教崇正女校的牌子，被日伪当局摘下了。

 

（注4）曾任教于大孤山崇正女校的丹麦人，源于《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的記載——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丹麦教师和牧师。1914—1916年，在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神学院院长。

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1921—1950年，担任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同时，兼授体育课。1950年回国后著书《天使的翅膀——聂乐信在中国的60年》（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 O. Lohse 1960年出版）。

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1908年，在孤山工作；1922年，去凤凰城创办女子神学校并任校长。1944年，重回孤山。1949年回国。

麦森，海伦小姐（Helen Madsen 1888—？年），1920年来中国。起初，有六年的时间在沈阳基督教女子盲人学校任教。1928—1931年，在崇正女校工作。

（注5）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小姐搜集了欧美各国赞美诗200余首，谱曲后教唱学生与信徒，她还撰写了几本传道的通俗读本.时为东沟基督教信义会文字布道会出版：《基督教五要选读》、《基督教五要便览》、《圣经易记》、《圣诗选编》，等。

 

 

 

 

 

 聂 家 铺 子

 

从孤山西街走来，越过培英小学（柏卫 Conrad S. Bolwig建于1906年）以及墓地、寺庙，教堂、露天戏台，就到了东关。

在坡上有一栋二层小洋楼，既是教士寓所，也是聚会地，所以还叫“东礼拜堂”或“小礼拜堂”。小楼的位置好像一把折扇下端的纽扣，展开半圆形的扇子，东为上院，西为下院。崇正女校就在下院；东边的高岗，也就是“小东山”了。

尼小姐经常赊济穷人，远近闻名，孤儿寡母时常找上门来。然而，她毕竟不是开银行的，杯水车薪，让穷人靠赊济生活总不是长远之计。

圣经记载，“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叫他耕种、看守园子。”这么说，管理大地是神交付人的工作，“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原来，劳动是神的旨意，懒惰是一种罪恶。

民国元年（1912），尼尔森在小东山建起了崇正贫民救济所。起初，只是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流浪者。后来，日渐红火，办成了一个诺大的农场，不但有耕地、苇塘，果园、菜园和牲畜、奶牛、家禽，还养了几条渔船，下海捕鱼。除了这些，还有几所工场。

救济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农作部与工艺部。

男子编入农作部，下设农务科和土木科。农务科包括农业（含苇塘、菜园）、园艺(果园)、编席、制乳（牛奶、奶酪）、饲养（猪禽）、磨米；而土木科（木工、瓦工）主要承揽所内外的土木建筑。

女子编入工艺部，下设编织科和家务科。编织科主要生产台布、丝织、花边、袜子、刺绣、毛巾等。剩余的边角料，列为再生产项目，如鞋垫，坐垫等。家务科主要是裁缝、料理、洗衣、养蚕等。

女子的刺绣，原料和图案来自丹麦和英国，加工后的产品，远销于丹麦以及英美等国家。

生活在救济所的人，不但做工，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每个人文化基础的不同，分别编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级，女昼男夜，每天两小时学习文化，还讲圣书。除了文化教育，还有技术培训。对于救济所里的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就送他们上学。男孩送到培英男校，女孩送到崇正女校，品学兼优者供其上大学，以至出国“留洋”。

 

每天早晨七点半，在悠扬的钟声伴随下，劳工们纷纷走进教堂，唱赞美诗、诵圣书、祈祷和听尼小姐布道，然后，八点开始工作。

从前的一座荒丘，变成了男耕女织、人欢马叫的庄稼院，老百姓称为“聂家铺子”。 由起初的赊济穷人，转变为如耶稣所吩咐的：“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而工作是“天职”，上帝授予的职分，是人的敬拜方式。所以，必须有爱心，勤劳敬业，也许，这是“聂家铺子”的一个文化特征吧！

据记载，民国27年（1938），有370余人在此安身立命。其中不乏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残疾人以及单身女人。这些芸芸众生，恐怕每个人都一段凄惨的故事。自然，都已随风而去了。

然而，文字确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为岁月尘埃所埋没。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一个“红色间谍”曾闪现在“聂家铺子”。

 

 

 

 

红 色 间 谍

 

1995年，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五十周年，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阎宝航（注5）何许人也，竟享如此殊荣？

阎宝航，辽宁海城人，曾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中共间谍，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

1941年6月22日，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前一周，阎宝航把德国闪击苏联的情报通过中共高层提供给了斯大林。

这位“红色间谍”有个代号，叫“保罗”。这个名字，在西方多如牛毛，据说，西方人起名有个追随名人的风气，尤其很多人喜欢以圣徒的名字。而“保罗”是耶稣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使徒，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穿梭外交家”。 阎宝航以“保罗”为代号，令人想起他的青年时期与基督教的一段情结。

1912年，从美国来了几位传教士，在奉天（沈阳）大南门里东城根下，建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1918年，阎宝航加入青年会做干事，总干事是美籍丹麦人，叫约瑟夫 普莱德（Joseph Platt），在他的引领下，阎宝航通读了圣经，接受了洗礼。在这里，阎宝航还结交了同乡少帅张学良。后来，少帅把他介绍给了“蒋先生”，再后来，他就成了蒋先生和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20年代后期，在少帅的资助下，阎宝航要赴英国留学（爱丁堡大学）。临行前，他要安顿一下家眷，这使他和大孤山有了历史的机缘。对于这段故事，他的长女阎明诗（注6）做了如下的回忆——

 

在1925年夏天，因我父亲阎宝航准备出国留学，我和妈妈（高素）带着幼小的妹妹、两个弟弟在东沟县大孤山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办的崇正贫民救济所生活过一段日子。当年我父亲有家有业，而且子女又这样小，最大的我，也只有8岁。为什么会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所办的慈善机关呢?

……

一听说我父亲要出国留学，妈妈又是喜，又是忧，担心父亲走后，家计不好维持。一次，我父亲告诉她，在安东大孤山基督教堂里有一位丹麦女教士办的工厂和孤儿院，大人去了可以学到手艺、学文化，小孩去了也可以免费就学，这事情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华茂山（丹麦人）介绍，是万无一失的。

记得父亲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见到聂教士，当即安排我们娘几个住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屋子里。父亲走了以后，妈妈进了贫民救济所的织花边工厂，她白天去那里学手艺，把我当成大人，将妹妹和两个弟弟都交给我看着。……

作者还写到，她的大弟弟在山上摔伤救治的情节：“聂教士亲自在那里指挥救护，看她的神态非常严肃……”

——阎明诗《忆在大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里》

 

世事难料，把家眷安顿在孤山的阎宝航，竟是代号“保罗”的“红色间谍”，而且，他的名字，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让俄罗斯人难以忘却。

 

（注6）阎宝航（1895—1968），1935年，在国民政府曾任职“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1937年，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共。二战中，在周恩来领导下，为苏共搜集战略情报。除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日期而外，还有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等情报。

1949年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7年，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后因周恩来未批，躲过此劫。在文革中被诬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1967年下狱秦城，不到半年惨死狱中。江青在阎宝航死亡报告上（67100号）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注7）阎明诗（1995—2000），1940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延安回重庆，投身阎宝航情报小组工作。协助父亲一道获取德军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并准确、及时地提供给斯大林。

1949年之后，阎明诗在《中国妇女》担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辽宁鞍山。

以上注解源于——

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阎明光《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三联生活周刊）

 

 

暴 风 骤 雨

 

1947年之夏，孤山“解放”了。

“教堂被士兵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注8）。

孤山下边的传教点，东沟教堂、十字街教堂、龙王庙教堂、北井子教堂等，不是军队接管，就是农会占用了。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一书记载：“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

斯诺是说的是一出戏的序幕，高潮还在坐拥江山之后。

 

这年夏天，孤山出现了“土改”工作队，不久，又有了 “农会”。从此，低沉而悠长的钟声不再响起。农会的人把它捣毁了，钟楼，仿佛一个人被割断了喉管，痛苦地看着世上的一切。接着，农会的人又冲进崇正女校的礼拜堂，砸碎了墙上悬挂的一块牌匾，那是民国18年（1929），政府批准了聂乐信加入中国籍（注9），孤山人在欢乐的唢呐声中，把这幅刻着 “闻名中外”的红底金字的横匾挂在了教堂的墙上。18年后，在斧头的挥舞下，化为了碎片。

 

10月18日，秋雨如烟，丝丝缕缕地飘着，枯黄的叶子，悄悄的落在地上。

在镇政府院子里，站着一个披蓑衣的士兵，看押着三个丹麦女人。

两肩瘦削，脸色黝黑，神情凄然，额头的皱纹像道道垄沟似的。乳色暗格的连衣裙，套了一件黑色的马甲，尼尔森小姐已是一个76岁的老太婆了。不知何时开始，孤山人叫她“老教士”了。

眼窝深陷，黑色衣着，沉静的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Nanny Brostrom）小姐(中文名字卜思温)，头发习惯由中向两边梳下来，犹如草丛中踩出了一条小径，似乎标志着岁月的消磨，她已经66岁了。

年轻一点的要算斯塔德 .波尔森（Astrid Poulsen ）小姐（中文名字陈乐实），虽还没有步入“花甲之年”，也57岁了。岁月还没有磨平她的曲线之美，咖啡色大开领的连衣裙，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给人一种爽朗、谈定的感觉。

三个女人都是在年轻时来到中国，终身未嫁，乡民叫她们“修女”，的确，她们过着修女一般虔诚的生活。

深夜，从睡梦中惊醒，眼前是几个土黄色的带枪的人。在厉声呵斥下，她们从被窝里爬出来，被士兵用绳子捆紧。摁在墙角下蹲着。军人开始搜查，从一个花瓶到一张桌子，上至天棚，下到地板，砸碎、掀翻、撕开、捅破、挖掘，到底要挖什么“财宝”呢？

秋雨淅沥，寒意袭人。落在脸上，流进嘴里，湿透了衣服，身子在风雨中颤抖。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闪电划过天际，瞬间的光明，无边的黑暗，人就在这忽明忽灭中，行在泥泞的路上……

持枪人把她们带到院里，关进了一间屋子。然后，一个长官来了，让士兵松绑，接着开始训话：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接受审查，交代问题。不许向海外投信；不许串供。接着，分开单独关押在3个房间，开始了审讯。

对于如何撬开被审讯人的嘴，中共还是颇有经验的。从延安整风说起（《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著），什么 “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什么“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还有，“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还有，不让吃饱饭，甚至“饿过一个多月”，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如果照搬延安经验的话，可以“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而对于三个丹麦女人的审讯， 14天后，放人了。是不是都 “招供”了？不是的，一无所获，比如，受哪个特务机关的派遣？搜集了哪些情报？发展了哪些特工？潜伏的任务是什么？尤其是电台、枪支藏在何处？结果，不是摇头，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两个“年轻”的搀扶着“老教士”走出院子，蹒跚在孤山的街上，两边是店铺，有酒馆、粮店、油坊、成衣铺、药铺、当铺、剃头棚，还有电话局、电报局以及戏院子，往常还有耍戏法的。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鸦雀无声，眼前飘零着一片片泛黄瘦弱的树叶。

原来，土改不仅斗地主，商人也在劫难逃，孤山镇有商家311户，其中，166家被“清算”和揪斗（《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以下简称“诞生”）。俗话说，打马骡子惊，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谁还敢做买卖呀！？

 

洞中一日，世上千年。

中共进村后，山乡发生了巨变，教会的学校被接管了，工厂被关闭了，贫民救济所被解散了，土地和房屋被分配了。一个拥有旱田37，800亩，菜园1，080亩（果园数字不详），苇塘37，800亩，草房150间、瓦房25间，还有渔船，牲畜（包括奶牛）、家禽等，养育着几百个穷人的“聂家铺子”，眨眼之间，像一片云彩似的被风吹散了。远销丹麦、英国，以至美国的孤山女人的刺绣，从此，销声匿迹了。

贫民救济所的创始人变成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安东县公安局提请逮捕书》1959年8月28日）。孤山的“地主帽子”，是以土地的亩数为标准的：“二亩至三亩者为中农，三亩到四亩半者为富农，四亩半以上者为地主。”(“诞生”)那么，尼尔森的“庄园”拥有多少个“四亩半”呢？恐怕是“天文数字”了，这样的一个“大地主”，没有被群众“砸死”，那是捡了一条命啊！

一个人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犹如希特勒强迫犹太人戴上了黄色标签，那是罪恶的记号，耻辱的象征，由此，噩梦般的命运会永远缠绕着你。

三个女人回到了教士楼，发现屋子里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只剩下那个雨夜身上所穿的了。一个端枪的士兵走过来，把她们赶了出去。

她们只好从东关走到西街。来到了牧师府。墙上的爬山虎只剩下几片深红的叶子，裸露出瘦骨嶙峋的枯藤，一串串紫黑色葡萄状的果实，招来了忙碌过冬食物的小鸟，鸣叫、跳跃，飞来飞去的。

一只白毛狮子狗，从院里嗖嗖的窜出来，围绕着三个女人叫着，跳着……

老屋易主了，院子里上屋三间，厢房四间，分给了一个叫刘振功的“贫农”，他送一个儿子参军了。在那个年月，军人家属是被“高看一眼”的，因为，内战是急需“炮灰”的。好在老刘原来是贫民救济所的木匠，又是基督徒，三个老女人终算有了栖身之地。

 

（注8）引自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之节选，以下简称信函。

 

 

（注9）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1929年加入中国籍源于姜振芙先生撰写的《东沟县基督教志》；而丹麦作家吴坤美在《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一文中另有记载：“1937年创办崇正学校学校的丹麦Ellen Nielsen聂乐心（信）教士入了中国籍。她这样做是为了能在当地买土地，而在当时只有中国人才被允许买土地。”

 

 

 誰 伴 黄 昏

 

1949年，新政权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让尼尔森感到严冬已过，教会的春天来了。

她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像一个牧人那样，去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她在给丹麦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已经开了八天的复兴会”（信函）。 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春又匆匆归去。

1950年夏季，宗教界的一个“明星人物”吴耀宗，在周恩来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个表明基督教要归依政府的宣言，并且，联合了1527人签名，刊登于《人民日报》，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爱国主义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宣言》（注10）。

随之，政府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签名运动。几个月后，，波及小镇孤山。由于，远在清末时期，这里就是丹麦传教士的“使命基地”，可谓“庙小妖风大”。尽管聂乐信入了中国籍，但她仍是“帝国主义”留下的一条“尾巴”，所以，必须“切断”。于是，孤山的教徒踊跃签名，聚会控诉“丹麦”帝国主义的“罪恶”，把“老教士”从孤山教会“切”了出去，指定她住进“教士府”楼下靠西头的一间小屋“反省”。

由此，一天到晚，冷冷清清，见了“老教士”都绕道走，仿佛担心沾上晦气。

 

1959年秋季，黄昏时分，她拄着一根树枝，走出屋子，倚着坡上的一棵大树，眺望茫茫的芦苇荡，叶子枯黄了，芦花放白了，飘然如雪。她又望着山下的那条街，呆呆地，像一尊石头人。

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市，演绎着太多的喜怒哀乐。贴近她身边的孩子，都从这条街上消失了。最早身边的女孩姜宝珍（注11），在43岁那年，坐马车离开了孤山，嫁给了哈尔滨的武佰祥（注12），这一别就成了永诀。还有两个女孩，何柜纳和于桂春（注13），都是在她眼皮底下长大的，后来成了教士。去年秋天，不幸，都被抓起来了。土改后，一直照料她生活的王生仁（注14）也一去不归了。

她泪眼朦胧，眼前浮起那些离去的背影，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也是去年秋季，大跃进把教会“关门”了，孙牧师（注15）下放果树队劳动，说是“剥削阶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春季里人放到了果园，上秋就被“改造”成 “右派” 了，真是莫名其妙啊！

枯叶遍地，街市依旧，只是很多人家的山墙成了“壁画”，有的“火箭腾飞”，有的是 “气壮山河”的口号：“三年赶美，五年超英”；还有，一个农民挑着担子，走在一座桥上，下边写着：“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街巷静悄悄的，院子空荡荡的，凡是能动弹的人，都上山“找矿”、“炼钢”去了。到了夜晚，人累的浑身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公社食堂”不是足球场，没有那么宽敞，要空着肚子挨帮（排队），才能喝上稀粥。有的还要渡船过河，因为 “共产主义食堂”在河的彼岸。

饥肠辘辘的人们，像雪地里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填充肚子的东西：树皮、野菜、玉米芯，甚至连猪都不肯吃的一种野草都吃光了。

疯狂年代的共产主义神话，好像乡下人吹起来的“猪尿泡子（ 膀胱）”，没玩几下，来了只小狗一嘴就咬破了。

圣经早有预言，人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大陆带来了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场大饥荒，三千六百万同胞抛尸荒野，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杨继绳《墓碑——大饥荒纪实》）。

苦难的中国人 “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伤。”（莎士比亚《麦克白》）

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尼尔森做了真实的记载，表露了她的心声：

“老师和学生们都不许参加礼拜。”

“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吃住在公社里而并非家里。”

“是我们基督徒否认他们的信仰了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很恐惧，很饥饿，而且生命都难以维持了。”

“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天父知道我的需要。”

美国人罗夫.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博士（“信函”的整理者）有这样一句评语——

“这些信里，描述了那些残酷无情的迫害以及不屈的信念和勇气。”根据他的研究，1936年以来，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基督教）数量超过8000人，他称作尼尔森小姐为 “8000人的最后一个”。

 

小东山巅孤单的身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0年7月25日，白发稀落，瘦骨嶙峋，脸上的皱纹如木刻似的聂乐信，像一片枯叶飘落在地上……

慈悲的天父终于将手放在她的心上，让她静静地歇息下来。

一张破烂的席子裹起了她的躯体，埋进了冰冷的土地，谁在她的坟头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

“马车从天上下来，带我回到我的家乡……”

 

 

（注10）所谓三自：自治，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传，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注11）姜宝珍（1897——-1965）。是入读孤山崇正女校最早的三个女生之一，高中毕业，丹麦人送她留学丹麦、英国，海归后，任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1940年（43岁）离开孤山，嫁与哈尔滨巨商基督徒武百祥。

（12）武百祥（1879年—1966年），河北乐亭人，民族资本家。1914年接受丹麦传教士马德良（Madeliang）施洗，加入哈尔并基督教信义会。1940年毕业于北满圣经学院，并为牧师。1949年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衔。

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1966年9月6日，87岁）。在他的遗物中，有《社会主义老人乐》等10余首革命歌曲——50年代末为摘掉“右派”帽子的“感恩”之作。（见武恩佑《回忆我的父亲》）

（注13）何柜纳（1910—？）、于桂春（1909—？），均为孤山人，上世纪40年代的传教士，1958年10月7日被捕，11月5日被安东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注14）王生仁（1915—？）生于庄河县，1937年，受洗信主。曾为孤山教会厨师。1959年8月29日被捕，1960年7月30日被安东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注15）孤山教会牧师孙信爱（1910—1967），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12月“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附记：本篇写作所援引的主要史料，一是姜振芙先生撰写的《东沟县基督教志》(历史照片系孤山教会提供)；二是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之节选。

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1940年1月1日生于丹麦根措夫特（Gentofte），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10年的传教士，并先后在丹麦传教社团、丹麦教会任职秘书，2002年受到过丹麦女王的海外服务特殊荣誉。个人自传：《Vidunderligst af alt på J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