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从语意学的角度来说，要探讨诗歌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诗歌是一种不确定的物质情感。但又正因为如此，阐述诗歌就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当语言在诗人的手中变成情感的载体时，这种等待分离或等待变化的状况，就构成了诗歌在诗学层面上的行动过程。这一点，体现到逸风的诗歌中，就会因为其特别明确的节奏而展现出人性的深度。在一方面，是由于逸风的诗歌不仅包含了对分离状况的描述，也同时承接了对分离本质的贯穿。由此，才会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阅读逸风的诗歌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对诗歌的介入，也就是对人生的现实状态与文学的诗歌状况进行分离、逃逸和追踪的贴近与体悟。

须知，当代诗歌并不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状态，而是时刻处于发展和流动的情感需求，因此，就会比现代诗歌更具有敞开的特征。而在分离之后，必然会呈现的就是诗人本身作为存在者的形象，以及他所要流露而出的直接情感。换句话说，诗歌回到了诗歌之外，成为大地和家园的窗口，并经由诗人清晰的口吻，以此来传达一个哀婉的影像：

我不是俄国人，不是波兰人、不是罗马尼亚人、不是东德人

我来自中国，一个东方国家

——《回望童年》

这种对外在身份进行否认，继而又通过陈述性语态进行言说的诗句，通过中文汉字的表意，刻画出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诗人所要面对同时又必须要再一次通过自我的辩论，才能将此进行延续的行为，这在一方面，表明了诗歌并不是作为文本而体现成为力量，恰恰相反，诗歌仅仅是个体进行否定的途径。与此同时，在这种不确定的确定背后，诗歌并没有隐藏任何多余的杂质，而是将自我的一切都飘洒在这个世界的空间之中，并且不但如此，还要为此进行不断地延伸：

我看见家乡有成群成队的猪羊

正在大地上绕着圈子

——《心太软》

正是由此细笔刻画的家园形象，从而却意外地产生出了强烈的对比，也就是乡村作为生养之所，与广场作为情感之地的冲突。在一方面，诗人永远是故乡和家园的背叛者，但在另一层面，诗人却又需要反复拼接记忆中故土的气息，来挽回在家园之外的伤痛和悲哀。这一切，正如同广场作为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像一样，时刻处在极端的冲突和对立之中。家园是悲哀的，而广场却充满了血腥、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唯一能使得诗人取得平衡的则是对情感的眷恋和依赖，尽管这种依赖无一例外地更增添了个体的痛苦，但为了继续，为了等待终于有一天开始的逃亡，去踏上漫漫的路程，承受更为困顿的现实和尖锐、锋利的磨砺，这样做，即是一种最迫不得已的选择。由此，诗人才会又写下：

冬雪覆盖你，给你温暖

然后渗入大地

躲进泥土的缝隙里疗伤

——《尊严的葬礼》

雪和泥土成为了一个陆地上的异议者仅有的依靠。相比于记忆中越来越清晰的岁月，这种在视线之内既可触及的平凡事物，才能构成抵御伤口的防线。因此，即使泥土所形成的大地已经并且是无可挽回地被雪覆盖，也一样可以凭着生命的信念去找到深陷于黑暗之中的光线，并寄希望这狭窄而无尽的空间，为内心中动荡的灵魂治愈伤痛。即使不能获得明确的回应，但依然可以通过休止、停顿和细语，来回忆温暖和杀戮同时出现的那一刻：

那时刻是在后半夜

我拉住我的女友

说我们一起奔跑

绕着广场，躲避飞射的子弹

然后是：

我可以谅解我所挚爱的人，

我没有学会原谅刽子手那张丑陋的脸

——《沉重甲壳的短见》

在这一个时间段落中，一切冲突已经伴随着诗人清晰的叙述而得以呈现。广场和家园的对峙达到了最大强度的临界点。然而，即便如此，作为个人，诗人叙述的口吻则越为平静，甚至趋向于进入无声的状态，继而，又正是在这些缓缓流动的语言深处，一种来自内心的闪亮刀锋，剖开了这个时代最黑暗同时也是最残酷的一面。而惟有如此，诗人的逃亡之路才会在现实的空间里得以展开。逃亡意味着要与黑暗进行比赛。同时，又要比黑暗更具有穿越苍茫大地的力量和勇气。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来自于个人作为被黑暗所笼罩和吞没的一员，已经承认并看清了这一份现实，也即：诗歌和个人都没有退路和选择。因此，诗歌对于诗人而言，就不再是意味着一种倾诉，或者一段情结的流露。而是在于，只有被逃亡所回忆起来的，才能成为诗进入到个人的视野中。并且更重要的是，诗人要让诗歌成为一束强烈的光，以超越北京时间的速度，抵挡并冲破来自黑暗的入侵。

那里正在变成忧郁症精神病脑残者的大国

那里的谎言成吨计算

那里的电视里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放一枪

我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还活在人间？

——《风华绝代酒店》

和一般形态的当代诗歌相比，逸风的诗歌要显得比诗本身更远。他是将被人为地从诗歌中排除出去的元素，再次以其个人的方式拉进了诗歌的地理之中。这种创作和语言的表达形态，首先是在于他身处乡村和广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冲突和对抗之中。由此而形成的诗歌，也就必然地要区别于当代诗歌中那些无足轻重的语言表层，从而能够抵达情感深处的世界，不仅使诗歌具有了呼吸的空间和热量，同时也促使着个人与世界形成了新的关联。也就是在这场巨大的冲突中，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是中立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是安全的，而被侵犯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痛苦和孤独感，因此就要透过语言和诗行的缝隙，去踏上逃亡的征程。这种形态所形成的诗歌的份量，不在于诗人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为什么要以诗的身份进行言说，也就是个人以其单薄的身躯承担了这一份旷日持久的抗争，不仅如此，更要以诗歌的意志和空间来打开一个新的通道，一个关乎生命的接口，以期在最终极的意义上，突破来自地理层次的束缚和囚禁。由此，诗才能既成为诗歌，又能逃离诗作为外在形态的束缚。诚然，新的通道未必就一定能够获得一份真实的自由，但惟其如此，逃亡才具有动人心魄的感召力，并且与生命的原意平行。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化了的诗人，都必定是一次意义深重的行动历程。

同样，在逸风的诗歌中，不时可见那些喷薄而出的诗句，所具有的加速度一般的运行状态，这当然取决于诗人内心力量的不断累积，也更来源于作为个人存在所保有的密切而热情的内心世界。任何一种诗歌无论其最终的归宿，都必定要以个人的情怀作为其运行的基石，当代诗歌之所以具有非书面意义上的人类价值，也正是因为它要比以往的观念或政治性书写更注重人本身的当下状态。并且同时，诗人通过对家园记忆的梳理与呈现，开掘出了一个通往抑郁时代的崎岖之路。但并不是说，之前的时代和当下没有任何关联，或者，仅仅是在日常之外的质地上将当下理解为过去年代的延续，因为诗人永远不是作为存在的形象而展现的，诗人是通过否定而获得并进行定义，这就是《蒲公英的葬礼》[1]所要阐述的命题。就象诗歌本身并不是论证的手段一样，诗歌仅仅包含在作为个人的情感之中，但是，诗歌由于个人的存在而获得了足够的可能性，因为时代同时缺席于当下和过去的历史。正如：

我的父亲生活于专制者伪善的时代

沉默和惊惧是他的生活方式

——《父亲》

历史并没有在此终结这一片抑郁的大地和阴影，这种复杂的贯穿性依然会体现到诗人这一代人的身上：

我呕吐着离开那里

从此我真的不想再见到未来

我十分想控制住我可怜的好奇心

诺亚的时代如何

未来的这个世代也如何

——《未来》

而在诺亚的时代和未来的这个世代之间，也就必然地悬浮着一个相互错位的时空，这一点，就象乡村和广场的巨大冲突一样，既无休无止，又不可逆转。由此，逃亡对于诗人而言，就不仅仅是通过个人的选择而得以确立。相反，在诗人进入到诗歌中去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开始了逃亡。从灵魂的逃亡到身体的逃亡，诗人，简而言之，就是跋山涉水，越过山峦和荒野的行人。但诗人的足迹依然会被黑夜和洪水吞没。由此，逃亡就没有终点，也不存在消失和隐匿，逃亡是光天化日之下来自诗歌的葬礼，是对生命和黑暗家园的埋葬。

2015年9月，在多次被大陆当局阻止出境以后，诗人带着年仅8岁的孩子，穿过了地图上所标注的这片大陆，以一个异议者的形象踏上了逃亡的征途。当他到达异国他乡时，他必定就是完成了一次新的葬礼。这一点，当下的时代未必能够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深邃而悲凉的意味，但诗人的孩子，当他长大以后，如果有一天，回味曾经的颠沛流离，他一定会明白他的父辈所经历的一切，也就是不需要理解，但早已付诸于诗歌和行动的这一切。

自1949年以来

已有半个亿的人口

被邪魔吞噬掉

——《撒旦的吞噬与年轻人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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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蒲公英的葬礼》——纪念26周年特稿，见《自由写作》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