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熊向晖其人

熊向晖,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1971年,作为周恩来助理参加中美外交谈判,1972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任出席大会代表,不久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熊相继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这是见诸于报端的对熊的一般介绍。

熊向晖的真正贡献,以上介绍没有说及,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斗争中最重要、最杰出的间谍。

熊向晖与陈忠经、申健三人长期潜伏胡宗南部,熊并担任胡的副官和机要秘书,由此而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陕北战役以及其他重要情报,为国共最后的三年决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熊向晖的这段经历,熊本人有专文《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于1991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已收入熊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对熊以及其他共产党间谍的作为,笔者曾撰文《共产党漂亮的间谍战》作了论述。

不过,以上有关熊的任职介绍中,还少一个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此职关系重大。熊向晖担任此职,为毛泽东亲派,也正是在担任此职其间,熊向晖与林彪事件发生了联系,有意无意之中,熊又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起了一次关键作用。

 

二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熊向晖回忆录中,有一篇“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不知为何,此文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知道的人不多,笔者将此文主要内容引述于下,以见熊向晖与“九一三事件”以及整个“林彪集团”垮台之关系。

原文分若干章节,为简明,引文组合不分,与本文主题无关内容也以省略号删略。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博士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10日晚,周总理、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毛主席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时,毛主席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8月初,熊向晖为了治疗两年前一次车祸的后遗症,住进301医院,住院50多天。这期间,他仍然没有脱离工作。……

…………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中央并要求有步骤地逐级传达。

这时,熊向晖还在住院。9月21日下午,也在该院住院的陈毅同志在军委听了传达,跟熊向晖作了一次长谈。他说:这样的结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党内的隐患。他还说,到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中央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揭发林彪。但是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由黄永胜来传达。他还讲了不少林彪历史上不光彩的事。

9月22日下午,熊向晖接到通知去听总参系统的传达。他已知道内容,本不想去,但通知他的人说,黄永胜指定他参加。熊向晖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开会地点。在一位副总长宣布有重要事情传达之后,过了一会儿,黄永胜才挟着文件包,匆匆走进会议室。他放下皮包,先问:熊向晖同志到了没有?熊向晖说:到了。

黄永胜盯着他,问:是不是主席在今年7月间,问过你庐山会议的事?熊向晖说:是的。

黄又问:我犯了错误,你是不是对主席说你不知道?答:我的确不知道。

黄永胜对全体与会者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我上了林彪的贼船。之所以上他的贼船,是因为我认为他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我上当了。

这个开场白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大吃一惊,不禁交头接耳,以为自己听错了。黄永胜要大家安静,开始宣读中央通知。大概是心虚的缘故吧,并不很长的文件,他念得颠三倒四,几次出错。

散会时,一位副总长问熊向晖:主席找你谈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讲讲?

熊向晖说:主席没有让我讲。

但他心里有些不安:这件事,他从未向别人说过,黄永胜是怎么知道的?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总理说:是我告诉黄永胜的。我对他说:7月间,主席就问了熊向晖,你们现在还不交待,我们等了快十天了。总理又问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如实作了反映。

9月24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又召开类似规模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主席的决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

1972年3月,印发了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端出了林彪的问题。这个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香港和台湾的一些报刊全文刊载,有的甚至复印了原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99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在讨论这一文件时,有的部门不少人知道“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指的是谁。熊向晖在一定范围内讲了这件事的经过。……

…………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并非熊本人所写,此文有一注:

本文是熊蕾(熊向晖的女儿)根据熊向晖同史学工作者李海文等人的谈话写成的。原载《新观察》半月刊1986年第18期,1986年9月25日出版。收入本书时题目有改动。

熊向晖为何自己不写,而由女儿代笔?熊蕾说明的理由是: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期间,有关单位把熊向晖当作“抢救对象”,希望他写出自己的类似经历。他曾考虑过,但没有动,认为如实写出来有许多困难,弄不好,还会引起误解或非议。

…………

不久前,两位史学工作者访问了熊向晖,应他们的要求,他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珍贵的史料,并概述了本文所记的情节。这两位访问者说:至少这件事可以载入历史。但熊向晖表示,要发表,最好取得旁证,并且最好在他死后。

这又何必呢?尽管他没有授权,我也不是史学工作者,但我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不可发表的理由。有些已出版的“纪实”可以胡编乱造,为什么有根有据的事情要留给后人去劳神呢?即使当事人的记忆与事实可能有出入,其他一些仍然健在的知情者也可以公开补充、纠正嘛。总之,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写,不要留给后人,更不要留给洋人。

文章尽管由熊女代写,用第三人称,但具体情景和对话,应该是可靠的,显然也是根据熊当时记录所写。此文最初发表以及十余年后收入回忆录,显然也为熊自己认可的。

 

三  熊向晖第二次为毛泽东做“间谍”

中共最高层人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多为政、军、外交大包揽,几方面均有职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后的中共最高领导均如此。地位略低的,则时有侧重而重叠,如陈毅、王震、陈锡联以及文革新贵张春桥、纪登奎。还有一批在军队和外交之间互串的,如耿飙、黄镇,是所谓中国第一批派往国外的“将军大使”。

熊向晖不到他们的层级,在个人历史上,熊也从未有过解放军工作的经历。熊从英国代办任上被调往国内参加文革,突然在1970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不用说,这肯定出乎他本人预料,也同样出乎所有其他同僚意外的。

熊向晖的这一任命,出自谁的主意?谁的命令?

毛泽东。

毛让熊再一次发挥间谍才能,进入总参,为毛了解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动向。二十多年后,熊向晖再一次为毛泽东做间谍。

熊向晖这一调任,毛泽东此一深意,除毛本人外,所有人包括周恩来都不知情。当年毛泽东的大总管、负责毛日常生活和警卫事宜的汪东兴,也不知道此一任命的意义,甚至多年以后,汪撰写回忆录时仍然不知道。

《汪东兴回忆录》,是一本符合回忆录问世之时“政治正确”的读物,所以,其中记述的自庐山会议到林彪外逃,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四人被“隔离审查”过程,多有选择性回忆和宣传意图。但此回忆录主要内容,是毛泽东1970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南巡期间与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此行汪全程陪同,并参加了所有谈话并作记录,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可靠的。

毛泽东与各地干部谈话中多次提起“总参二部部长”,以后又专门写入中央文件,汪却不知道说的是谁,是怎样一回事。汪在回忆录中还错误解释为:“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这显然是汪的想当然。确实,汪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正如熊文所述,毛泽东与熊的那次谈话,只有周恩来以及王海容、唐闻生在场。

这再次证明,熊向晖往总参任职,由毛泽东直接所派所用。

这不奇怪,情报间谍工作,本应由最高领导掌握。

 

四  熊向晖与毛泽东熟识无间

最高领导直接掌握间谍,要有条件。

比如,间谍的忠诚忠心,熊对毛泽东忠诚这一点,绝无问题,而且有第一次做间谍经历的证明;再有比如,最高领导必须与间谍个人关系熟悉亲密,如此才可得心应手,指挥灵便,这一点,熊也足够条件。

熊与毛泽东的关系熟悉,以上引文中已可看出,这里再引其回忆录中两处以资证明。

一处出自熊的回忆文章:“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

1960年,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来中国的亚、非、拉外宾,当时在外事部门工作的熊向晖与中华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先往郑州安排。当毛泽东接见完之后,要发新闻消息,毛泽东请刘宁一找熊向晖拟稿,熊回忆道:当走进毛泽东房间时,“主席靠在木制大躺椅上吸烟。我向主席问好。主席说:不握手了,坐吧。今天让你做‘秀才’,桌上有烟,自己抽,增加点‘烟士披里纯’”(第393页)。可见,毛泽东与熊已熟悉到完全不需顾及表面礼仪了。

毛泽东在郑州三日分别三次接见亚、非、拉外宾,三次发布的新闻稿均由毛口述、熊拟定,再由毛和熊等人一起修改完成的。

二,文章“出使墨西哥”。此文非熊亲写,仍是由熊的女儿熊蕾所写,其中所记毛泽东一段话,更可看出毛泽东与熊熟稔亲昵的程度。

1972年4月8日,熊向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西哥大使。

1973年4月19日至24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20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了他,“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墨西哥方面有外长和驻华大使,中国方面除了周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黄士康、唐闻生,还有熊向晖。让驻在国大使取代外交部长参加毛主席的会见,这个规格很少有。

毛主席让熊向晖参加,自有他的用意。宾主见面时,毛主席问熊是否跟埃切维里亚总统一道来的,然后就问:在那里没闯祸吧?熊向晖不好说什么,埃切维里亚总统说,没有,他在我们那里很平静。毛主席说,靠不住。你可要注意啊,他搞你的乱啊,搞颠覆啊。埃切维里亚再次说,我看他很安静。毛主席说,样子很安静,谁晓得他搞什么鬼啊。将来才算数。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毛主席这看似幽默的寒暄,其实颇有深意。就在熊向晖1972年7月29日离京赴任前一个星期,墨西哥政府于7月22日宣布“逮捕了一股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指控他们的罪名“包括策划阴谋、蓄意破坏私人财产,以及伪造证件企图取得前往中国的出境许可”。虽然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所导致的,墨西哥政府也说明其事发生在墨西哥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1969年到1971年之间,但有一些外国媒体却有意无意地散布舆论说,“在墨西哥城人们担心中国搞颠覆”。而埃切维里亚就任墨西哥总统前,担任政府的内政部长,负责这类案子的处理。这一切非常不利于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墨关系,也给即将上任的中国大使出了很大的难题。

…………

当埃切维里亚总统1973年4月首次访华的时候,中墨两国的关系已经非常友好了。毛泽东在会见他时,以看似幽默的调侃,表明了中国政府决不输出革命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彻底化解了过去极左路线对两国关系造成的损害。

毛泽东与墨西哥总统谈话,谈熊的方式和口吻,如同大老板对小伙计,更像是大家长对自家小孩调皮捣蛋的抚爱性批评和夸赞式提醒。就一般外交礼仪而言,这是不合规范的,但对毛泽东这位中国当年绝对的最高权威来说,又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十分巧妙的。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毛泽东与熊向晖不熟悉,是不可能如此表示的。

 

五  吴法宪回忆庐山会议前后

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熊向晖第二次做间谍的源头,也是林彪“九一三事件”的起因。

下面,我们就主要根据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来叙述一下会议前后的经过,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真相并加以评价。

为何主要依据吴法宪回忆录?其一,从笔者读过的所有各类有关此事的记述来看,感觉吴的回忆最为真实、准确而完全。其二,吴是当事人,不仅仅是军委办事组四个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是宪法修改小组成员,庐山会议的斗争,就起始于吴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中的争论。

真实,吴法宪回忆录写于出狱、已成一介平民之后,而且吴坚持让家属在其死后再出版,因此,除了说明和辩白自己而努力再现真情之外,吴没有其他动机可言,也无任何有形纪律或无形观念的束缚。这一点,许多回忆录就做不到,因为有现实束缚,比如必须按照中共中央统一口径,只能选择性记述如汪东兴等人的回忆录。准确而完全,吴是当事人,记述自己亲身经历之事,从宪法修改草案争论始直至被隔离审查,整个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均有时间地点人物的详细记录。有的回忆录,或者因为回忆者关涉不多,或者因为回忆者地位较低,并不知晓会议内外的具体情况,前者如吴德的回忆录,后者如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回忆录。

根据吴法宪回忆录以及其他记述,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约可概括如下。

    (一)林彪和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上旬,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意见: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恢复政府机构,以及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毛泽东要政治局成立修改宪法小组,还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最后,汪特别传达了毛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说:“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3月13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成立了以周为首的四届人大工作小组,又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组长康生,成员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会议决定由宪法修改小组研究。

宪法修改小组,对是否设国家主席有不同意见,康生主张不设,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5月17日,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向林彪汇报工作,谈起设国家主席问题,吴法宪记述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他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务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九大党章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事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说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二)宪法修改有关三个副词的争论

8月14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开会,到会者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这次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此争论看似无谓,却成为庐山会议斗争的起始。我们看吴法宪记述: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际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可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的?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是宪法修改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此后宪法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

按吴所述:

吴、张争论时,陈伯达出外打电话。陈打完电话回来,吴将争论情况告陈,陈表示支持吴。会后,陈又拉吴到自己家,认为此事不简单,让吴向林彪反映,也向周恩来、黄永胜反映。吴先给周恩来打电话,周表示支持吴,又告吴:三个副词并非林彪提出,而是前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提出的。吴又打电话给黄,黄全力支持,并让李作鹏赶回来支持吴,怕吴和陈伯达两人在宪法修改小组孤立。第二天,吴又给林彪电话,通过叶群转话,林彪认为吴意见是对的,并要吴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国务院工作和设国家主席两条,并表扬吴对康生、张春桥批驳的好。

吴法宪得到诸多人支持,于是和黄永胜商量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斗争,并和陈伯达、李作鹏分头作了准备。可8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宪法修改草案上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了,康生、张春桥都未说话,会议风平浪静过去了。会后,吴和黄、李、邱等人又打电话向林彪汇报,林说: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16日,政治局再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准备工作,确定九届二中全会议程:一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

    (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出自汪东兴之口

8月19日,吴法宪上庐山,因其主管参会者的飞机接送,所以先行上山安排。在此期间,吴听说了“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一说法: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零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谊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话。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四)林彪讲话前后

众人上庐山之后,叶群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同游毛泽东给江青诗中提到的“仙人洞”。叶说:林彪不准备在会上讲话,对康生、张春桥在会议上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再说。

8月22日下午,陈伯达找吴法宪,吴不在,吴回来后到陈处,陈告,中央常委下午在毛泽东处开会,23日开大会。吴然后又去看望林彪,叶群对吴说:这次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指康生、张春桥)还要争论,就到叶处找语录。并告明天上午开大会,林彪不准备讲话。

但林彪讲话了。

8月23日上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讨论国家计委“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战备工作报告”。然后康生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康生报告完,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这一讲话,以后被毛泽东批为“突然袭击”。按吴法宪记述,他在当天下午从叶群处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说: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名,没有点康生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前后经过。因此,林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表态同意的。

    (五)听林彪讲话录音和天才语录

23日下午,叶群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去,关照了几点:支持林彪讲话,批评时不点名,尤其不点康生名,坚持设国家主席,向陈伯达要一份有关天才的语录,各人在各小组带头发言。

当晚,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会议成员编组,并将政治局委员编入各组。会议期间,吴法宪提议:先讨论林彪讲话,陈锡联首先响应,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纷纷表示同意,汪并提出重新听林彪讲话录音。周恩来赞成,并提出放两遍录音,由其负责向毛泽东报告。于是确定24日上午放录音,25日讨论。全会原来议程于是改变,改为首先讨论林彪讲话。

24日上午听完录音后,叶群找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要他们与空军、海军和总后的中央委员通气,发言拥护林彪讲话。他们算了一下,各大组都有他们的人,只华东组和华北组没有,于是他们几人与这两组人通气。叶群又告,她那里有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语录,可供使用。

吴法宪没去叶群处要语录,而是找陈伯达要有关天才语录,陈弄出若干条后交吴,归纳为“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此时叶群带儿子林立果到吴处,告吴:林彪说吴立了大功,即吴提议讨论林彪讲话事。吴将陈伯达所编语录出示。汪东兴听说后,将语录拿到中办打印了几十份,给吴几份,吴将语录给了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

    (六)华北组“发难”

24日下午分组讨论,华北组“发难”,讨论发言最先引起参会者注意,因为前有陈伯达后有汪东兴的发言,而且会后又出了一份简报。陈伯达发言主要从吴法宪所言发挥,要大家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汪东兴发言,除同意陈发言之外,还坚持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强调否定毛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的特殊身份,许多人以为汪代表毛泽东意思,于是纷纷响应,陈毅也高调呼应,要求追查反对者。

分在其他小组的吴法宪、邱会作也同时“发难”。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他道:读了陈伯达所编语录,拥护林彪讲话,反对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另外,吴还不点名批评了康生反对学习“老三篇”。吴发言之后,得到了众人的热烈鼓掌,许多人向其打听吴的批判对象为谁,吴悄悄告知了少数人。邱会作在西北组的发言也受到欢迎,并得到了康生的称赞。

张春桥在林彪讲话之后有点紧张,平时颇为傲慢的张,主动递烟给邱会作,还向吴法宪要笔记。讨论会之后,张的表现更为沉闷,而张所在华东组组长许世友也不发烟给张了。按吴法宪观察,周恩来情绪也有了变化,当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与吴法宪等人有说有笑,而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诸人则表情冷淡,对江青则还是表面应付。

当时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人,还不知林彪讲话以及吴法宪等人针对的是谁,但仍有一部分人已经知道,按吴所言,知道的人都感痛快,这是因为老干部们对文革有看法有怨气,而张、姚是文革中靠江青高升的新贵,众人于是“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

当天晚饭前,林彪找吴法宪去其住处,告吴:“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吴告林彪,已在会上说了老三篇事,林彪要吴回去和李、邱商量,不要点康生名。

8月25日一早,大会秘书处下发六号简报,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讲话,认为林讲话语重心长,对九届二中全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汪东兴发言,又加深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特别是知道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天才之后,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吴德回忆,吴虽然是华北组副组长,但24日下午讨论会并未参加,当晚,当华北组组长李雪峰签发简报时,也让吴在上面签名。吴德以后为此检讨,毛泽东不以为意,谈话中当面称赞:“吴德有德”。

    (七)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于毛泽东

25日上午,事情发生了急剧转变。

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未经联系,突然闯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要江离开,单独见了张、姚。张、姚两人抱着毛泽东大腿哭,把毛的裤子都哭湿了。毛对两人说了什么,汪不知道。另外,汪告,各组现在都在揪人,而且要追查后台。汪已将此事告叶群。汪电话后,叶群也给吴法宪电话,让其沉住气。

25日上午,各组讨论比较平静,不似24日下午热烈,但各组都一致通过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

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停止批判,毛说:现在会议已发展到要揪人地步,空气太热,要冷下来,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事也不要提了;毛还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副主席,天才问题也不准再提,这两天把会议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风云突变,吴法宪感到紧张,当晚往林彪处讨教。林去毛处开会不在,不久,林回来,告吴道:“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林彪尽管说得简单,吴法宪却开始不安。晚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汇报,气氛也变了,康生等人又神气十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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