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编者按语）当年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尽管铅字印刷，后来被中宣部判为非法出版物，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它的地下文学性质。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徐敬亚和孟浪等人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是那个年代重要的文学事件。而老木的境遇，也象征了八十年代地下文学的境遇；八十年代结束于一片枪声，而中国的地下文学在一片枪声中发生摇晃。老木的身影从中国本土飘零到巴黎街头，张慈的文章向我们透露了老木在八十年代某些影像片段，而这却依然无助于我们对今日老木之境遇的想像。

今天的老木在哪里？

让我们都来“寻找老木”。

网上的这则寻人啟示令我哭了很久：

【委托，寻找一九八九年到法国，原来北京大学的才子，现在据说到法国多年后精神不正常，流离失所，不知住处去向的刘卫国，别号老木。他的母亲去世，他的哥哥姐姐也在寻找他。他的北大同学成立老木关注团也在寻找他，如果有他消息的朋友，可以联系。他的特征是，带眼镜近视。据说有人看见他要饭。脸稍长。见照片左一。希望朋友们，网友有他的消息联系我0658411718】

多年前我就听贝岭说老木精神失常了，但我不知道他失踪了，我一直以为他住在意大利的精神病医院里，有人看护着他。当看到廖亦武的《出逃回忆录》-“巴黎，当侯芷明碰上老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老木时，我的悲伤变得更厉害了。

廖文说：“有个清晨，我跟侯䒙明赴法国文化部长的约会，匆匆行至中途，在一相当古老的十字路口（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法国电影里，我见过类似的幽光闪烁的青石路口），我们突然碰着一中国乞丐，不，乞丐、醉汉与疯子的混合体。一件棉袄乌黑如烟筒，棉袄里塞着报纸，报纸里塞着纸袋，纸袋里塞着两个酒瓶和半截面包，倒卧在圆拱走廊边瑟瑟发抖。侯芷明失声尖叫：“老木！”

老木一轱辘滚起身，两眼腾腾燃烧。

“真是老木？你怎么在这里？”侯芷明弓下腰，探手摸他的前额，“你在发烧吗？”

“不不。”老木流浪狗般躲闪着，张开大嘴，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我是玛丽。你不认识了？”

“玛丽，玛丽”，老木嘟哝着，“你是玛丽？你看你看，我的牙掉光了，去年掉两颗，前年掉五颗，今年全没啦。也没地方睡，我感冒好久，也没地方睡，我几天几夜没睡……”他呜呜哭起来，涕泗横流，孤零零的门牙如一颗绿头苍蝇叮在那儿。

“我带你上医院。”

“我不上医院。你给我钱。”

“可怜的老木！”

“你给我钱！给我钱！！”

侯芷明揩了一把泪水，急忙翻钱包，刚抽出20欧元，老木就急不可耐地夺过去。“我走了我走了。”他摇晃着，棉衣内的东西稀里哗啦往下掉，他又慌慌张张捡起来，抱在怀中。侯芷明赶过去，却一手抓了个空，就追着喊：“你去哪儿？”真像《悲惨世界》的某个镜头啊，老木跌一跤，又一轱辘滚起身，如断翅乌鸦向前扑腾。过街时，他撞上一辆旅游马车，戴斗篷的仿古车夫，优雅地勒停两匹白马，高高站起来冲他鞠躬，引得路人侧目。老木绕过车轮，对面的宫殿金碧辉煌，他在墙角回眸一瞥，如宇宙中一粒微尘，蓦然飘逝。”

我觉得老木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这比知道他死了还令人难过与不堪。老木从年轻到他疯狂，都是一个很纯的人，不畏缩，在六.四中当过短暂的领头人。

老木和我的友谊，是非常幼稚又非常深刻的友谊。还在1985年，他主编了两卷本的《新诗潮》，里面收集了云南诗人于坚的诗，1986他去昆明找诗人于坚，在于坚的回忆彔中是这样写的：86年，那似乎是一個詩歌起義的年份。不單是我，比如老木從北京南下跑到雲南找我，然後我們一起北上。各地的詩人互相來往，有點像凱魯亞克《在路上》所表達的那個時期。中國的詩人就像兄弟一樣，我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是見面就像兄弟，就像姐妹一樣。

那时于坚住在翠湖边，他不在家。老木站在门口，个子矮，敦厚朴实，戴着眼镜，穿着凉鞋，我看见他的脚趾甲又黑又长，长得都勾进去了。他不象北京来的其他人，贝岒，王冰，马建都是风度优雅，自以为是，披一头长发，如摇滚乐歌手。老木给人的印象十分亲和实在，不修边幅。门上斜挂了只铅笔，还有一沓纸片，老木正在给于坚留言。我也去找于坚，排队在他后面，准备也给找于坚留字条。他写完后将位置让给我，我不记得写了什么，然后一起下楼，开始讲话，不记得讲了什么，两人就去了翠湖的儿童公园，找了个翘翘板，一人坐一头，我高他低，他高我低地玩翘翘板，两人都眉飞色舞，他屁股被板子顿疼时，用普通话叫着哎呦，我哈哈大笑。

又去了省图书馆，坐在门口。看人玩。

大憨包，小憨包

翘翘板上，跳跳

不睡被窝

去睡稻草

—这是我那天写的童谣，很长，有六节。老木很喜欢，拿走了。

这种童稚的活动延续到了我在北京北漂的两年。我起先跟男友小羊住在阜成门，钥匙就放在门囗的花盆底下，朋友都知道。老木常来，他不是来找我，他找的是小羊。他真是与众不同，因为，如果我们不在，他会躺在我们的床上睡着了，他的鞋子很脏，也不脱掉，他总穿一双凉鞋，趾甲从来不修剪，长得太长了指甲自己断掉。有一天我回去，见床上躺了个人，我以为是小羊，刚要躺下去，一看是老木，吓了我一大跳，他怎么会随便睡别人的床呢？后来我告诉了小羊，小羊说：这表示老木不拿我们当外人嘛，他累就让他睡嘛。有时我们不在，他顺手就把我刚写好，放在桌子上的歌谣拿走了。有一次在《作家》编辑部外面走廊上，我碰到他，见他衫衣胸前口袋装着一沓纸，非常眼熟，是《个旧文艺》编辑部的稿纸。我从他胸前抽出来一看，竟是我写的“小蚂蚁吐口痰”！

我在北京举目无亲，也没有文坛上的关系。老木，他总是想帮助我发作品，让我站起来，有个立锥之地。他带我去《北京文学》主编李陀家两次，展示我写的小说“我是鸣凤”给大主编看，希望他垂青。李陀有一次同意，将“我是鸣凤”发表在86年春第一期，老木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要请我吃饭，李陀说“我是鸣凤”要打头条，后面跟徐星，残雪他们……几个月后，他跟我说，因为“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到来，小说从印刷厂撤下来了，换成了部队一个当兵的作者写的作品。

他还是不甘心，将“我是鸣凤”寄给南京的韩东，在《他们》创刋号上发表了，引起反响。

1986年的冬天，他到北大东门找我，我和男友小羊已搬家到新胡同4号，很多人都知道，张真和马思中也去过两次，但我门上上了锁。老木跟我有缘，他去找我我都在家，屋子里很冷，也没吃的，他总是约着我去海淀区夜市吃东西。没什么钱，他买一串冰糖葫芦，两人分着吃，糖渣渣沾在他上唇的小胡子上，他也不擦，白气从他嘴巴里冒出来，他叫我注意读译林上一个叫乔伊斯.奥茨的美国女作家，说她作品是一种趋势。有一次我们推着自行车在北大里面绕着未名湖逛逛，他问我什么时候回云南，我说不知道。他突然望着我，眼镜背后的双眼闪闪烁烁，眼神坚定而惘然，说：“张慈，你去云南把砚子（化名）带来北京好吗？”

那次去云南，他认识了一个于坚的同班同学XXX，我们叫她“砚子”。砚子是大理人，白族，长得很美。老木一见钟情，跌进了悲惨的单恋。这件事的开头就是不幸的，因为砚子个性温柔，为人友善，但她并不爱老木，关键是她舍不得离开父母亲到北方去。老木离开云南后，一直给砚子写信，砚子也不回。

我去云南之前，老木带我去建国门9号参加了一个生日派对。那个夜晚，我们站在兆龙饭店门口，等待英国的一个女记者，来带我们进去。我左边站着老木，右边站着崔健（他当时还不是那么有名），后来马珍来了，洋姑娘走前面，我们三人走后面。一起走在北京的夜大街上，我们兴高彩烈，崔健问老木做什么工作，老木说“我编书。”崔健又问我，我说我闲着，崔健说闲着好，他也闲着。等到了目的地，崔健一下子兴奋起来，找朋友聊天去了。而老木好像对那种音乐震天，人人都在讨好外交官的场面没什么反应，他老跟我挤在一起，说的“你跟别人不一样，张慈，要将小说写好…”我特别感动又特别不耐烦。

第二天我们去光华里的外交公寓找张真。不记得是怎么混进去的了，张真不在家，外交公寓的院子非常大，有假山，被水泥围成圆形，几个包着头巾的中东妇女，抱着孩子在那儿聊天。还有很多黑人男孩跑来跑去，靠树林那地方有秋千和翘翘板，我和老木又玩了一回翘翘板，他上我下，我上他下，两个人眉飞舌舞，高兴得要命，我说，“以后你跟砚子玩吧！”

他高兴得不行，“一定跟她玩！”

到了五月，我真的把砚子带到了北京。老木很快乐，给了我几十块钱，让我带砚子去秀水街买裙子。砚子买了一套墨绿色有茉莉花的套裙。穿着这套裙子我又带砚子去参观故宫，也是老木从《文艺报》张陵那里借了个相机，让我给砚子拍照。他当时在中央党校上班，陪不了她。我印象很深，砚子到北京两周，老木陪她很少，砚子住北师大女生宿舍，老木骑单车去找她，神情木讷又精力充沛，用自行车载她出去，带她去爬长城。

他俩的关系，对我一直就是个迷。老木其貌不扬，但心地善良可靠，他痴迷砚子但又若即若离，不知怎么对她下手。砚子呢，非常美丽温柔，可她对老木的情感，可能远远少于老木对她的。

多年后我才知道，砚子从北京回云南后，老木给砚子写信，她拿不定主意，害得老木终日神思恍惚，不能自持。两人的事拖到87年，据说老木返回遥远的云南，在于坚的“新浪博客”里，我找到了这次老木返滇的根据：1987年,去云南边境德宏教书。创作《避雨之树》等一批作品。老木来访,对他谈到对隐喻的怀疑。

老木从昆明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到大理，直接住进砚子的家，跟砚子的父母谈判。砚子的父母态度冷咧，坚决不同意女儿嫁到天高皇帝远的帝都。跟砚子的父母大战了三天之后，老木形只影单回了北京。据说老木回到北京后大病一场。贝岭在《记老木：在火的上面歌唱》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渴望爱情，为了追一个女友，专程跑到云南和女友的家人摊牌，搞得昏天黑地，期间竟还抽空，把一本他编的书稿和当地的一家出版社敲定，他风尘仆仆地在北京像幽灵般敲开每一个朋友的门，筹办文学沙龙、组织声势浩大的前卫诗歌朗诵会，我简直不能想象，今日中国诗坛没有老木，将会变成何样？

那时我已搬迁到民族宫背后的小磨盘胡同，老木不再来找我，取而代之的是骆一禾。骆一禾常抱着一个西瓜来找我，他写了很多一分钟小说，他一个一个讲给我听；我朗诵自己的诗“毯子裹着猴子”，“大象从河边走过”等给他听。我们两个人都认识老木，有一天骆一禾问我“最近怎么没见着刘卫国？”我困惑地问：“谁是刘卫囯？”从骆一禾口中，我才知道老木的大名叫刘卫国，是江西人。骆一禾带了一套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给我，我记得里面有北岛，江河，顾城，廖亦武的诗，但不记得有没有老木的诗，似乎他一直在为别的诗人争取出版，而自己反而忽略了自己。贝岭这样评价《新诗潮》：《新诗潮诗集》竟在一年内发行了三万多册，这本书的主编及发行人就是老木，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诗人。老木出名了，他的并不太严重的厄运也降临了，一九八六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老木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点名批判，《新诗潮诗集》也被中宣部作为“非法出版物“，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展出。老木在党校是不能待下去了，在文艺界人士的帮助下，老木幸运地调入中国《文艺报》，担任编辑记者，他终于学以致用，做了一个文学编辑。

老木调工作这段时间和我没有接触，在朝阳门的一个酒吧里，不记得是芒克还是陈军告诉我，老木在练气功。

来年，我得到一个出国的机会，到美国去了。九个月后，爆发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这场唤醒全民的运动，似乎也是与老木参与的某件事情有关，那就是他在（1989年）二月参与发起了三十三位中国知识分子恳求政府与执政党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他们做得温和而又理性，并赢得了整个知识界的连锁反应。随后，更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爆发了，它波及到整个社会，全民的民主运动也随之爆发！

“老木作为一个极具理想主义精神的诗人，他必须置身其中，置身于诗的源泉中，他确信，对这场民主运动的背弃与远离，也就是对诗的背弃与远离，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宣传组组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和学生们在一起。他强调民主运动和平与理性的重要性，强调整个民运良性的发展过程，他劝说学生们结束绝食，他也为学生与政府平等持续的对话做了许多工作，他生性的敦厚使他为学生生命的安危而寝食不安，并和人民一起守候在广场，为此他甚至暂时放弃了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他赴美讲学申请护照的时间，他不忍在此时离开。”（贝岭，记诗人老木）。

他是这次民主运动之后第一个遭到正式逮捕的知识分子，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暴乱的煽动者与策划者。二十六岁，甚至还不谙世故的老木，刘卫国，身陷囹圄。

我不清楚老木是怎么逃到法国的，也不清楚他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但据说他借酒浇愁，抱着人就哭，这些传说使我觉得不安。我永远只记得老木和我在北大东门吃冰糖葫芦的情景，漫不经心，冰糖葫芦那么好吃，我们俩人晃晃悠悠在海淀区的夜灯下走，分吃一串冰糖葫芦。那时他还深怀爱情，对人类、对世界、对中国、对家园、对亲人，并不要求什么；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和我，都还在盼望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1990年，在夏威夷大学见到严家其，我请严先生帮忙带60美元去法国给老木，我希望通过严先生跟老木联系上，希望能听他再叫我一声“张慈！”

但严先生也没能找到他。

而今，我曾经记得的老木，他在哪里？漫长的人生，发生了多少的故事…骆一禾已死在天安门广场，老木似一具行尸走骸，不知是否已经冻僵在塞纳河的桥洞里？我多么希望，我只是在一个梦里，一觉醒来，就看见长发飘逸的骆一禾，留小胡子笑呵呵的老木…牙齿里还咬着冰糖葫芦串，而我们都还在北京，还在中国，中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