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陈伯达倒台,吴法宪检讨

26日、27日,全会休息,毛泽东则整天忙于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将政治局成员排除在外。吴法宪等人无所事事,叶群曾约吴等人逛山一次。相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活跃起来,到处拉人做工作。

27日上午,陈伯达给吴法宪电话,要吴、李、邱三人去其处。吴记述道:

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旷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以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下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李、邱三人谈话,追查他们的表现,汪东兴在场。康生总结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为此,吴、李、邱三人晚饭后又去林彪处,林告他们:设国家主席事不要谈了,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毛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劝林不要当。对吴等报告的周恩来、康生谈话情况,林只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说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第二天,周恩来、康生又找吴、李、邱三人谈话三小时,康要三人交代“军事俱乐部”,吴等否认。其后周恩来找吴法宪,让吴写份检讨,并说明这样做也是保护林彪。吴表示自己提议讨论林彪讲话,干扰了大会方向,周赞成,说这样也可为周自己承担点责任,因为当时是周主持的会议。

吴法宪答应写检讨,但觉得应请示林彪,林对吴说:康生约周恩来一起到林彪处汇报与吴等谈话情况,康生又说了吴法宪造谣等四句话,林表示不赞成,说8月14日争论是事实,说吴跟林几十年从来不造谣。吴法宪回忆道: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他们那些文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这完全是颠倒了原话,断章取义。……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又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吴法宪虽然清楚林彪不愿其写检讨,但又不想违背周恩来好意,于是和李、邱商量后写了个几百字的检讨。

会议前期在北京的看守的黄永胜29日下午上了庐山,一上山即被毛泽东找去谈话,谈到下半夜才回来,随后黄又去林彪处,直到凌晨四点才回自己住处,与久等在此的吴、李、邱三人见面。黄告三人毛泽东找其谈话大意:一方面军干部不如四方面军干部好,骄傲自大。不久叶群也来了,五人商量了几条: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三是不揭发陈伯达、汪东兴,以保护他们。吴道:自己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由其检讨承担责任,保护林彪。

8月30日上午,吴将检讨交周恩来,周很高兴。林立果找吴说,林彪不要吴检讨,有问题也应由林检讨,吴没有责任。吴再次作了解释,林立果以后对人言:吴不如陈伯达,陈根本不检讨,吴检讨了三次。

吴确实检讨三次,两次都被康生批回,第三次因周恩来说话,康生才罢休,周、康在其检讨上签字后印发全会。

    (九)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8月30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在庐山上传达所有与会者。

吴法宪读了《我的一点意见》之后,虽然感到毛泽东不念旧情,对陈伯达翻脸,令人寒心,但认为毛泽东拉林彪打陈伯达,陈是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军委办事组几个人,反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毛泽东此文以后又印发全党,传达到基层。据笔者记忆,此文传达到基层,已是林彪倒台之后。因为,尽管毛直接所指是陈伯达,但其中所说的“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不仅仅指陈伯达,还将军委办事组吴、李、邱、叶群以及后到的黄永胜等人也一并包括在内了。)

31日下午,林彪奉毛泽东指示,召集黄、吴、李、邱以及汪东兴等人开陈伯达批判会,会前先传达毛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将其拿下,并要参会诸人与陈划清界限。会议冷场,陈伯达作了检讨。

当晚,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主持,康生首先发言,批陈是政治骗子,庐山会议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康发言将军委办事组几位也拉上了。吴法宪接着检讨。然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激烈批判陈伯达。会议进行中,周恩来给林彪写条,要林表扬张春桥,因张发言没有涉及军委办事组诸人,林彪未理睬。这一批判会进行了四小时,会后,陈伯达即被关押。

9月1日上午西南组小组会上,与会者从批陈伯达转为批吴法宪。吴会后告叶群,叶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下午坐镇西南组,说明会议要求批陈并非批吴,会议气氛才有所转变。吴法宪说:“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十)闭幕会上毛泽东号召读书和团结

9月2日晚,林彪在毛泽东处开完中央常委会后,要军委办事组等人到黄永胜住处见面,由叶群转告四人常委会开会内容:毛提议陈不再批了,按议程讨论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并提出6日会议闭幕。康生要求将庐山问题搞清楚,搞个水落石出,毛发火制止了康。

9月4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两个报告,顺利通过。周恩来提出公报起草人选,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人组成。此公报对会议期间的斗争未提一字。9月5日全体大会,黄永胜作战备报告,李先念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一是号召大家学马列,免得上黑秀才的当;二是声明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仍然可代表人民;三是讲团结,党内党外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毛讲话之后,康生又讲了四点有关学习应注意事项。

毛的讲话,学习马列防止上当云云,显然针对的是陈伯达,团结,显然是指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两派人员。

    (十一)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看望江青

据吴法宪记述: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经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了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十二)上山下山,境遇大不同

上庐山时,因吴法宪所任空军司令职责所在,所有上山飞机周恩来全权委托吴管理指挥,下山时,周恩来不再让吴插手,而由周自己安排。其实,在山上时,情况即已变化,周没让吴参加会议公报起草小组,而自从九大吴法宪担任副秘书长以后吴一向参加的。

周恩来将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安排在一架飞机上于9月7日回京。起飞前,正巧林彪离开,四人上了林的飞机与林合影留念。再看吴法宪记述:

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八月十七日上庐山到九月七日下山,一共是十八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十八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

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下一次还不知道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像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地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上……毛主席都公开地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他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黄永胜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

 

六  下山至林彪出逃和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下山后,直至“九一三事件”、军委办事组四人被捕关押的过程,这里就概括记述一下。

黄、吴、李、邱四人回北京后,周恩来、康生即与他们谈了几次话,要他们交代山下山上的活动情况。四人如实谈了情况,并与周、康发生了些许争论。周、康将谈话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指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一统天下。

国庆前夕,林彪找吴法宪去其住处,告吴:毛泽东有换空军司令意思,林尽力维护了吴,让吴求见毛泽东当面作自我批评,并让吴的空军工作今后直接向毛汇报。吴立即求见毛,遭拒,国庆后又两次求见,仍遭拒。吴告林彪,准备再写检讨,林彪同意,军委办事组黄、李、邱诸人不赞成,吴写了两千多字检讨交上。一周后发下,毛泽东在吴检讨上的批示令吴吓了一跳,毛批示三条:一,不光明正大,企图欺骗二百多名中央委员;二,忘了九大党章,讲天才不过是借口;三,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自己从来不客气,要敢于反潮流。

在此压力下,李作鹏、邱会作、叶群也分别写了检讨,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重,最后一句: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军委办事组诸人感到,批叶群已涉及林彪,只是给林彪面子未点名。

此后,毛泽东采取所谓“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措施,在全国范围发起“批陈(伯达)整风”运动。据汪东兴记述的毛巡视南方时与各地军政干部讲话所言: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改组北京军区,是华北会议开了一个月(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2日)最后宣布的措施,撤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央委员、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谢富治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周恩来并在会上宣布了陈伯达罪行,定其为“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

1971年1月初军委召开会议,黄永胜、李德生主持,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人参加。会议天天送简报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未作反映,却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为此,吴、黄、李、邱只得在军委会议结束当晚又紧急召集在京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会,吴、黄、李、邱作检讨。黄、李、邱检讨送上,毛泽东批“很好”。毛还批:吴法宪、叶群过去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毛还指示:召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要黄、吴、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突然在其住处召集会议,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讲话一小时,毛说:一,黄、李、邱三人检讨可以过关了;二,吴法宪、叶群要再补写一个检讨;三,吴法宪多次求见,今天一起见;四,周恩来带军委办事组诸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临走时,毛对吴法宪说: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吴颇为动情。

众人由周带领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周恩来传达毛指示,黄永胜、李德生、纪登奎及周恩来汇报了战备、华北会议、国务院和外交工作,共谈了三个多小时。林彪对毛泽东指示完全赞成,对黄、吴、李、邱问题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句,前后总共讲了三分钟。

回北京后,毛泽东又召集众人开会,一见即问:挨批了吧?意思是黄、吴、李、邱等人挨林彪批评了。众人不答,吴答批评了。周恩来也道批评了,毛泽东才高兴了。毛要周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将黄等人检讨印发会议,并让黄、吴、李、邱等人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

吴法宪准备再写检讨,检讨中向张春桥道歉,吴与黄永胜等人商量,黄等人反对,黄道:这一次能让平安过关,就谢天谢地了。李作鹏道:“这还是暂时的,这个问题没有完。”

吴检讨写完送上,毛泽东却没回音。后周恩来转告,毛道:可以了。周对吴解说:“可以了”和“很好”是一样的,让吴不要有想法。吴感觉毛泽东对他们四人已区别对待,黄等人安慰吴:军委办事组诸人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道:“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1971年4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即“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到会各部门负责人九十九人,周恩来主持,林彪、叶群未出席,周让黄永胜、吴法宪每天打电话向林彪汇报。会议仍如九届二中全会分组,分发了黄、吴、叶、李、邱等人检讨,由各组讨论批判,每天出简报。此时政治局开会,已将黄等人排除在外。黄、吴把会议情况向林彪汇报,林彪对会议无任何表示。令吴法宪等人没想到的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会议上发言比较客观,调子不高,而康生则在此次会议后称病,基本不再出来活动。

会上,空军有人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上串联,事为周恩来压下。林彪听说后,第二天即回北京,却始终没在会议露面,叶群参加会议。周恩来曾向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吴法宪估计这是毛泽东意思,因为整个庐山会议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

会议后期,周恩来将会议引向批陈,黄、吴等人才松了口气。会议最后总结时,原来对军委办事组诸人错误的调子定得很高,张春桥却将其删去。报告送毛,毛批准了。4月29日,会议结束,周恩来让黄等人表个态,最后由周总结,周讲完,董必武带头鼓掌,会议气氛大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与黄、吴、李、邱等人握手,表示团结。

整风会后,林彪回北戴河,吴法宪去机场送行,林彪一言未发。这是吴最后一次见林。

从庐山下山后到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等人对军委办事组诸人多方示好,亲到军委办事组看望。在此前后,江青又请林彪到钓鱼台为林照相,林手拿毛选认真学习照片,刊登《人民画报》。对此,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评价道:“我想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我们制造假象,麻痹我们。一个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动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一棍子打下去。这方面江青实际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1970年和1971年,吴法宪和李作鹏还受命陪江青去外地休养,1971年一次已是8月底9月初,其时毛泽东正在巡视南方,与各地干部谈话,决定要拿掉军委办事组等人。

毛巡视南方,与各地干部谈话,均要求保密,但其内容还是传到了黄、李、邱耳中,但三人瞒住吴法宪,认为吴嘴不严。对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吴道: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主席,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这之后,就是“九一三事件”了。

9月24日上午八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人(邱会作随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外宾后即被关押)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等人在。吴法宪回忆:

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就这样,所谓林彪集团,自此从中国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

 

七  有关林彪集团的诸多问题

庐山会议前后直至整个“林彪集团”垮台的过程即如上述。

除了官方的解释,这里还有许多问题,在此我们就根据以上所述以及其他材料,来尝试着加以解答,并以此来推断熊向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

问题一:林彪及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诸人是否搞宗派活动?

这应该是肯定的,即使从吴法宪回忆中亦可看出。所谓宗派活动,无论是按一般意义还是共产党教义,都是指一个团体内的不正常的小团体活动,不正常,比如为小团体利益拉帮结伙、暗中搞阴谋诡计。军事办事组以及叶群等人,在“九大”选举中即有结伙行动的表现。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李、邱以及叶群等人确是如毛泽东所讲的那样“煽风点火”,不仅自己商量,而且还与陈伯达一起谋划,不但各人在小组内同声发言,还在军队成员中积极串连,寻求支持和响应。这一切,自然与林彪不无关系,叶群的背后就是林彪。

在文革期间,这就更是小团体活动了。他们的活动,虽然并不是反对毛泽东,但并未得到毛泽东首肯,并非出自毛泽东授意,而是私下私自的活动。当然,如果他们的活动,事后为毛泽东认可,被毛泽东肯定,那不但无罪,可能还有功,也就谈不上宗派活动。可惜,他们没看准风向,没摸准毛泽东意向,结果栽了大跟斗,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问题二,林彪集团宗派活动是否“事出有因”?

吴法宪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说明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情况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泽东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文革中期,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成员,另一部分就是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两方面人员在周恩来主导协调下,共同主持和维持着全面工作。

成分不同,来源不同,两方面成员自然会自我归队、自定角色,时间一长,也就分为两个派别。其活动,只要未经对方同意的,尤其是未经毛泽东首肯的,自然可视为宗派活动。以军委办事组这面来说,要说宗派活动,在“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即有过,在黄、吴、李、邱等人活动下,中央文革这一面成员中有多人未获满票或接近满票。

在一个最高权威之下,底下的人分为两派,至少在统治权力的意义上,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统治局面。消极来说,如果底下两派互相监督、互相牵制,这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掌握,只会有利,不会有害;积极来说,底下分为两派,有不同立场也就会有不同看法和思路,能够提供最高统治者更多看问题、处理事务的角度和方法。所以,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中央主政治者分为两派,两派之间有矛盾乃至斗争,对毛泽东显然是有利的。何况,还有一位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在为他出面主持和调和。

可尽管如此,吴法宪所说的“事出有因”之原因确实存在,文革以后,军队确实已形成一派独大的局面,军队背景的干部占据了中央高层的最大多数。

问题三,林彪及其军委办事组成员是否忠于毛泽东?

文革中期,军队背景的干部在中央层面已形成一派独大局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独大一派是否忠于毛泽东?是否已威胁到毛泽东的权威?

至少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文革,林彪及其军委办事组成员是绝对忠于毛泽东的。事实上,毛泽东的权威在文革时达到顶峰,就与林彪等人的极端言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即使有宗派活动,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派活动。

中国共产党内的宗派以及宗派活动,可以指不正当不正派不利党内团结的小团体活动,但更主要指分裂党、意图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这一点,林彪及其黄、吴、李、邱等人完全谈不上的,因为他们绝对忠于毛泽东,没有任何想夺取最高权力以替代毛泽东的想法。事实上,这在当时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局面下,在调动一个连军队都要通过毛泽东这位军委主席的局面下,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人如此,林彪也同样,即使在其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林彪也无可能取毛泽东而代之的。

对此,毛泽东自己应该也很清楚的。

可作为一个党内斗争老手,作为一个权术大师,毛泽东当然也清楚,事情是会变化的。局面会变化,力量对比会变化,人的立场、态度和对他的忠心也会变化,从忠心转为不忠,从拥护转为反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无数历史事实可证明这一点,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史更可证明这一点。何况,起事的正是这独大的一派,起因是独大一派要压制另一派。

这就是毛泽东不得不重视庐山事件的原因。即便是反应过度也罢。反应过度,总比不反应或反应不足要好,无论对党还是对他自己。当然,对毛而言,党和他是完全一体的。

第四,毛泽东欲做到哪一步?

从事后看,毛泽东当年对庐山事件的反应是过度了,是逼人太甚了,最后逼得林彪也只能反应过度,去国出走了。林彪出走出于自己意愿,最近香港出版的《林彪日记》中,编写者暗示林彪出走出自他人的强制,那是解读过度了。

不过,毛泽东的反应,应该有一个过程的。

毛泽东整人不留情,文革前以及文革中,除“二月逆流”几位副总理、老帅之外,毛整人很少给被整者留后路,而且总是新账老账一起兜底算。毛这种做法确如吴法宪所言,令跟随他的人感到“寒心”!

那么,对林彪以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庐山“犯错误”,毛会整到哪一步呢?

吴法宪记述,如李作鹏就始终不相信毛泽东会罢休罢手,认为毛会一直整下去,直整到他们被打倒才完。吴法宪当时并不相信李的说法,至多是将信将疑,但在多年后,当吴看到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吴显然认可了李的说法。

如果以这一判断作推论,确实还可找出不少佐证。其他不说,以华北会议为例,并不算“林彪集团”核心的李雪峰,只因为在庐山上担任华北组组长签发了简报,又因为在河北因职务关系陪同陈伯达一次,就被撤消所有职务。那么,对“林彪集团”核心分子黄、吴、李、邱,毛泽东就更不会放过了。按这一推断,事情就正如吴法宪回忆录所说的那样:所有毛泽东当面对黄、吴等人说的“我是保你们的”等等,就全是假话;庐山会议后,江青一伙往军委办事组看望、江青为林彪拍照等等,也全是假象。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用以迷惑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等人,而内心早就决定将其一锅端、彻底铲除了。

然而,还有另一种判断,那就是,毛泽东要借庐山事件敲打一下军委办事组诸人,包括林彪。因为,正如吴法宪所说“事出有因”,军队在文革中膨胀的势力太大了,林彪威信太高了,但毛泽东并不想就此将军委办事组一锅端,也不想真正驱除林彪这位新立的接班人。或者,至少毛泽东此时还在犹豫,还在观察、考虑和权衡利弊,并未痛下决心。

敲打是肯定的。庐山一下来,毛泽东就步步紧逼,部署了所谓“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措施,并把熊向晖派入总参了解动向,但此时,毛还不想将事情做绝。

从这一判断推论,也是可以找到不少事实来佐证的。如毛泽东虽然对“华北会议”等不满,但中央“批陈会议”后,中央层面又如以前那样,在周恩来主持下,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两派人马一起处理日常工作。还有,毛泽东对黄、吴等人说的要保他们的话,并非假话而是出自真心呢?江青到军委办事处看望、为林彪拍照,以及中央文革张春桥等人与黄、吴等人搞好团结等等,所有这一切,也就不是毛泽东故布疑阵,迷惑林彪一方的假象了。

然而八月,事情急剧变化,毛泽东突然乘车南巡,和各地干部个别谈话,决心铲除林彪以及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了。变化的急剧,显然是事出有因。

第五,毛泽东为何决心铲除林彪?

毛泽东铲除林彪,根本原因应该是林彪,是林彪不愿向毛泽东低头自辱,或过分地低头自辱。

林彪是战将,是常胜将军,在中国的内战、外战尤其是与国民党军队最后三年的决战中,立下了赫赫功勋。

但才干和资历,并不足以使林彪成为毛泽东接班人,要被毛选为接班人,还要有个条件,那就是忠心。这忠心,自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立场、态度上,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不足挂齿,而是要为此“忠心”有所贡献,为毛泽东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呐喊助威乃至冲锋陷阵。这一条,林彪以他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为标志,做到了,达到了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要求。这才有文革初期,毛泽东决定拿掉刘少奇后立即以林彪取而代之的举措。

不能排除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没有政治投机成分,也不能排除林彪有自保其位其身的考虑,这些,应该可以解释林彪在文革开始以后的作为。

林彪不可能反对毛泽东,也不会有取毛而代之的荒唐想法,因为,文革正是毛的威信如日中天、君临一切之时,反毛绝不会成事。但林彪出生军队,而文革情势使军队势力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占了大多数;又因为林彪原因,中央层面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多是林彪旧属。这种状况,一旦有事,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怀疑和猜忌。

庐山上的斗争以及先前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其本身荒唐而无谓,但其争论背后的诸多动作,却不能不说含有宗派活动性质,其手段虽然老套,但目的所向,却是文革中的新贵张春桥以及江青和康生。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虽是起点,但庐山事件的真正推动,是林彪在大会议程之外的“突然讲话”。

那么,林彪为何要讲话?要在会议议程之外节外生枝发表这一番讲话?

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林彪感到江青、张春桥一方太过猖狂,他要利用副主席地位给他们以打击,明确给吴法宪等人以支持。另一是,林彪可能从张春桥言行表现感觉到,张的背后有江青、甚至可能有毛泽东支持,张是自己地位的威胁,予张以打击,可在党内高层中引起反应,而打消毛泽东可能有的取张弃林的想法。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林彪讲话以及军委办事组诸人在庐山上的表现,就确实有向毛泽东叫板的成分在。但这一叫板,并不是向毛泽东的权威挑战,而是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斗争,在进一步向毛表明心迹的同时,既劝告也警告毛,希望毛收回改换接班人的可能想法。可令林彪没想到的是,也是令林彪集团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居然坚定地支持张春桥、江青、康生。接下来,形势就完全翻盘了。

毛泽东应该明白林彪讲话的意义,如果毛先还未曾领会,但经过两天会议,再加张春桥、姚文元向自己的哭诉,毛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手段是,借批陈打压林彪集团,同时对林彪个人安抚,对林说:再考察张春桥两年,如不行拿掉,交班给林。这是林彪为安抚吴法宪而告诉吴的,不会有假。这应该也是林彪高姿态,带领叶群上门看望江青的原因。

林彪看望江青,对林彪是屈辱,也是非常勉强的,但林彪还是做了,以替代检讨。林彪对吴法宪等一再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要检讨,要检讨我检讨,事情由我讲话引起,责任由林自己承担,无须其他人检讨。

林彪已如此表现,接下来,就看毛泽东了。

毛泽东毫不放松,步步紧逼,从山上到山下,逼军委办事组成员一再检讨,并在吴法宪、叶群两人检讨上批了各种耸人听闻的硬话。

毛泽东是否在庐山上就下决心拿掉林彪?因而步步紧逼?有此可能,却也未必,但敲打一下,让林彪受辱接受教训,则是显然的。如果毛泽东当时还未决心拿掉林,那以后事情的发展,林彪个性就是决定性的了。

林彪有个性,而且个性强硬,宁折不弯,可以低头,决不受辱。庐山之事,按吴法宪说法,是林自战争以来打的头一次败仗,不得已低头去江青处已属极不容易,事后还听凭江青摆布拿着毛选拍照仍然配合。但过分的事绝不干,庐山上不检讨,下山以后仍然不检讨,至多只让下属检讨。

华北会议开了,中央军委会议开了,黄、吴、叶、李、邱检查了,毛也批了,毛接见众人,要周恩来带领一干人向林彪汇报,显然要林彪检讨。但林彪自始至终不发一声。中央工作会议,仍然不检讨,甚至不出席。林彪当然知道,不配合毛的动作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但林彪自辱其身、自唾其面的事绝不做。

周恩来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所以才会在带众人见林彪之后向毛泽东汇报说,林彪批评过黄、吴、李、邱等人了,才会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几句就好了。可林彪就是不检讨。

可能林认为:如果毛硬要拿掉自己,检讨也无用。林或许是对的,或许毛泽东自庐山后,无论林如何表现,一定要拿掉林呢?所以,林彪宁可倒台也决不妥协。

八月中旬,毛泽东出发去南方巡视。事情正式摊牌。毛泽东与各地干部谈话,既直接挑明,军委办事组黄、吴等人要下台,又隐约暗示,军委办事组有后台。稍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毛泽东在说什么。

毛泽东尽管关照各地干部谈话保密,但谈话内容还是泄露出去了。李作鹏知道了,黄永胜知道了,即使他们没有向林彪汇报,总会有其他人向林彪汇报。事情已无可挽回,话已无须多说,林彪明白自己的下场会怎样,于是宁死不辱,登机北去,葬身沙漠。

第六,熊向晖的汇报是否关键一着?

八月南巡之前,毛泽东何时决定拿掉林彪的,没有确切证据可资证明。在此,我们必须提一下已放下太久的熊向晖了。

熊向晖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派入总参的“间谍”,尽管熊自己并不自觉这样的角色,但毛泽东不忘,这才会有中外建交史上最大事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来访之时,让熊与周恩来一同去其住处汇报。毛泽东虽然年迈,这方面却是滴水不漏,他让熊去,除身边两个“玉女”王海容和唐闻生外,就一个周恩来。由此甚至可推测,毛让熊参加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也是为此秘密见面预先作的铺垫。

熊向晖的汇报和毛泽东的反应,已见上引熊文。

为了看清楚熊向晖这一次汇报的作用,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庐山会议后的重要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

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2日,华北会议,会议撤消李雪峰、郑维山职务,任命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组成新北京军区,并宣布陈伯达罪行。

1971年1月,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军委开会一月,根本不批陈。

黄、吴、李、邱急忙补救,连夜开会检讨。

第二天,毛泽东在住处开会,谈黄、吴、叶、李、邱等人检讨事,要周恩来会后带众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当晚,周恩来带领众人往北戴河,林彪并未对黄、吴、李、邱批评。众人回北京,毛泽东又召集开会,一见即问,黄、吴、李、邱被林彪批评否,周恩来应付过去。毛要周恩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印发黄、吴、李、邱等人检讨,并让四人不要紧张,自己是保他们的。

1971年4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即“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到会各部门负责人九十九人,会议印发了黄、吴、叶、李、邱等人检讨。会议期间,林彪回北京,叶群参会,但林彪始终未露面。4月29日会议结束,中央文革与军委办事组两派人表现团结气氛。

1971年5月1日晚,毛泽东与林彪一同出现在天安门。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询问熊向晖,得知熊这位总参二部副部长不知庐山会议事,因而说此事未完,他们有后台。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开始南巡,9月12日回北京,同各地负责人前后谈话十三次。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与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北飞。毛泽东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1971年9月24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解除职务,隔离审查。

如果没有其他相反的材料,仅就以上所列来看,可以判断,熊向晖的汇报是关键一着:

假如毛泽东早就下决心拿掉林彪,那么,熊的汇报可说是加速了事情的进展。

假如毛泽东还未下决心拿掉林彪,还在观望和犹疑不定,那熊的汇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拿掉林彪了。

如此说来,熊向晖继国共战争中作为共产党间谍发挥了重大作用,三十年之后,又为毛泽东个人作了一次间谍,又一次发挥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巨大作用。

第七,熊向晖此举如何评价?

作为间谍,除最高领导外,其他人总是忌讳的。间谍难为,难为间谍,这也是间谍这一类人的苦恼之处。这也是间谍一般不愿留下文字的原因之一。

从大处来看,间谍从来不是主动的,间谍只是服务于从事大目的、大事业的领导人的工具。间谍的个人道德和作为,只能从大目的、大事业来评判。大目的、大事业正义,间谍也正义,相反,大目的、大事业非正义,间谍也非正义。

因此,熊向晖的第二次间谍作用如何评价,那要看对林彪如何评价了。

 

八,林彪及林彪集团的历史评价

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集团”成员万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会在几年以后与自己的对立面“江青集团”成员一起公审。

吴法宪的思路是合理的,也是有代表性的。

因为林彪出逃,所以他们被隔离审查,这他们能够接受。根据他们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根据以往历次运动的所见所闻,他们知道这一切免不了,跟错了人或者是不得不跟错人,只能自己吃进,自认倒霉,接受审查。

毛泽东逝世后,吴法宪对自己命运担忧也是合理的。被隔离审查,吴知道怎么回事,再大的罪名只是政治所需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态度,毛泽东对他们几个不满意。但他们也知道,自己革命几十年,忠于党忠于革命尤其忠于毛泽东,只要毛泽东哪一天回心转意,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一夜之间改变,重新出来工作。尽管官复原职不太可能,但一定的待遇还会有的。所以,吴法宪在被逼之下,按照上面意图作假口供写假材料,如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的话按到了叶群头上。可毛泽东去世了,一切就难说了,要按照新人新规办了,如果江青等人掌权,他们林彪集团成员决不会有好结果,因此,吴法宪一天不吃不喝担忧自己的命运了。

结果并不是江青等人掌权,而且,一个月不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将“四人帮”抓起来了。可往后的事情发展完全出乎他们想象,他们被正式逮捕,与“四人帮”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等待公审。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被与他们作对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一起接受公审。

这公正么?公平么?

对他们个人而言,可能不公正不公平,可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大局而言,对历史而言,未必不公正不公平。

对他们个人而言,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不公正、不公平,公审之后,他们这几位有过战功的老将军立刻都安排“保外就医”,江青、张春桥等人则并未得到如此待遇。

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大局而言,将这两个集团、两伙人一锅端,放在一起公审,恰好可以集中全国的政治愿望、兴趣、愤怒以及希望,让所有在文革中受到冤屈、迫害、蒙难、挫折、屈辱的人找到了合理的发泄对象,由此而使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

公正公平,很简单,这两伙人文革中始终在位,主持中央工作,所有的不幸和灾难,都可以联系追究到他们。即使他们个人没有责任,但作为他们所担任的政治职务,也必须承担责任,这是所有政治人物,尤其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政治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可以说毛泽东应对这一切负有最大责任。但因为政治大局的需要,毛泽东作为一尊需要保留贡奉的大菩萨不能随意触动。这不仅仅是后来掌权者的利益所在,事实上确实也是为整个大局考虑的明智之举。因为,从任何角度而言,拿掉大菩萨的政治风险是谁也没办法估计得到的,也是所有明智的人不愿冒此风险的。从事后看,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正确和明智的选择。

所以,不能简单说,这两个集团是政治祭坛上的牺牲,要说牺牲,也是供奉大菩萨的牺牲,也是政治人物命运中必有和必须的选项。或说,他们是政治工具?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而言,即便毛泽东,不也是执行历史意志的工具么?

至于个人的委曲,到一定时候,总可以讲清楚的。比如,被毛泽东逼走的林彪,比如林彪集团的几位,乃至江青集团成员。现在政治环境宽松,时间又拉开了距离,他们已在一定范围内,自己主动或被允许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如在当局允许或眼开眼闭或默认的情况下,让吴法宪这类人的回忆录出版,允许或默认类似的文章言论在网上乃至纸质媒体上发表。对林彪,也在一定范围内肯定其战争时期的功绩等等。

 

九  一点余话

有些事情,后人是可以弄清楚的,比如庐山会议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一两百人,还有各层级领导的秘书和工作人员,综合众人的记述,就可大体还原当时的情况。吴法宪回忆录外,还有汪东兴回忆录,还有吴德和陈锡联的回忆以及更低级别的徐景贤回忆等等。

如陈锡联回忆:

看到华北组的这个简报后,东北组的一些中央委员就提出,说华北组出了简报,我们东北组也应该表个态。我是东北组的召集人,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谨慎的。当时,因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理论家”,我们没有觉出他们的讲话有什么“异常”。但是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周总理参加我们东北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并没有提到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也没有暗示要“揪人”。周总理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丰富的经验和超人的智慧,他的讲话、发言从来没有随意性,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我们东北组的讨论中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肯定不是一时的疏忽。我就考虑还是应按周总理的讲话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这些中央委员说:你们个人要表态,这是中央委员的权利;但是我们东北组在简报上不能表态,因为中央没有要求我们表态。我还对随行的王清涛秘书说,东北组的简报都要经过我签字才能上报。后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并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等人的言行,揭穿了他们宣扬“天才”、“设国家主席”、妄图以“和平过渡”方式抢班夺权的阴谋。在庐山的这场斗争中,我们东北组避免了一次“上当”(《陈锡联回忆录》)。

陈锡联是老练的、成熟的,虽然按吴法宪回忆,在林彪讲话当晚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讨论林彪讲话,陈锡联是首先响应的;虽然陈锡联没有感到陈伯达的语录有问题,但他根据周恩来的表现处理问题,最后站对了立场。这应该也是其以后上升到中央、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一大原因。

另外,比如,吴法宪所说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尽管当年的中央文件上引了很多毛批江的话,但吴的说法值得参考:

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察觉,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是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斗争’”。

吴指毛泽东实际袒护江青,这一说法是成立的,因为,当年的公审大家都看见,无论怎样审,无论怎样说毛批江青,但实际的确如吴法宪所说,毛泽东批江青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文字记录。

但有些事情,却是需要推断加猜测了,因为有些记述是孤证,没有旁证;还因为,这些记述与另一些也没有旁证的记述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说:周恩来对林彪出逃后的态度。

从吴法宪的回忆来看,周恩来在当时是略略偏向于他们这一面的,也是不希望林彪出事而仍能维持或继续这一种执政格局的,这从吴法宪以及熊向晖的记述中都可以看出,比如,中央工作会议最后,周对吴法宪表示林彪如果能说几句就好了的遗憾,熊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周嘱咐熊不要向任何人提起等等。但周恩来绝对忠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意志的忠实执行者,由此而得到毛的信任和依赖,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坠。周始终自觉地以毛的意志为意志,以毛的态度为转移,并能仔细领会和预先猜测出毛的立场和态度,所以才会在庐山会议上并不就国家主席事和语录事公开表态,才能在庐山上态度转变,下庐山时与康生同机而亲密,才能与毛在林彪刚出逃时,两人就凑出林彪历史上的十六件反党罪行等等。

如通常所说,周恩来所做的执行毛意志的错事大多是“违心”的,那么,周恩来对林彪出逃事件的真实感情如何?是否已调整得与毛泽东一致?

有一个回忆材料说,不一致,周恩来事实上是很痛心的,在处理林彪事件之后,有一天独自在人民大会堂嚎啕大哭。这个材料网上说是出自纪登奎回忆,但并不是纪亲笔所写,而是其儿子对记者所谈。这种材料就难以采信而只能存疑了。

类似的材料还有很多,再说一件。十余年前,周恩来秘书在美国出版的书中回忆说:周恩来逝世以后的那个春节,全国人民仍处于周这位大家长逝世的悲哀之中,毛泽东住地却放起了鞭炮。周恩来秘书的解释是:毛泽东对周有看法,所以才会有此恶作剧。最近,有人在中共中央刊物上发文,对此说予以驳斥,认为这完全是无心的不相干的两码事,但并没有否认毛泽东住地放鞭炮。这类事,还比较简单,因为事实得到了确认,不同的只是解释。而解释,是可以有多种多样的。

最后,要说的就是熊向晖文中所谈的,毛泽东对林彪出逃摔死以及整个林彪集团垮台的态度。

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对此很沉重,毛泽东外表看上去衰老消沉,甚至有人由此而推论:毛泽东对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发生了怀疑等等。可能这种说法比较政治正确,一些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这样写,如吴德回忆说:

应该再补充一个情况,说明完全是林彪自绝于毛主席、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要到中国访问。……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接见时,除我以外,肖劲光和你一起参加陪同参加接见。10月8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

这是政治正确的说法,是有利于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说法,也是普通人出于人之常情的一般会推想如此的说法。可,这与熊向晖的记述却不一致。

熊向晖的记述,由于出自女儿之手,在态度描述上,或许有出入,但对于毛泽东话语的记录肯定是确切的。一方面,谨慎,对大人物讲话必须详尽周全而准确,如熊这样出于间谍的外交干部,是必须的习惯和本领。熊的整本回忆录都可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毛泽东与熊的第一次关键谈话,仅周恩来在场,但熊所记述的下面两个场景,熊文发表时,许多在场的人还在世,熊不可能在事实上胡乱添加。

那么,从熊文记述来看,毛泽东是否对林彪事撇不下?是否心情沉重?是否遭到了很大打击因而会怀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

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如果不说是恰恰相反的话。且看九一三以后熊两次见到毛泽东的记述:

10月20日,基辛格到京。当晚九时许,周总理和叶帅、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一见到熊向晖,毛主席就笑眯眯地问: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毛主席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6日,基辛格离京返美的当天,传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当晚七时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同叶帅和有关同志讨论此事。讨论尚未结束,毛主席要周总理和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处。

毛主席还是穿着浴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

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从这里,能看出毛泽东对林彪事撇不下,心情沉重,遭到了打击么?一点看不出,所能看到的只是毛泽东的轻松、高兴、幽默,如同刚打完一场胜仗那样的喜悦,甚至不妨说有一点轻佻的。

所以,从熊向晖的记述中,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一个与其他记述完全不同的印象。

 

2014/8/13

改定于20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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