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当一头鹿感受到被追杀，那逃亡的越远对它来说就越安全；远处就是希望的乐土。

我是在极权社会长大的，做为个人求生的最后一道防线；思想、欲望甚至念头的自由都被控制着。终于，政治恐惧激活了我被钳制着的绝望，逃离开那个形同监狱的社会，也是一次越狱的行为。而逃的越是遥远，反叛的激情就越强。

那是去赢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个人生舞台，也是去异国他乡的终极方向。而西藏对于封闭的中国而言，就是最遥远的佛国了。我就是怀着那种心态走进了到处是枪口的西藏。

一九八五年，我终于进入三年旅途最远离尘世的“香格里拉”，充满神秘感的高原佛国。

到达拉萨那天，口袋里几乎身无分文了，在朋友的宿舍住下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找活赚钱。先是在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大门两侧，画两幅发展经济的宣传广告。一个多星期画下来，我浑身是尘土，街道的墙上平添了大片干净的色彩，引来无数藏民围观。

现在，我真不希望那不是拉萨大街上最早的商业广告。

赚了五百元以后，我又承包了自治区矿产局举办的介绍西藏矿产资源的招商展览。从西藏是中国最大的水力资源一直画到铁、锌、铜、森林等矿产和林业的开发潜力。也画了很多矿石提炼以后可以做出哪些生活用品，还画了从猴子变成人的进化过程，以表示商业开发是人类进步的必然。

半个月又赚了二百多元，并且由于晚上就住在展厅，半夜很容易去食堂偷啤酒和烧鸡，省了我不少生活费。

算了算基本上够三个月的旅费以后，就开始准备在西藏的旅行路线。我心中的西藏是一片非人间的佛土，藏语叫“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净土”。

但赶上了和平解放二十周年大庆，拉萨完全是个戒严的城市了，我虽然不是藏民，但也是汉民中属于坏人类型的长头发装扮。晚上溜出去在街上走动了一下就被藏族民兵抓住查身份，天亮才被电视台的朋友认领出来。

可以感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敌对关系达到了极点。但当时只是知道藏人对汉人的恨随时会爆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会劝我，说藏民们都有刀，持刀合法，要小心别被捅了。

出去也更危险，道道关卡围截检查往来的行人，就只好等过了这狗屁节再出发了。

庆祝游行的当天在街中游行走动的要经过政治审查，在街两边欢呼的人也都要严格挑选，完全就是一场武装的政治演出，感受不到一点节日气氛，虽然歌声号声响彻天空，藏人的恐惧和恨用手就可以感触得到。

之后我选了两条路线在后藏游荡了两个多月，经历最难忘的除了天葬，就是佛土无佛了，六千多座庙宇成为废址，幸存的七、八座，没一座是完好无损的。为 了恢复宗教政策而从农村拼凑进来的老小喇叭们多是为了有口饭吃。每座寺庙都挂着出家僧侣规定：“……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入寺后，要学习马克思主 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而员警就驻守在寺院里，看守着那一群群诵经的喇嘛。

做为一名受了戒不久的佛教徒，感到共产党真是无处不在，而佛和我一样，连自身都救不了，还能拯救谁呢。我感到自己内心的崇敬被冲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让医生诊断你生了什么病一样的尴尬。

现实的政治恐惧与宗教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与世俗的男人女人，甚至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都令我迷惑不解。因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从内心生出来，是需要现实的触动，但盼望己久才踏入的人间净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该停下来的地方。

回到北京以后我头脑依然空空荡荡，就开始通过写作来寻求内心的平衡。因我想以一个寻找内心自由的流浪汉的眼光走进爱情和同情、道德和信仰以及文明使 我们失去了什么，并根据这五个想法选了五个故事来写，而这五个故事都是来自我对西藏高原的感受；从原始自然的生活去对比现代人的处境。

为此，我跑遍了图书馆，查阅了很多宗教社会调查资料，还包括了高原植被和气候。结果，从道听涂说的故事里，渐渐又呈现了我对佛教的质疑。所以，在写作的二个多月，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的信仰。

写完以后就带着手稿，来到朋友高行健家里聊天喝酒，半夜他进到睡房一直读到凌晨才出来把我弄醒。他认为很好，不要再改动了，由他交给《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发表。

两个多月以后，我己经到了香港，在一个画商家里租了床位，每天为他画些商品油画为生。一天晚上，香港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播音员正在 说：…马建的小说透过一个流氓骗子的眼光，以低级下流的笔调，丑化了藏族同胞，文中没有一处表现藏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斗争生活，是一篇格调低下的 作品。……通知各有关单位不准传阅，立即就地消毁。

我马上打电话问深圳的朋友，他告诉我公安局己去调查，我在中国的最后一晚都在他家干了些什么。同时被传讯的还有其它朋友。他警告我算是运气好，但千万别回国了。

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国的批判对象，而《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撤职查办，编辑部也停刊整顿，并在《文艺报》发表了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 的检讨。声称“发表这样的文字，背离了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当年正是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爆发了学潮刚被平息，但余波未平，人心浮动。邓小平铲除了开明派的胡耀邦，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先开除了新闻界 的刘宾雁，教育界的方励之，思想界的王若望之后，文学界找个作家开刀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没想到是我。刚开放的文学界马上就收缩了。

事发三年以后《文艺报》又发表了一篇“舌苔事件备忘录”的报告文学，开头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北京；一九八七年二月，北京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从东单到西单，十里长街的每一个报刊亭前，突然挤满了涌动的人头。

“《人民文学》还有没有？”没有买到的人立刻匆匆离去，直奔下一个目标。买到的来不及回家，就站在路边电线杆旁，急速地翻阅。

“看看，就是这篇小说，特黄……”

当时的人们大概是初次看到中国出现了“性开放”的小说，以至于五元一本的杂志在黑市要二十元才能买到，甚至还有了手抄本。连我出国前留给深圳《特区文学》的一篇二千字的小说，也因来不及撤稿，刚发行就被查封了。

从此我的小说作品和名字都被禁止在中国出现。

十八年后的今天，因要出英文版，我又一次打开了这部被查禁的小说，发现自己己不是当年那个流浪西藏的汉族青年了。现在要再写一篇有关西藏小说的话，我一定会加上政治，加上共产极权对西藏宗教的扼杀。

那时我渴望真理，急于要解剖自己的思想，追求个性和自由。但在那个专治国家，中国人所了解的西藏历史，基本都是官方灌输的那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我们不会把唐朝将文成公主献给西藏的松赞干布国王为妃，看成是谋求两国和好，而是证明西藏是中国的。对一九五九年的藏 民起义，更理解为“叛乱”被镇压了。而达赖所代领的西藏流亡政府，则是分裂中国的敌对势力。带着那么多偏见走在佛土肯定是一无所获的。

直到离开中国在香港住下来，才慢慢看清了中藏历史和今天的西藏真相。

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其间，有一百二十万藏人被害死。其中死于狱中十七万人；被枪决十六万人；四十三万人死于战场；三十四万 人饿死；被逼自杀和批斗至死共十万人。整个死亡人数相当于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这种死亡比例远超过被共产党消灭的汉族人口，在战领史上实属罕见。

从宗教意识看中国统治西藏，那就是共产教侵略了佛教。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那就是大国统治小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专制强大时就控制着西藏，衰败时西藏便独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正常逻辑，西藏也是。在“合”的时代，“分”是必然的，但在哪一年分，就要随历史的变化，也就是由中国政治的 更替来决定西藏独立的进程。目前如果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搞街头民意调查，那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藏独，像汉族一样，任何反政府的活动都会被镇压。独 立只能等专治垮台才有希望。

但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文字，有着自已独立自主的历史的民族，就己经是主权所包括的一切了，我当然赞同藏民的“爱国”，并为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流亡着而祈祷。无论是心灵或土地，被占领了都不会给生活带来精神幸福。

但今天的西藏和半个世纪前己无法衔接了，除了天空和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可以说一切都已改变。执政的藏民干部都是共产党利益集团的成员。

今天西藏的市容远比我画的那两张广告要五彩缤纷，一条现代洒吧饭店横在布达拉宫下面，新建的广场耸立着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零五年的二期工程还包括 把广场建成集休闲、现代音乐喷泉等大型旅游观光景点。从前在街边上赶着牛羊喝着自带的青稞的藏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饭馆看着电视吃川菜的现代藏民，而 且和汉人一样玩扑克和打麻将。多数人忙着发财，忙着当有身份有地位的干部，他们依赖中国政府，不会是反叛者。

只有少数藏人感受到不能说不能写更不能表达的痛苦，他们大都是佛教徒和学者，还承担着被迫害的宗教文化的记忆。最近藏族女作家唯色的《西藏笔记》被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峰认定为：“赞美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葛玛巴，宣扬佛教等严重的政治错误，有些篇章已进入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描写 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相遇的困惑，反映作者对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认识还模糊。”随后新闻出版局在中国全面查禁了此书。

事件发生，西藏文联成立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的小组，迫使她承认以自己的眼光观察西藏是错误，必须放弃佛教，保证今后对西藏现实的描述遵照政府的要求。还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写歌颂文章立功赎罪，因为她还曾反对修建青藏铁路。

共产党对藏族作家的迫害也是对西藏文化的不尊重，只要是发现了有人为记忆而活着，便马上洗脑，这一点和十八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打着“反恐”旗帜 抓捕更多的反叛者反而有增无减，很多反叛青年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汉人在西藏造的监狱中度过。逮捕，加刑，无期徒刑，死缓，枪毙等词是藏人在甜茶馆习以为 常的聊天话题。可以说，新西藏就是个变富的大监狱而己。

我庆幸小说发表时己逃离中国，不然下场也许比今天的唯色更差。

快速推进的“青藏高原经济带”，计画，把西藏列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亮点。正在修筑的青藏铁路建成后，将和全国的经济市场连接在一起了。目前西藏每年接 待的旅游人数是三百六十万人，收入达二十八亿元。铁路通车以后，西藏必将成为中国的“黄金热线”。每年的游客将是上千万人次了。

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西藏，对于汉藏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就都变成少数人的闹事，多数藏人，特别是年青人宁可西化、汉化、现代化也不愿意藏化，不愿意回到过去或历史的连接点上。

社会的发展必将以拋弃原有的观念为代价，那么仅仅是旅游经济的冲击就足以更新传统的西藏了。

去过印度的萨兰达拉的藏人回来以后，大都更加喜欢了经济富有的新西藏，而那些靠个人奋斗成为藏人新贵的阶层，和汉人一样，对共产政府不恨也不爱。可 以说，今后加上四川、浙江等汉人的大量涌入，一个只能称为“新西藏”的政治社会己经形成，“藏族独立”这个词，是对少数囚犯专用的，和多数正常追求过现代 化生活的藏人没什么关系了。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向人们展示的那块神奇“香格里拉”， 今天正在上演着世界品牌商业旅游争夺战，云南首先在四年前将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之后，四川也将日瓦乡改名为香格里拉乡，而亚丁乡也自称为他们才是“最 后的香格里拉”，近日西藏也宣称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拉萨东部的昌都。

青藏高原是人类仅存的几块最后的净土，一旦大规模展开旅游业，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给高原生态带来重大影响。后果也许是今天的中国，开发一片毁掉一片，条条河流被污染的现实。

在这所谓的“高原经济圈”开发热朝中，那西藏就真成了人们梦中的“香格里拉”了。

200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