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3.对话之三，纪教授与董老师，小人常戚戚

董老师推开教研组左边第三个办公室的门，看见纪教授正和罗小乐谈话，她不便进去，识趣地退到了走廊上。走廊上光线暗淡，令她踌躇，转念一想，她朝收发室走去。收发室很明亮。

她和郑阿姨闲聊了几句，又随手翻了翻教研组订的几份报纸。

她一般只匆忙扫一扫报纸主要版面的标题，它们每每快速向她的思考中枢提供了足够的养料，而那个思考中枢不一定位于她的大脑。她这个优秀班主任前几天临时召集她班级的学生开班会，人到得不多，大概占全班人数的一半左右，她婆婆妈妈地劝告这出席的一半，应该早日结束罢课――她当时引用的正是那天上海党报上一篇社论的标题：“端正思想，尽早复课。”她还煞有介事地大声问：“你们每天都看报纸吗？”后排有位学生回答道：“报纸上除了气象预报，没有一句真话。”她听了那回答，觉得蛮俏皮好笑的，就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轻声笑出了声来。不过不到两秒钟她就意识到了什么，立刻收住了脸上全部的活动肌肉，改以班主任的“真面目”严正警告那位“跳出来”的学生，讲话“要注意影响”。

从以上那失去控制笑出声来的事例中，董老师分明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直性子的人。

她知道教研组里有很多人对她的这种“直性子”不以为然。比如教研组里“一言九鼎”的纪孝宽教授，就是一个老顽固。教授从来不加掩饰地对她随便大声嚷嚷的腔调表示厌恶。又比如罗小乐那样的一群年轻教师，以罗小乐为首，经常的，在教研组的全体会议上，当她正对某一问题“旁证博引”各大报纸的标题发表高见时，突的遭到他们半途打断她的话头，冷冷的挖苦和恶意的嘲弄接踵而至。

如果说教授在历次运动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冲击和迫害，而她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指定招生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纪教授是把她当作以往那一历史时期的“副产品”来憎恨，那么她还能理解其中的背景和原由，但是另一方面，她就绝对不能原谅罗小乐这批自以为是的年轻小子对她的轻视和傲慢！就因为她不是像他们那样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正规统一的招生考试进入高等学府的？那又怎样？那又能说明什么？每个人生逢的时代年月不同，罗小乐他们至多只是一群比她在时机上幸运的知识新贵而已！她有时候反过来倒是有点怜悯现在这帮年轻人的不知天高地厚。

她心中的“这帮年轻人”当然也包括最近以来参加学潮和罢课的学生，尤其是她班级里的学生――她有着近水楼台发自肺腑的揪心和痛心。这些学生年纪太轻，又身处一所太容易使他们产生优越感的名牌大学，他们的磨难和觉悟等等根本无法同她那一辈在革命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同日而语。这些学生大多数思想混乱，政治素质差，一碰到由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而起的动乱(“动乱”，没错，在这一点上，她完全赞同党和政府的分析和判断)，他们发生动摇和叛逆是必然的。所以，全国性的学潮持续的这几个月以来，她反倒表现得像个无头苍蝇，飞来飞去，每时每刻在打探这些学生的动态，有机会总要开导这些学生，也不忘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向系里的党组织汇报，不管这是出于她当班主任焦虑的责任心，还是出于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布置督促。一句话，她不能眼看着这些学生迷失方向“犯政治上的错误”，一意孤行走向死胡同――凭她的政治经验，他们最后决讨不了好。

就这么动乱着，日子过得真快，比翻一张报纸还快，今天已经是六月四日了。

她继续随意翻着报纸，报纸是昨天的，今天的报纸还没来，那些“昨天的”标题她好像在另外的哪里哪里、另外的昨天的昨天读到过，版面内容似乎缺乏崭新的“今天的”舆论精神，她有些不满意。她跳过了体育版，她对体育版打心眼里反感，倒不是因为她不爱好体育（虽然这是事实），而是因为去年有一次她在一份党报的体育版面上竟然看到了美国职业篮球赛的比赛消息，还配了一幅相关的黑白明星照片，照片的尺寸大到在她看来无疑是走火入魔了。她至今仍然耿耿于怀：虽然毕竟时代不同了，可是，我们的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嘛！有什么确切的宣传或教育上的理由，要“喧宾夺主”，在严肃的党报上刊登这些西方帝国主义豢养的巨型白痴们在他们的国土上的疯狂表演？！难道不能多刊登一些我们自己国内的乒乓健儿啊、排球女将啊，他们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事迹来鼓舞人心，以正视听？

这时，董老师听到有一个找纪教授的电话打到了收发室，郑阿姨接了电话，跑去走廊里催了两次。过后郑阿姨转身去系里拿当天的信件和报纸去了。

天助我也，情形变成了董老师期待变成的那样，那个有待教授接听的电话和内心打着小九九的董老师一起，在收发室里守候教授。

纪教授匆匆走来，接了电话，对话筒讲了两句，挂了。他正准备走，他没有注意到收发室里的董老师。

“对不起，纪老师，现在几点了？”守候结束了，董老师像准时引爆的定时炸弹，小型的，杀伤力要看情况。

“十点还差二十分钟。”教授明显迟疑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答道。

董老师乘机搭讪道：“我昨天晚上忘了给我的表上发条了。现在都流行不用上发条的电子表了，可我还是偏爱这块机械表老货，‘米度’，买了很多年了，走得还是很准时，想必教授你知道这牌子。”

教授当即觉得董老师的真正意图不是要和他对时间，便顺水推舟接过了话头：“哦，是‘米度’，瑞士品牌，属一类表。我以前也有一块这牌子的手表，五十年代初买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后来没有归还。”

董老师没想到这个偶然的话题触到了教授的痛处，虽然引起的回忆不很愉快，但她庆幸谈话还是有了一个不露破绽的切入点。

董老师及时地发挥起来：“说起文化大革命，受害的人太多了，不要说像你这样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了，就连我们这样的普通群众，回首往事岂非也是深受其害！那年月我们正当青春时期，本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却失去了受正规教育的大好时光。”她说得很有切肤之痛，并熟练地在话中夹了恭惟教授的形容词。她的要点是，她在很多方面和教授感同身受。

“好在那一切都过去了。”教授淡定地喃喃道。“米度”手表的故事凑巧了，他哂然。今天上午他在教研组消耗的时间已经超标，无所谓了，他有兴趣看看谁会“弄巧成拙”。

“唉纪老师，你还别说，依我看，现在这学潮任其这样闹下去，如果党中央国务院不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和平息，就很可能演变成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你说呢？”她询问教授的口吻显示她对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颇自鸣得意。

接着，不等纪教授回答，董老师话锋一转，压低声音告诉了教授一个她刚刚听到的坏消息，罗小乐班级里有几个学生“出了事”。昨天，他们伙同几十个其它高校的学生，声称代表某个上海大学生“联合组织”，想强行冲进上海的美国领事馆，以寻求美国人明确表态支持学生运动，结果没成功，统统在领事馆外围被公安机关拘留了。公安机关昨天晚上已经通知了学校，董老师是从一个在校政工部门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的。

教授听了这消息鄂然。教授问董老师，罗小乐知道这消息吗？董老师说，他应该还不知道吧。

教授陷入了沉思。董老师则随时活跃于沉思别人的沉思。

董老师揪住此事打边鼓，她嚷嚷着认为，事情出在罗小乐班级里，无论如何说明了，作为班主任，他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罗小乐能够（像她董老师那样）始终密切关心留意班级中学生的动向，尤其是那些思想激进的学生的最新动态，做到防患于未然，情况很可能就不至于这么糟，这么――这么“被动”。董老师把她的看法说得很快，也许是因为内心激动，也许是因为她想借助飞快的语气来刻意冲淡她的话中容易使人误会的幸灾乐祸的意念。

然后她停住了。她不能让教授感到她在“搬弄事实”。

教授迅速想了想，就事论事地说：“既然公安机关已经和学校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就让学校去处理吧，最好不要把罗小乐牵连进这件事。”

“可是，我问过他们班级的同学，罗小乐快一个星期没有去过他的班级了。作为班主任他也太失职了吧，他应该懂得的，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董老师不买账地“咬”住不放。

“这嘛，罗小乐跟我打过招呼，他家里的住房最近在大修，每天要打扫清理建筑垃圾什么的，重体力活，算请假吧，……”教授想赶快结束他们之间的谈话了，“言多必失”，他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小看了面前的这个“工农兵大学生”。

董老师不痛不痒地抛出疑问：“我听说，他是在全力以赴准备参加美国大学的英语入学考试，那个叫做‘托福’的吧，想要自己找到门路去美国读博士――其实纪老师你是他的导师，肯定知道他的打算和安排。现在的青年人，不管是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一心一意向往‘美国’这块金字招牌啊，最好能一步跨进了美国领事馆就待在里面不要再出来。”她适当地刻毒起来。

教授不言语了――董老师在暗示他包庇罗小乐。他脑中迅速闪过这次谈话的开头部分，关于手表的话题，然后是回忆起了相关的往事――是往事吗？是往事造成了某种反方向的牵制，使他疏忽了正面防范，让董老师得寸进尺地说出了她想要说的话，是那样吗？

“罗小乐有他的缺点，但我们还是要讲究实事求是，将他工作中的缺点同这次学生被扣的突发事件区分开来，混淆是非会造成不必要的不良影响。特别是，你刚才表达的看法到我们俩为止，不要到处去散布。我们要对每一位我们队伍里的同志负责。”教授希望能边仓促应付边撤退，但在撤退之前他也想先组织一道防线，或者如他无奈地意识到的，一道他和他不争气的弟子必须共同负担的防线。此时他十分担忧，凭他几十年在这个社会里打滚得来的沉痛教训，任何人格意义上的防线，单兵防线双人防线或集体防线，其最薄弱、最容易被突破的缺口永远都是政治上的缺口。“防患于未然”，这是董老师刚刚总结的至理名言，董老师也是从社会的底层经历滚落跌爬通过卓越表现冒上来的。防范，防范，防什么？最要防的是人心！政治就是人心的反照！

董老师机警地答道：“我懂我懂，这点你放心，纪老师，我是共产党员, 有党性原则。我不会去向不相干的人宣扬这事。再说了，我毕竟和罗小乐共事多年，同事一场，何必要落井下石败坏他的名声呢！”她嘴里的党性听起来像江湖义气，但她永远不会成为江湖中人。而且听话听音，她话里有话。

有部电影里有句台词，“脆弱的人往往很顽强”――同样的，我们可以说，“直性子”的人往往很有心计。

纪孝宽教授心头有一片不详之感在扩散。教授刚刚“警告”董老师的那些话，与其说是袒护罗小乐，不如说是他不想让董老师钻空子轻易取得优势并连累自己。今天上午他出乎意外地在教研组里待得很久，和两位中青年教师不期而遇进行了长谈，和罗小乐的谈话可说是周旋，和董老师的则堪称交锋。身为老头子，通过和这些年轻一辈男男女女的软磨硬抗，使教授竟感到自我身心不知所以然地老当益壮。董老师显然还有更重要的底牌没有亮出手，好吧，让她出手吧，他必须策略性地等待，要不这场所谓的谈话就“前功尽弃”了。

果然不出所料，董老师终于发动了战略总攻，不过教授无论如何没想到，那却是一笔夹带了“私货”的买卖献议，交换条件当然包括她对流言的守口如瓶。她接着向教授说出来的大意是，她一路来都很想参加教授所领导的“超精密加工”的大课题组，以便使得她自己在专业上更上一层楼，比如尽快提升评定副教授职称等，但她提过几次，都被纪教授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她理解教授的苦衷，她并不记恨，但是现在――现在，她一字一句地提醒道，在“新的形势下”，教授是否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一则，她董老师将教授过往的几次拒绝转化为“动力”，这几年已经逐步在职修读完成了“精密加工”的硕士学位课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比之前深入宽广多了；二则，既然罗小乐在准备出国留学的事，那么他的离开是早晚而已的既成事实，再加上其它青年教师也可预计有类似的离职计划，到时候教授的大课题组就一定会捉襟见肘人手短缺，她的加入可以及时弥补这个缺口。她虽然不能在罗小乐或其他人的专业特长方面完全取代他们，但是她也自有她的一技之长，总会对大课题组作出贡献的。

教授恍然大悟。他的大课题组是块令人垂涎的“肥肉”，拥有雄厚的“纵向”（国家部委）和“横向”（企业公司）的资金赞助，另有“博士点”的学术光环，董老师想方设法钻营加入由来已久，今天给她看准了新的机会。教授微微点了点头，甚至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似乎这一回他不禁被董老师合情合理的陈述和兢兢业业的专业精神所打动。

教授爽快答应，这次一定认真考虑董老师的提议。“不过，这件事光我点头还不能算，请让我和教研组的其他几位负责人讨论一下，下星期我给你答复，好吗？”教授温和地问，好像是他而不是董老师如释重负。

谈话结束得比它的开始容易。人离去，收发室里只有旧报纸在无风自动。

走出收发室，一直到走出教研组大楼，董老师竟有些跌跌撞撞的――她实在难以压制自己毛毛糙糙的高兴心情。虽然她对纪教授今天答应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豪爽得多的动机将信将疑，更对教授最后表露出来的那份温和劲不自在（一天之后，明天，她才难过地认识到，她对于这两条疑虑的直觉都是对的），但是，暂且抛开这些纠结，她毕竟打了漂亮的一仗。不是吗？不是吗――至少，她相信她和教授口头“签署”的那份君子协定的约束力。纪教授有其它的退路吗？她看不出，或者她不想庸人自扰。一场浩大的政治事件，被她巧妙地借用了其潜在能量，助她在“位置”的进退谋取上占有了一席主动――而她基本上胜券在握。

今天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对她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由“小日子”提升而来的“大日子”。董老师急于想要和别人分享她的喜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立即召集一次新的全体班会。对，这次一定要求学生们全体出席，坚决不允许出现上次那样目无法纪的“一半旷课”的情况！

学生就像小孩子，不狠狠敲打不成气候。

慢！瞧自己的记性，她猛然想起她约好了上午要去凯强那儿拿一卷录像带。凯强在学校党委工作，是董老师她家的邻居，今早曾在家门口碰到她，一是向她透露了罗小乐班级有学生被扣的消息，二是跟她谈起党委宣传部最近制作了一盘以“反对动乱，反对和平演变”为主题的教育录像，他那里有许多等着向各系教研组分发的备份，问她要不要先“开后门”提前拿一份。她很感兴趣，觉得她手里正缺少这样一支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杀手锏”。对了，立刻去拿来，今天的全体班会内容就让学生观看这卷录像带。

今天天气不错，云层像一群勤快跑动的儿童，又像一堆有待分发的糖果。

她的腿脚开始想念她的自行车了。

 4.中场穿插，罗小乐，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从“运通复印中心”出来，罗小乐心情懊丧，他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闲逛。几分钟后，他走过学校的布告栏，脚步不由得停了停。

他想起早上在办公室里和纪教授谈话时听到的楼下那两个过路人的答问，北京真“出了事”？上海呢？且看看布告栏上有没有宣告什么“最新动态”。

布告栏周围只有三三两两的人驻足观看栏上张贴的东西，那上面却又没有多少最新的消息，而且版面显得邋里邋塌的。记得学潮，噢不，动乱，记得动乱最初（二月，三月？）从北京播及到上海这儿的那一段堪称“风起云涌”的日子里，布告栏这里天天人头攒动，群情激奋。那时候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海报等等，从形式到内容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有一定的思想素质，更重要的，有一股生猛的爆发力，有一股青涩的敏锐劲。而现在这一段日子呢，零零星星张贴的东西多是翻炒一些“美国之音”或者英国BBC所散播的消息及发表的评论的冷饭，再有就是劣质的道听途说，虚张声势的标语牌。喏，罗小乐看到一幅醒目的红色大字布条挂在那儿，看字色和布条底款依旧鲜艳，猜想它是新挂上的：“教师们，同我们一起战斗吧！”他这个青年教师看了这句号召简直觉得不知所云――觉得那跟喊了玩儿似的，学生教师都被喊没了影。嘿，他看到布条的右下角居然还附加了一行小字：“请保留两天！”这算哪门子的事？自个贴上去的时候都晓得未必经受得住“两天”的风吹雨打，任意“延长”时效就能掩盖斗志的短暂吗？学潮，对不起，又忘了，老是忘记，动乱，动乱延续至今，也许学生们在乎的已经不是张贴什么，而是勉强维持有点东西贴在那儿而已，糊弄人也糊弄自己。这不仅说明他们在宣传方面缺乏条理和方向，更说明他们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进行“长期、韧性的战斗”的准备。虽说是个“局外人”，看到这里，想到这里，罗小乐心头还是充满不忍，甚而有点黯然神伤。他从这曾几何时意气风发的布告栏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和“当前的”动向有关联的迹象，这本身就是一个迹象，一个悲伤和孤独的预言。

在布告栏那里彷徨了一会儿，罗小乐再不多想，快步走了过去，把布告栏以及一些事不关己的连带东西使劲甩在身后。他再次告诫自己，要抽离现实，越拉开距离越好。这“当前的”一切于他风马牛不相及，他关心的应该是“长远的”个人利益。

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来学校了，对他来说，“躲进小楼”不正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成一统”的环境，一个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的环境吗！

去美国大学攻读学位必须通过的英语“托福”考试即将在八月进行，时不我待。他在废寝忘食地“恶补”语法和词汇，还有听力诸方面的不足。前几天他拿几张近几年的“托福”考卷和录音给自己做“实战模拟”，试下来平均成绩是五百五十分左右。按照他了解的“标准”，要稳妥地拿到“全额奖学金”，保险的底线是六百分。他的实力离拿到“入场券”有五十分的差距。五十分的差距是怎样的概念？依行家的意见，这五十分一般得花一年半载的才能迎头赶上。可惜，他已经“箭在弦上”，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来迎头赶上了。联系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事再往后拖延准是夜长梦多，凶多吉少。尤其是如今学潮（动乱）这么一闹，美国以某种方式一介入，中美关系势必进入一个低谷期，一旦两国关系正式破裂，国门就会关上，去美国的梦想就会彻底成空。所以，得赶在这种不堪设想的严重局面出现之前分秒必争！他要尽量减少乃至放弃一切与这件头等大事无关甚至干扰它的活动和“应酬” (有时候去学校去班级也是一种应酬啊) 。动乱也好，学生罢课示威也好，学校秩序正常不正常也好，都无足轻重――这些事情体现出来的唯一正面的意义是，这样的混乱恰好给了他“躲起来”洁身自好的绝佳机会。他是躲藏在一件巨大事变的阴影深处做个人前途的决定性冲刺。

罗小乐继续走在感觉“荒凉”的校园里，迎面碰到了他班级里的三个学生，他们没有试图躲开他，但也无意识地将偶然的碰见变成了一种心理和脸面上的“僵持”――他们三人老远就做了整齐的预备动作：微笑――微笑着和他们的班主任打了招呼，微笑着擦身而过，微笑着没有停下来寒暄，三个人就那样“旁若无人”地走过去了。罗小乐心里笑骂，他妈的，走得那样步伐整齐，他们是三头牲口吗？

“我们微笑着走向明天，走向世界”――他们仿佛昂首挺胸唱着无声的歌，心无旁骛。但是，明显的，有什么东西扼杀了他们心念中的“歌词”。

再前一个星期有一天，罗小乐去学生的宿舍“慰问”学生，名义上是慰问，实际上是定期按照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的布置，作为班主任下去就地了解掌握学生的第一手思想动态，观察有否异常的现象或“苗子”。各班主任摸底过后的情况汇报综合起来，据说可以让“上面”做到“胸中有数”。令他感到费解的是，他和学生的“会面”气氛似乎过于轻松，大家随便聊聊，天南地北地聊，海阔天空地聊，就是没有谁起个话头提有关当前学潮 (动乱)的 一个字，好像生活中完全没有这回事，好像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班主任是肩负什么使命来串门的。同学们显然是在用一种接近“现实真空”的情绪和态度敷衍他，敷衍校方，而他也用类似的东西在敷衍他自己。那天他印象最深刻也感到最有趣的就是，每个人都在微笑，就如同刚刚那三个学生的微笑一模一样。罗小乐感到那种微笑暗含着强烈的反作用力――罗小乐小时候家境困难，他妈妈老是拿他哥哥穿过的旧衣服改改给他穿――他现在就分明感到，这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他们的“道貌岸然”的微笑也是偷取了像他这样表里不一的青年教师有着“补丁”的言谈举止、还有像纪孝宽教授那样的上一辈、老一辈知识分子由历次政治运动历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的笑容可掬，然后经过了精心的修理和改装，再镶嵌到他们年轻的脸庞上去的。

那种神经质的伪装甚至一度有失控的危险――当“慰问”结束，罗小乐走到了宿舍外面的操场上时，那时他已经离开学生超过十分钟了，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还在持续地莫名其妙地微笑。

这种微笑是人们活在所有的“小日子”混同“大日子”里的心照不宣的练习，不管生存的环境如何动荡不安，如何险恶，人们总还可以找到一种安全的面部表情来进行“沟通”。

罗小乐不由进一步回忆起当初开始做班主任时的情景。学校明文规定，每个留校的青年教师都要或迟或早担任至少一届 (四年) 任期的班主任，就像有些国家强制年轻男性服兵役一样，借此体会我们教育制度所提倡的“教书育人”中“育人”的一面，不过更深一层的意思恐怕的确有“军事”含义，就是要模仿“人民军队”的建制，在学生中安插一个兼职的政治指导员 (或辅导员) 。那时他刚留校，系和专业教研组的领导很器重他，第一学期就把他排上了走马上任的班主任的名单。那一次系党总支还正儿八经地颁发了一张鲜红的班主任委任状给每个当班主任的教师，他把它拿回家去，年迈而极要面子的母亲看了如获至宝，逢人便兴奋的唠叨：“我儿子多有出息啊，在大学里当班主任了。”好像那是一个可以和某一级别的党的大干部相提并论的职务似的，弄得他反而很没有面子。他知道其实母亲心里也明白这班主任多多少少是个空具名头的“官衔”，她那么一大把年纪还忍心做着戏欺骗自己，完全是因为她对儿子的深远期望和关爱。这种浸染了至爱亲情的“忍心”通过假戏真做感染了他，使他竟也对班主任工作产生了一种无从说起的光荣感。那时候他调侃自己，就当是一纸四年的“卖身契”吧，给他老母亲换了些活命的“口粮”。

第一次和班级里的全体学生见面，他照例要讲几句冠冕堂皇的开场白。他气宇轩昂的往教室的讲台边一站，立刻就觉得不对头，哪儿泄气了，像生理上的早泄。那讲台他给学生上专业习题分析课时已站过数十次，站立在那儿蛮自在的，但现在忽然换作“班主任”的角色跑上来讲演他就有些心虚了。他望着台下满教室一张张刚进校门的坦诚戆厚、聪明狡诈或许也还有那么一点点稚嫩的脸孔，嘴巴动了动，心中却找不到讲专业课时那种把握主题、头头是道的信心和欲望。他扪心自问，他真的有任何“内心资本”胆敢去“教育开导”那样全体真诚而又多少有点盲目面对他的、比他年龄小了十多岁的整整一代新人吗？老实讲，他对自己是否已经长大成人都没有定论――他念小学中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年月，那时谁“教导”了他？谁又“哺育”了他？他这样想着，站立着，腿在发抖――为自我内心世界的苍白和空洞。最后他的嘴终于发出声音来，讲了一些颠三倒四的话，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原来的那丝由母爱加持的光荣感顿时烟消云散。

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开头。从此只要他一走进教室或宿舍、学生们一用看待班主任的眼光打量他注视他，他的心头就会升起一片自责的阴影。更糟的是，他完全没法向学生们解释这一点――虽然他心里“爱”他们，但没法和他们像多年的知心朋友那般相处和交谈，对于这种内心的自我矛盾，他只能听其放任发展，在和学生们的交往中表现得越来越消极、被动甚至迟钝，到后来，自然而然的，在学生们心中他失去了班主任的“光环”，也失去了他们一进校门时对一个青年教师所抱有的信任仰慕。他希望学生们将来有一天会原谅他，毕竟，他们会有别的途径去学会思考和做人。诚然，那条路很长，弯路险路很多，往往很难顺利到达风景之地，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还会受到打击和挫折，有些人会垮掉――归纳起来他罗小乐本身就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

他经常自我检讨：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学术精英，对生活的展望和冲劲，趁着年轻闯一番事业的诚意，还有其它许多清纯宝贵的品质，这一切与其说在他身上是一朝一夕失去的，不如说是不争朝夕消退的更为准确。消退代表一个逐渐逐渐稀释、褪色、沉淀和逃逸的漫长过程，一个到头来缺乏清晰记忆的过程。生活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表面看来你是突然决定要做一件事，比如某天下定决心要出国留学，又比如是某一时刻突然明白了什么――突然站在讲台上明白了你充其量只能试着去理解那些学生而决不可能去“教育”他们，其实在这些“突然”后面，生活已做了长期的手脚。生活不是一把尖刀，使你一开始面对它就感到畏惧，不，不是的。生活一点都不锐利！生活更像是他念大学一年级时必须完成的那一大套没完没了的“高等数学补充习题集”，每一道难题都消耗掉你的精力和智力，甚至也消耗你的惰性，它是一页一页慢慢地挫伤你的积极性的，耐心等待你有一天深感无望而退却，而自动放弃。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自食其果！

而且，更令人恼羞成怒的是，生活的许多难题本来就没有答案。

事到如今，他已经拿定主意，坚决选择把班主任活儿和教学生涯，把他和纪教授在研究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把学生们在学潮 (动乱) 中的遭遇和可能面临的结局都一古脑儿抛置身外。他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用无数个英语词汇构筑起一个安全稳妥的避风港湾，用以停泊和整修自己理想的船只，以期重新出发航向新的彼岸，哪怕这新的彼岸只是语言学的假象。让董老师那样的人永远留在风头浪尖上做她的优秀班主任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