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白骨,两根皮带(惊悚故事之十四)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襄阳隆中劳动锻炼,继而到伙牌公社搞“样版田工作组”,这两次经历,让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生存状态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6年春节刚过,我分配到随县搞大四清。住在随县一中集训。

集训期间,从领导的报告、农民的控诉、典型案例和阅读的材料中,惊诧地了解到,农村里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尖锐:队长、会计、保管勾结一起,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任意捆绑吊打群众,强迫命令,鱼肉乡里,通常只算一般问题。逼死人命,打死人,奸污民女也不稀罕。有个大队书记看中一家姑娘,趁男方迎亲时,派人“出工”,在半途抢走新娘,让儿子强奸并霸占了新娘。当男方告到“上面”。得到的答复是,“抢亲”系山区风俗,算不上犯法!

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驻队伙牌时,一位老贫农的感慨:过去,地主最多只能在自家田地上耍性子;如今公社化,大队书记管的地盘比地主大得多,全大队里财产和人都成了他的。真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凶狠威风呀。

当时我很佩服这位老人的睿智,话说得真精辟。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以至几十年都没忘记。在创作《狂飙三部曲》时,特地提到这句话儿。但,按当年阶级斗争观念辨析,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干部,是“懒馋贪占变”的逻辑必然。我只对“问题在干部身上,根子在阶级敌人身上”一说,颇不以为然。据当地许多老人讲,不少干部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完全靠“杀人养命”,用人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农民举证的大量事实,让我省悟,原来有的四不清干部本质即是如此,冠以“蜕化变质”简直在恭维这些家伙了呢!

因此,在我主管的生产队里,四清工作雷厉风行,巧妙地攻破一个个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整肃干部毫不留情。农民称赞我“是块硬柴”。

然而,正因为这样,本人差点遭到四不清干部的暗算。

我们驻点的村落属于大洪山余脉的随县环潭公社勇进大队,这个大队依山傍水,位于五加河两岸,多为叶姓农民。土改时,有三位河北籍工作队员在这里搞过土改。工作队主持镇压了一个姓叶的地主。一天晚饭后,准备处理这地主已满十六岁的大儿子。其时,工作队组长到随县城开会去了,由两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带领“贫农团”审问地主的儿子。两个工作队员居中坐在地主家堂屋里,贫农团骨干分列两边持枪站立。年轻的工作队员要地主儿子跪在案桌前,要他承认剥削压迫农民罪行,交待其父隐藏的金银财宝,如若抗拒,将是乃父的下场……一通声色俱厉的训话尚未讲完,背后响起两声枪响,两个工作队员应声倒在血泊里了。

等工作队组长从县城开完会回来,所有涉案人员早不知踪影。这就是震惊全省的“贫农团叛变事件”。十六年来,这桩血案一直是笔糊涂账,连牺牲的两个年轻工作队员的尸体也不知下落。我们进驻后,除开展四清,追查这件旧案也列为重点事项。后查明,连大队书记和副书记也曾参加杀害工作队员的叛变。并且在他俩指认下,从五加河沙滩挖掘出两个河北籍年轻人的尸体,当时,除一堆白骨,两根皮带,连衣服都腐烂了……由此可见当地宗族观念之强,民风何其骠悍。“四清简报”中,不时刊载“四不清”干部“狗急跳墙”,伤害甚至杀死四清工作队员的消息。因而,运动一铺开,工作队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缴封存民兵枪支。每个队员发一支步枪防身。

我驻点的生产队位于全大队最边远的山坳里。“扎根”一座傍山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周边林木茂密,十分幽暗。这家只两口人,一个患了血吸虫病,腿粗如柱的儿子,一个五十余岁的老妈。儿子睡在院落门楼里,老妈睡里屋,我则睡在堂屋里。房屋的“荆墙”紧邻后山梁,从山坡跨步便可跳上屋顶。

有个下午,我到邻队开会,耽搁点时间,队友要留我过夜。我却仗着年轻力壮,枪法好,又略通武功,硬是冒着弥漫的风雪翻山越岭往回赶。不料,刚上一座山梁,瞧见不远处蹲着一头狼。那一刻,可把我吓得不轻。我慌忙将子弹推上膛。然而不敢随便开枪。枪一响,如果不能命中要害,狼会迎着硝烟猛扑过来,甚至嗷叫开,召来狼群……再则,响了枪,惊动方圆几十里,造成混乱,免不了受组织处分。我只得一手挺着剌刀,一手提着枪,注意狼的动静,斜睨眼,提防着,从另一座山头绕道而过。好在,最终我和那畜生两不相扰。当我安全回到住处,里面衣服汗透了,全身乏软,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精神才恢复过来。从此,我更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连睡觉也将枪上膛放在枕头下面。

一天夜里,我睡没多久,忽听见房顶传来异常响声,似乎有猫咪爬动。仔细听听,想想,不像。猫咪脚步轻悄,哪会弄出声音?倒像有人在偷偷地揭瓦。有了这个揣测,我打个激凌,浑身起层鸡皮疙瘩。此前,“四清简报”记述过类似案件:一个四不清干部晚上揭开工作队员住房屋顶,从上面丢把铁锨下去,锋利的锨刃像切塘泥般齐崭崭将那队员头切了下来!

于是,我轻悄悄地从床边摸过三节电的手电筒,又从枕头下摸了枪……就在这时,里间房门开了,房东太婆扒着门框压低嗓音对我说,王同志,你听见没有,房顶上像有人呢!老人的话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坐起来,压低嗓音回答,莫吭声,再听听。说话间,磨过身,伸脚趿上鞋,踅到大门边,将电筒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轻轻拉开门栓。这时,房顶上的瓦又响起来。这次听得格外清楚,绝对不是猫咪,而是有人偷偷揭瓦!我猛地拉开门,一个箭步跳到院落中间,转身对准房顶按亮手电,四处照射。雪亮的灯光里,我虽没看见什么,厉声吼叫道,谁?不许动,老子开枪了!随着灯亮和吼声,房顶上起了一阵杂沓响动,像是有人慌乱逃遁而去。这时,睡在门楼里的粗腿小青年也披衣起床出来,我们一道喊了贫协组长和几个“依靠对象”到屋后山坡察看。影影绰绰的灯光里,除了踩倒的青草和房顶两摞扒乱的黑瓦,并无更多线索和证据。

事后,工作队和贫协小组又反复作了摸排调查和分析,终因缺乏确凿证据,不了了之。这是文革前,我经历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使我难忘的倒不仅仅是那夜的历险。而是伙牌那位老贫农将旧时地主和现实农村干部两相比较的感叹。

在专制制度下,倡导“公有制”,只是一句空口号。缺乏自由民主的公有制最终会变作大大小小专制者横暴的“私有制”。即或有“明君”意图整肃“吏治”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遭到殊死反抗。四清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四清运动比文革的终始更为复杂。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四清运动的发动,虽然最初取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高层头头的共识,后来毛和刘又因此而产生严重分歧,以至有“前十条”和“后十条”之争。并且,似乎成为文革的序曲和预演。再则,四清运动中,揭发出的农村和城市里党内“当权派”的问题,的确触目惊心,四清的目的是为平“民怨”。然而,那些“当权派”问题的形成又无不与历来运动,如合作化、公社化、大冒进,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既不好肯定,也不好否定,只好不提为妙。

早期共产党的干部大致是由这几种人组成:1、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2、受列宁斯大林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军人;3、寻找自身出路的社会闲杂人员,如流民、赌徒、土匪、兵痞、流氓等等。

1920-1927年间,共产党的干部以第1种人为主要成份。

1928-1949年间,共产党的干部逐渐以第2、第3种人为主要成份。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基本上是第2、第3种人掌权。嗣后,掌权者自然按照自己理念和秉性,选拔干部。凡稍带人情味即具有“资产阶级人性论”者,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遭到批判和清洗,难以幸存。彭德怀胡耀邦便是典型。

为了政治目的,打开“局面”, 农村中,从土改开始;城市中,从三反五反开始,总是挑选“勇敢分子”,即胆大泼皮、专会耍嘴皮,一味吹牛拍马,哪怕手狠心黑,四体不勤,六亲不认,品德败坏的人,作为“根子”予以“依靠”,推进运动。这些勇敢分子的昧心言行,视为“阶级觉悟高”的表现,运动后期,顺理成章当上各级“官官”。截至提倡干部“三化”,共产党主要以这等标准来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接班人”。诚然,也曾提拔过劳动模范当干部,但这种只知“拼命干活”的人,大多不懂权术,性情谨厚,上位后,并不起主导作用,当当摆设而已。改革开放后,重视学历了,一度有过“民主选举”,由于一党专制,最终又回到“既定方针”。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干部喜好整人,改革开放后的干部“闷声发大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0•29 9:51增改

*上期“几个右派的故事”里,“钱氏几兄弟”“钱老五”两句,“田”字笔误为“钱”字,应是“田氏几兄弟”“田老五”。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红色恐怖万岁(惊悚故事之十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时,我还在随县担任“见官大一级”的四清工作队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让我有种相对的安全感。即便如此,我也为“红色恐怖”震慑了。尽管中共中央要求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尚未下达,在四清工作队领导下,贫协小组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行动。这次斗争对象不是“四不清干部”而是地富反坏。除了家常便饭的开会批判,免不了一顿罚跪打骂。有个“地主婆”性子倔强,毒打之余,五花大绑,让人像牵着羊子游乡,游乡似乎还不解恨,贫协成员又拿来一只夜壶绑在嘴上,将夜壶口对着她的嘴加以凌辱。一路上,大队贫协组长不时使劲磕打夜壶,致使陶制的壶口将那女人碰撞得满嘴是血,嘴唇翻肿,尿液、血水和眼泪淋漓流淌,湿透胸襟,惨不忍睹……沿途群众敢怒不敢言。我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对同队的同学陈信忠(此人后来官至南漳县委宣传部长)讲,这样搞太过份了!陈信忠遂上前制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样才将那女人嘴前的夜壶拿掉。

我不知道,比起愈演愈烈的文革里发生的红色恐怖,这只算“牛刀小试”呢。

在汉正街临近江汉桥地段,有条宽敞的巷子叫万安巷,万安巷隔街对面有条窄小的恒益巷。紧挨恒益巷巷口右边的店铺,名为“梅竹百货商店”。

梅竹百货商店不大,开间只三米多,呈品字形摆开三张玻璃柜,卖点针头线脑之类家用小百货,店后是厨房,楼上住家。这种小商店在汉正街很寻常。

“三大改造”后,梅竹的铺面变作堂屋。堂屋里凌乱地堆放着一些日常家什,屋中间有张方桌子和几把旧靠椅旧条凳,临街的墙壁正中张贴起一张毛泽东肖像。梅竹商店旧日的老板娘在堂屋东边架张单人床睡觉。这样,铺面变成堂屋、饭厅、卧室“三合一”的房间。楼上住着儿孙们。

1966年7、8月之交,北京红卫兵发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刮到武汉,以“革命”干部子女为骨干,组成所谓“红五类”的“官办”红卫兵,到处抄家,到处打人,到处“砸碎”,到处批斗,到处揪人游街,大搞“打砸抢抓抄” ,顿时将三镇搅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十二华里长的汉正街有60%的家庭受到不同名目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兴隆巷里约三十来户人家,被抄家批斗达二十余户。

梅竹百货商店按阶级分析衡量,成份只能算小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单干”过,被红卫兵视作“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遭遇格外悲惨。

红卫兵进门就砸碎了摆放商品的玻璃柜,而后,一拔人抄家,一拔人将八十多岁的老板娘剪成“阴阳头”,即一边头发剪光,一边留着。接着,揪起老人的半边头发詈骂不已,喝令她交出金子现洋。老人回答,没有金子现洋。这时,上楼抄家的红卫兵只抄得几包针线卡子,殊觉败兴,说她不老实,猛施一顿拳打脚踢。老人的儿孙见奶奶被打倒在地,想上前扶一把,为首的一个红卫兵喝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将他们驱赶到屋角蹲起。

忽然,“革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瞥见墙壁正中的毛泽东肖像从颈部破裂一道口子,“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满怀“革命义愤”,指着肖像裂口,厉声质问,是谁,是谁狗胆包天,怀着刻骨阶级仇恨,竟敢对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如此下毒手,犯下这种滔天罪行?!

其实,在这个红卫兵之前,同伴们早看到肖像的裂口,明白系张贴时间长了,纸张变脆,或因膨胀不匀,或因掸灰时用力不均而使之破损。不以为意。但一经有人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并提出质问,其时又盛行“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以是,所有人不顾事实,装作愤怒地吼叫开来:坦白!是哪个反革命分子,如此胆大妄为!

此前,曾有人因为将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报纸垫在地上坐起而遭到逮捕;有人打扫清洁时,移动毛泽东石膏像,将石膏像的耳朵揪着开玩笑说,您家先让一下,行吧?结果判刑七年。另一次,有人画毛泽东半身像,旁边有人问,他的肚子怎么这大呀?画像者回答,你不晓得他吃的东西多好啊!仅此一问一答,两人都被关进牢里。在肖像颈部“来上一下”,岂不是比上述情形更阴险恶毒?梅竹三代人被这突然加之于身、简直可以灭族的莫须有严重罪名吓呆了。

梅竹的孙女毕竟是中学生,分辩道,是打扫……她的话被革干子弟喝断了,给我住口!早警告过,不许乱说乱动!我们在审问资产阶级老婆娘!

梅竹老板娘颤巍巍地接过孙女话茬,是……是的,是我打……打……

革干子弟狞笑了,打断老人的话,好呀,你打的?你好大狗胆!游斗!

说完,这位革干子弟指挥同伙掰起八十多岁老人的两只胳膊,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打。老人被打得“哎哟哟”连声惨叫。梅竹的儿孙想上前阻挡,被红卫兵一阵拳脚逼回墙角,警告道,老实点!不准乱说乱动!梅竹的孙女急得直用头撞墙,哭喊着,别打我奶奶呀,是我打扫卫生时,不小心弄破的啊!

街上围观的路人看见这等惨状,有的摇头,有的叹气,敢怒不敢言。谁都害怕指为同情阶级敌人,立场不稳,惹火烧身!

将老人作践够了,革干子弟指挥红卫兵架起她游街。老太婆哼声连天,哪里站得住?完全由红卫兵架着拖起走,老人三寸金莲的布鞋也拖掉了。

时值正午,七月里武汉的太阳格外炙人,街面的麻条石晒得滚烫,赤脚一踩,灼得生疼。起初因痛觉反应,老人的小脚还一抽一搐,一动一弹,不一会,眼闭上,耷拉头,听任拖拉推搡,一动不动,连呻吟声也无有了……红卫兵架着梅竹老太婆游到利济路,路人虽然对他们畏惧,眼里却透着愤恨,这伙丧失人性的暴徒终于有点承受不住了,况且,感到累乏了,同时,发觉老太婆似乎死过去,为首的革干子弟扯个由头说,同志们,让老东西回去写交待!

这样,他们又将梅竹老太婆拖曳回,丢在万安巷口,虚张声势地说,不要装死,不写好罪行交待,还要斗!说完,扬长而去。

红卫兵才走几十米,背后传来梅竹儿孙的哭嚎:妈呀!奶奶呀,你死得好惨啊!革干子弟吐泡涎,轻蔑地骂道,资产阶级狗婆娘,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一个年届耄耆的老人就这样,在不到两小时内被残忍地折磨而死。

1972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配车河农场监督劳动时,认识一位叫钟立畅的北京下放知青,他是工人家庭出身,曾吸收为革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据他讲,1966年6月,学校有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因为邮集里收有蒋介石的头像邮票,被抄出,指控成“盼望变天”的证据,遭到批斗。革干子弟的红卫兵头头剥光老师衣服,先用武装带抽打,打得老师动弹不得。然后,命令人捏鼻子,揪耳朵,用水果刀撬开老师嘴巴灌墨汁,墨水在老师喉管里咕咙咕咙作响。咕咙,咕咙,咕咙。红卫兵围着伸长颈脖,怀着好奇,要看他们的老师有什么反应。老师曾声泪俱下给他们讲述日本鬼子给中国人灌辣椒水的悲惨情景。而今,简直是现身说法呢!咕咙声响了好一阵子。一瓶又一瓶墨汁将老师肚子灌得圆鼓鼓的,像吹足气的汽球。革干子弟笑着说,牛鬼蛇神原形毕现,原来是个大癞蛤蟆!说着,他跳到老师肚子上用脚猛踩,当即听得卟地一声,老师嘴里喷出一股带血腥味的墨汁溅污他那崭新的军裤。革干子弟怒火万丈,双脚像蹬自行车般,一阵乱跺,直踩得老师七窍流出红黑的浓稠液体……可怜那位老师当场死于非命。革干子弟瞥见有人摇着头说,太恐怖了。逼上前怒斥那人“阶级立场不坚定”,随后,抓起老师衣服,沾着黑红液体,在墙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红色恐怖万岁!

有文革研究者曾认定,革干子弟在运动初期的所作为是“为保其当权的父辈”,干扰毛泽东战略布署。这话虽说出一些真相,并不全面。

事实是,毫无自由民主的极权专制制度下,“红二代”认为,江山是父辈打下的,就归他们坐,他们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固然,社会上有“贯彻阶级路线”一说,工农子弟并不能同革干子女等量齐观,譬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管革干子女成绩如何糟糕,想上北大就上北大,想上清华就上清华;上山下乡时,他们多半以参军为由逃避了。而工农子女除了虚假的“政治荣誉”,没见有多少实惠的。到头来,只是为“红二代”拎草鞋,供驱使罢了。改革开放后,红二代凭借父辈权势,从心所欲地到英美“留学”镀金,回国来,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或“世袭”为官,肆意侵占全民资源,如石油,矿藏乃至国有企业,将搜刮的巨额财富转移国外,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从政治的“红色恐怖”变为经济上的“红色恐怖”。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2014•10•30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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