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我出生年代，恰逢中国和苏联阵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交恶、文革即将来临的年代。除了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断交，中国又多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这个敌人。与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交恶，又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这使得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充满着一种孤立于世界的愤懑与不甘，也充满着政治上的孤注一掷的爆炸气氛。在我三岁进入幼儿园那年，文革终于爆发。

要上幼儿园，我终于从奶奶家回到父母住所——黄冈地委大院。当时我家仍住在母亲的祖屋，那是晚清时当黄州府协统（军分区司令员级）的曾外祖父留下来的老宅。那一片老宅，黑瓦白墙，大约有数千平米。瓦屋环绕着一颗参天的老樟树，院内还有数口水井，几乎装下了整个地委印刷厂的职工外加地委干部。留给我家的，仅仅只两室一厅。厅很大，起居室大约四五十平米，铺着厚厚的原木地板。地板经上百年磨损，露出一道道筋络，还有不少树洞，记得两三岁时内急，顾不得找尿壶，便蹲下冲洞里“哗哗”浇尿，倒也顶解决问题。父母居室窗外有一口枯井，很浅，幼时我们时常在里面跳出跳进。只是那棵老樟脑真大，百年枝桠织成遮满小半个大院的树荫，遮蔽着满院戏嬉的上百个孩子！

父亲当时任毛泽东最喜欢的四大地委书记之一姜一秘书。当时姜一已调省委任一把手，老爹本来要跟姜一调省，后任地委书记死活卡着不放，只好留下。姜一由于跟毛泽东农村路线跟得紧，1976年欲调中央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后因“四人帮”垮台作罢，在山西副省长位置上无疾而终。那位后任地委书记到一直混上省委副书记位置，在省人大副主任职上卸任，去世时间正好是我们生日。

但当时我年仅三岁，并不知道地委大院酝酿的各种的复杂政治斗争，只知老爹没完没了的上山下乡，成天不回家；也不知道地委这片大院过去为我家所有，只是和地委大院的孩子们开始了自己的幼儿园生涯。记得上幼儿园前，时置隆冬，天光晦暗、北风呼啸，我和孪生兄都戴上厚厚的绒线帽、穿上厚棉袄，挂上无指厚棉手套，被地区附小当老师的母亲摁书桌前写了一排自己的名字，便被牵进了幼儿园。当时去地区幼儿园，需路过地委、专署、军分区三大院，外加半条满晚清时修的街道，等那排被百年雨水淋得斑驳深褐的木板屋走尽，考棚行尽头的地区附小也就到了。附小最前是李四光父亲李卓侯先生创办黄冈中学的学庙，学庙前有座池塘，池塘上有座宽阔的雕刻着各种狮子头的石桥。记得当时池塘覆满了青萍，不少小学生扒栏杆“咚”地扔下坠着铅块、挂着鲜肉的钓钩，企望钓上甲鱼，可从见没钓起过！

幼儿园在学庙右侧。一进幼儿园，黑瓦白墙、琉璃瓦教室、火车滑梯、秋千、爬梯等各种游乐设置便出现在面前。当时我年纪实在太小，并不知我幼儿时期的文革意识形态教育从此就开始了，只是觉得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乐园！

教室里人头攒动，无数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有吵的、闹的、蹦的、跳的、哭的，跑的、跳的，噪聒快把人耳朵吵聋。教室里也有各种大开彩色图书和各类木制彩色玩具，有鸡、鸭、鹅、汽车、火车头等……我晚到，一样都抢不到，只好将一名长得象蜡笔小新小朋友眼睛捣了一拳。他刹时捣了个乌眼青，找阿姨告状，大喊：“老希他打我！”我便笑嘻嘻发动全体小朋友学他的口齿不清，算是让老师从此牢牢记住了我！

在幼儿园小班，我们仍稀里糊涂，除打架、玩闹、逃课……全然不知老师给我们灌输了什么。只是到了中班，才领略到文革各种政治教育的狂热、我们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世界环境的险恶……

那时政治上要求极其严格，在早间第一堂课，我们需人人手拿红宝书站主席像前老老实实请示汇报，并朗诵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死活闹不清“贪污”究竟什么意思，只好将它念成“他污”！不过“浪费”倒还知道，这便产生这样一幕：在园吃午饭，我因害怕训斥，不断将自己洒下的饭粒弹向别的小朋友，那边又弹回，如此三番五次，不亦乐乎；有时，还将吃不下的大肥肉悄悄装口袋带回家，仍旧暗中“浪费”。

老师在课堂上，也开始给我们朗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死活搞不清“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什么意思，只好如鲁迅小时背“铁如意，指挥倜傥，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那样囫囵吞枣；老师还要求我们背诵这三篇长文，可直到中班结束也没背全。不过，阿姨讲的旧社会恐怖故事很起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解放前的可怕。讲台上，已届中年的阿姨竖着食指，给我们绘声绘色、一板一眼的讲旧社会的恐怖：丫头为地主炸供。一天，炸着炸着，因时间长犯困，她一头栽进了油锅，被滚烫的沸油炸死。我们听了，无不恐惧变色！

除常讲这些，幼儿园也时常请身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诉说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暗无天日的压榨，讲完报告，小朋友便集体人手一只黄搪瓷碗，吃由野菜、糠秕煮成的“忆苦饭”。我们不吃，贫下中农就喊：“同学们哪！里面搁了这样多的油盐你们还不吃，要知道，我们旧社会连这样的忆苦饭都吃不到，里面可是连油盐都没有！”于是无奈，我们年龄再小也都一人盛上一碗，将这种格格难以下咽的“忆苦饭”一匙匙强行送下。我实在吃不下去，见旁边一贪吃的小胖早三把两把的吃完，便悄悄招呼他过来“帮吃”。他毫不犹豫又三把两把“呼噜”完，算是解决难题！

当然，我们上课听的是旧社会如何恐怖的故事，课间看小人书也尽是这类。在小人书里，旧社会充满杀戳、战乱、抓捕、毒打、酷刑，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将我们坚贞不屈的女战士吊在城门示众。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将我们的英烈绑在老虎凳上垫砖块施刑。手铐、脚镣、皮鞭，“叮当”、“啪啪”作响！翻开文字书，里面的插图也是西藏奴隶主将衣衫褴褛、衣不遮体的小女奴反绑倒吊的画面。那是最让人恐惧的一页：画面上，看着小女奴反撅着被吊绳高吊的双臂，长发覆面，两脚高高悬离地面，脚上一滴滴淌下因皮鞭拷打流下的鲜血，戴高筒皮帽、穿皮大氅的奴隶主高高挽着袖子在一旁准备继续施刑，手上拎的皮鞭也一滴滴淌着鲜血……

阿姨还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不光旧社会如此恐怖，现时的斗争也十分复杂！大修厂一些坏分子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夫妇俩扒光衣服死抽，打得皮开肉绽，又扔到棕绳床上，让坚硬如刷的棕毛针一样扎他们皮开肉绽的伤口！我当时听了，如同听到尖厉的刀片在玻璃板上“吱吱”擦刮，心里毛碜碜的。

幼儿园课堂阿姨讲的都是暴力故事，组织我们看的电影也满是暴力故事，《红色娘子军》里，一身红得耀眼的坚贞不屈的丫环吴清华，被粗壮的、黑乎乎的铁链高吊，裸露双臂上满是打手抽下的道道鞭痕。《白毛女》中的白毛女也是动辄被地主婆用刑，捶背稍稍打盹就拔出发簪猛刺耳垂，疼得她捂耳朵抽搐痛跳，还被拖出去抽皮鞭，一声声皮鞭十分响亮，“啪啪”充满着回音！看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也是意大利侵略军将女游击队员用皮绳高高吊起，用皮带“啪啪”狂抽；在阿片《地下游击队》中，山地游击，子弹动辄将游击队员打得血浆四溅、血流满面……

当然，还看了不少纪录片，如《保卫珍宝岛》、《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前者影片中，穿呢军大衣的苏军十分猖狂，动辄来大棒子挥打我珍宝岛渔民。还在巡逻艇上，用高压水龙头将我们渔民的小船滋翻，后我方奋起还击！解放军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儿我、我必犯人”的口号，用火箭筒将苏军T—64坦克打瘫，用反坦克雷炸得苏军坦克掉链子！当看到苏军被我方击溃，我们下面一片“哗哗”掌声！当然，捷克斯洛伐克就十分窝囊了，居然让成群的苏军坦克占领了首都，让坦克在密匝匝示威的人群中横冲直撞……不过那时看露天电影时常遭遇派斗。我姐带我哥大礼堂广场看《保卫珍宝岛》，突然两派大打出手。我姐拉着我哥飞跑，一路上，鼻血在他们脚背上不断淋洒……

走到街上，也到处播的是文化旗手江青钦点的聂耳的《大路歌》、《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还有《失道多助、得道寡助》，歌后最后是一句高亢的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大路歌》词意不错，“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大家努力，一齐作战！大家努力，一齐作战！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但在幼儿园学唱那句“哼呀咳嗬咳，咳嗬咳！”我却怎么也学不会……这首歌之所以印象深刻，因当时街道正辅柏油路，到处是压路机！虽然我们识字不多，但主席的“小红宝书”却是每天必带的。有天回家，忽然发现主席“红宝书”不见，爹妈大怖，找来找去，居然在棉袄的背后衬里找到。因口袋破了个大洞，主席宝书溜那儿去了。

这样，文革对幼儿的灌输、洗脑非常成功，不仅使我们从小不惧暴力，还崇尚暴力！从没“少儿不宜”。当然也有胆小的，在看《鸡毛信》时，班里有个小朋友见抓海娃的黑狗子银幕上黑压压一片，吓得直往下出溜，结果让翻盖座椅将屁股压扁，疼得“哇哇”大哭，十分响亮，我们看后，是一片“哈哈”大笑！耳濡目染，我们男生几乎个个喜欢打架，个个喜欢玩分边打仗的游戏。当然也天性调皮，也从电影里到不少坏毛病。看《海岸风雷》游击队员夜间翻墙敲墙瘠上镶着的一片片碎玻璃片，我们也搭梯子敲；还学会了片中阿奸头目的一个动作，阿奸见堕落的大哥没钱喝酒捡别人掉下的钞票，便一脚踩上，说：“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见小朋友弯腰捡铅笔、捡硬币也踩上，也来上那句：“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对面中班的女生，课间也模仿片中被吊的女地下游击队员，琉璃瓦屋下笑嘻嘻高举双臂站成一排，任小男生挥柳条“狂抽“！《列宁在1918》中，内鬼为女特务卡普兰刺杀方便，拦住群众大喊：“让列宁同志先走！”我们也放学时双臂把住门大喊：“让列宁同志先走！”弄得一屋人动不了窝！当然，《列宁在十月》跳《天鹅湖》的画面让我们的幼小心房“砰砰”狂蹿：伟大的十月革命怎么会有这么一群高撩全裸大腿的小姐？怎么还会有这么一群边啃鸡腿边色迷迷欣赏大腿的革命水兵？《多瑙河之波》里还有这么一个镜头，船长搂起自己的新娘甲板上旋了一圈：“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班上也有男孩搂小女生转圈，并来上一句：“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看《白毛女》我们还编了首歌谣：“白毛女，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 看《地道战》见鬼子进村、敲钟老高飞跑报警，便按电影配乐编一首歌：“老高——！快点跑——！敌人已经进庄了！嗷嗷嗷……”见《地雷战》里民兵队长扯女孩头发丝做“发丝雷”，也扯女生的头发，或偷偷将女生辫子系椅背上，让她起立“哎哟”喊痛，并用铁丝绷橡皮筋做“巴巴雷”……

尽管我们在电影里学了不少坏东西，但我们思想上是绝对“纯净”的，时常暗想：旧社会、修正主义既是这样，蒋介石想反攻大陆、刘少奇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新社会！

为防止苏修对我们的猖狂进攻，中班的我们还全体戴绿军帽、绿军装，背枕头从幼儿园出发到郊外、步行三四里长途拉练；附小的小学生还挖起了防空洞，三年级的三四个小学生，挖到砂礓石挖不动时还坚持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硬挖，结果一下坍方，集体活埋，全校隆重召开追悼会！那时幼儿园的后山，也满是预防苏联进攻的纵横交错的战壕、高射机枪阵地、防空洞。附小放学必军事化的列队出校，人人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帽，由中队长率队。有个中队长是个河南娃，我们便学他的口音：“依！依！依啊依！”在军事化的过程中，军分区朱司令员的儿子玩得较大，二年级的他把老爹的佩枪偷出，在小伙伴的胸口钻了一个眼儿，打穿后还在眼儿上摸了摸。事后被他爸愤怒递解公安处，押全校批斗！

除防范“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警惕，只要见到小人书上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登皮鞋，或穿旗袍、登高跟鞋的小姐、太太，就认为这是坏人、资产阶级。同学中也不提倡穿皮鞋。不过，有些女孩也许家里贫寒，时常蹬上妈妈旧时留下的搭襻皮鞋，一走“卡卡”响，倒觉得比布鞋神气得多。那时还有一儿歌，“小皮鞋，卡卡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可还是禁不住有一些小女生脚上穿上小搭襻或丁字皮鞋。那时的社会，到处充斥着阶级斗争气氛，有次我们看到街上有卖中东椰枣的，老太太没钱给我们买，就骗我们说：那是古巴糖，吃了得肝炎。因古巴是苏修的附属国，同我们闹翻，会在里面下毒。有次我去幼儿园，翻地委大院后山，捡了本撕得只剩半本小人书，拿起翻了几页，发现绘风也和文革画风不一样，书页还发黄，就怀疑这是阿姨课堂上常讲的“让人中毒的黄书”，忙半道扔了，还忐忑了一路，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毒呜呼？直到吃午饭仍没事才踏实下来。

当时，效忠运动越来越升级，为庆祝各种节日、主席最新指示，各机关、单位、公司、工厂、学校大门都争相比赛“扎彩”，用柏树枝搭上彩门、用五彩缤纷的皱纱彩纸扎成艳丽的花束，镶在柏枝上，再缀上五颜六色的彩灯；不仅门前扎彩，街上也搭彩棚，一入夜，既象现在的圣诞节，也象元霄灯夜。大戏院、电影院广场前也时常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活动时万头攒动，彩旗飘扬，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气球纷飞！由于狂欢的人流太多，踩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那时，幼儿园还经常组织小女生街头演出。一到夜间，就可以看到成排的胖乎乎的小女生身穿西藏、新疆民族彩色舞蹈服装，敲着铃鼓当街跳舞。为纪念全国颁发毛主席像章，我也曾为头戴瓜皮帽、鼻涂白粉、身穿长袍马褂、手夹算盘、扮成《白毛女》里的穆仁智和“小白毛女”、“杨白劳”一起站“专合办”楼台上供五万庆祝群众“瞻仰”，俯视八个样版戏人物的“活雕塑”和各种英雄人物站在五彩缤纷的彩车上驶过。当然，那时我太小，佩戴的像章连同小军帽老被突然挤出人流、凶神恶煞的大孩子抢走！

当然，也不是人人尽忠，院里七岁胖胖的罗俊华，也许禁锢得太严，患有多动症、强压症，忍不住在厕所墙上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标；还趁卧解放军战士卧倒练习瞄准将毛主席像章别在他的屁股上！小小年纪就这样，这还得了！他立即被送交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地委印刷厂职工看管。这样，我们常在放学路上看到胖墩墩的他低垂着后脑勺，被高出他两倍的工人师傅羁押。工人师傅吃饭没法看管，就将他装在大竹篮里，用绳子高吊在车间钢梁上！

殊不料，儿出事，爹也出事。他爸过去是国军起义过来的，又姓罗，同事便揭发他是国军上将罗卓英的亲戚，时时挨斗，夹着尾巴做人。可越斗越惶恐，又一不小心又将家里主席石膏宝像摔八瓣，摔了就摔了，赶紧扔了吧。他不，偏偏用胶布一块块粘起来，仍恭恭敬敬摆堂屋正中，让来访人员看个正着！伟大、敬爱的领袖摔八瓣不说，居然还横七竖八贴上胶布，这还得了！立即，全机关对他又是一番猛烈批斗，他家终于创下儿犯错、爹也犯错的奇迹。

随着文革升级，双方派斗也越来越激烈，各派都在街上贴大字报，并开上卡车、小货车撒传单。每次放学路上，走着走着，车尾便突然撒下一片；还有站在楼上撒，撒得是纷纷扬扬，如同漫天雪花！不仅地上撒，天上飞机也撒，从机尾飘飘扬扬喷出雪花，听说那是省长张体学派来给保皇派打气的！当时谁都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省委书记姜一也被打倒！广播喇叭里，我爹也被打倒，因为是“姜一的黑笔杆子！”我们成天也高喊：“打倒陈大麻子！”因陈再道是大麻子。当时，我们并不知他闹出了百万雄狮冲击东湖宾馆、差点活捉毛泽东事件。当然，我也时常口误，喊“打倒姜一”常错喊成“打倒江青”，家里老太十分惶恐、立即制止：“不能乱喊，江青是毛主席夫人，只能喊‘打倒姜一’！”好在是在家里喊，没人听到。那时我们不愿睡觉，老太太便吓唬：“赶紧睡，熄灯，不然苏联的飞机就飞来炸了。”

除了贴大字报、撒传单，各种向对方示威的游行也不断进行。各派各自打出自己的口号标语，狠狠攻讦对方；有的游行队伍还头戴安全帽盔、腰扎武装带、高举熊熊燃烧的火把震慑对方。后来发展到揪斗，各派将当权派、对立面的头目揪出，戴上高帽子、挂上写着名字、打着大叉的大纸牌满街游斗，有时还得自己“哐哐”敲锣高喊打倒自己。当然，也有不把这种揪斗当回事的。当时浠水县委书记白水田当走资派被红卫兵游斗，没等开揪，他便自己主动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拎起大锣上街，并满街敲锣、高喊自己打倒自己。沿途，他碰上豆浆摊就要求喝豆浆、碰上油条摊就要求吃油条，闹得红卫兵哭笑不得。其实他知道，这些红卫兵一非地委组织部，二非公检法，只是群众组织、橡皮图章，奈何他不得。何况他资格老，是陈庚大将所属根据地山西晋源县抗战干部。虽然那县就他级别最低，其他都是副部级以上……

后来，派头发展成武斗，于是我们在夜晚跟爸妈回家时，便在军分区看到这一幕：如同电影《列宁在十月》工人、水兵攻打冬宫，无数密匝匝的人群，试图翻越军分区大铁栅栏门抢枪！军械所的枪枝也时常被偷，用来武斗。不光大人偷，小孩也偷，用五把坏枪拼成一把好枪，用来械斗。那时的孩子除了放鞭炮，还玩子弹，将五发一夹的自动步枪子弹用砖头捶着玩，以引发击火。我也向小朋友要来一发捶过。不过也常上当，以为小朋友从剧团偷出的铝制假驳壳枪是真枪。那时气氛非常紧张，我家附近地委后院大门，便被砖头砌上堵死，以不让冲击地委的人群攻入。我亲历过数次武斗，一天我姐送我去奶奶家，途经地区大礼堂和县印刷厂之间的主干道时，发现那里到处是沙包、油桶、铁丝网，筑起了街垒，街上、墙上，到处是弹迹和弹洞，一片狼藉！有天我妈带我们在没盖起的餐馆前面买菜，只见一把AK-47突然从刚砌好的红砖窗口伸出，对准对面楼“突突突”一阵搂火，打得蓝烟直冒，我正想看个究竟，我妈将我一把拽走。走时，只见甲鱼吓得从网兜逃出，四处乱爬！甲鱼贩子吓得拎起网兜麻溜就跑！还有次坐我奶奶家天井下，突然一发子弹打在我的板凳下，蹿起一道白烟，旁边比我大三四岁的小光头将子弹捡起递我手上，子弹还滚烫！玩得正高兴，却被我奶奶发现，吓得面无人色，再不让我天井呆了。有次在院中玩，看见地委印刷厂一工人被两人架回，原来武斗时被子弹打中了腰眼。我一路跟进他宿舍，只见他一路瘸、一路还哭哭啼啼、哼哼唧唧，心里便颇瞧不起：都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丑不丑啊……

在武斗高潮时，我爸再也憋不住，带我、奶奶、叔叔一家逃到江西南昌莲塘。我妈则撤往乡下。我们路过九江，也发现那里和湖北一样，也到处锣鼓喧天、游行庆祝。在一处街边，我还看到一老太太因贪看汽球升空，灶房里柴草失火，“噼哩啪啦”烧得一塌糊涂；旁人大喊，她吓得大呼小叫，忙不叠冲回救火……抵达南昌莲塘，发现那里也一片绿军装，到处在进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夜场演出……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运动，后来骤然在1970年底左右退潮。我父亲和地委干部们也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去南湖沼泽地创办“五·七干校”。下去那天，地委办公楼前，满大院的伏尔加、上海牌轿车，省委、军区、地委、军分区的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首长络绎一片，一溜溜下车躬腰、微笑、握手。至于那些参加运动、揪斗、武斗的红卫兵，也被戴上大红花送下乡！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没改变什么不说，还种下了各派彼此仇恨的祸根，也导致了信仰的崩溃、各种抱怨、堕落；一些人开始反向的巴结权贵、趋炎附势，走后门、五子登科盛行。政治小道消息满天飞。后来我家进了五七干校，我常听小朋友讲彭德怀扇金日成耳光、许世友一天毙一个老婆的故事，看转载、摘录外媒报道的《参考消息》、读内部发行的尼克松、基辛格的访问录、回忆录也成为八九岁的小朋友的时尚；北京有个什么风，顷刻就能吹到这里来。许多派斗牺牲中的干部长期安置在五·七干校不安排工作，也就聊各种小道消息解闷。一次我在家听省歌演《洪湖赤卫队》电影的吴老师说，相邻地区的咸宁中央五·七干校比这里还差。“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之一的老廖，在咸宁五·七干校闹不少笑话，放牛娃老想得到他放牛时解闷的半导体收音机，他舍不得给，放牛娃就欺负他眼睛近瞎偷走他的牛。他实在无奈就在牛背上剪上自己的名字：“廖沫沙”。后来，著名诗人郭小川在那里还写了《团伯洼的秋天》。王世襄和《锦灰堆》也记录了该校贫瘠艰苦的生活，该校看管人员连好吃的都不让吃，他便悄悄炖湖区偷猎的野鸭。侯耀华讲他爸、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从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归来，晒得黑不溜秋、旧军裤、破胶鞋，宛如老农，回家坐椅子上半晌不语，嘴角抽搐半晌咧嘴大哭，吓得他一家兄弟毛碜碜的，又哭笑不得；不过，黄冈地委五七干校伙食不错，师傅为解放前著名大厨，各种珍肴都会做，做出的月饼、东坡饼起一层层晶莹半透明的酥皮，味道比现在好得远；干校喂的猪从不吃糠，全吃的菜地摘回的包菜、胡萝卜、各种新鲜蔬菜，每头都二百斤以上，毛色铮亮；各种怪人辈出，不仅有到处乱喊“你爸爸是我朝鲜战场上打死”的疯子，头发花白、仍是鳏夫的某工程师也时常往窗外扔粘上女子照片的袜子……上山下乡的知青尤其幻灭，下乡前嚷嚷“农民最落后还能教育我们”，下乡后隔三岔五酗酒，喝醉便把女知青五花大绑灌酒开心。再不就是和农民争工分打架，晚上偷农民菜，一有机会便闹着回城。不少高中生将阿尔巴尼亚里的《游击队员之歌》改为：“快下乡吧黄州的青年们，黄州的青年不要老子们，老子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自由解放！”初高中生没前途，便聚伙打群架，成百人拿着土铳、砍刀对冲，有的还捎上老爹的佩枪！虽然那时高压得厉害，到1976年“4·5”天安门广场运动前夜，知青里却到处流传着对毛泽东的抱怨：“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尽管我们这防那防，但物质生活还是十分贫瘠的，猪肉、鱼肉仍是奢侈品，四角钱一斤，还得凭票供应。这对月收入大多仅三四十元的工人仍是不小的负担。甲鱼、墨鱼等海产倒比现时便宜得多。那时天也不并是“天是蓝、水是清的”，在乡下，我照样看到喷洒农药的农民背着硕大的农药桶，手握摇柄喷洒农药，洒得是漫天云山雾罩。只是那时的农民还不知知用化肥催长牲猪、鱼、鸡、鸭，牲畜倒是自然生长，味道要比现在好得多。那时也不见得是“门不闭户，路不拾遗”，治安似乎比现在更乱，有次我和家长去武汉玩，傍晚在六渡桥看到下班的人流旋涡一样在十字路口怒滔狂卷。所有骑自行车的人流完全不顾交通规则，在电车、公交车车前、一侧肆意乱蹿，还有不少边骑边抓车窗搭顺风车，直叫人惊叹神乎其技；电车、公交车门也没一扇关上，全密匝匝悬挂着满不在乎吊挂在上面的人，车窗没一扇玻璃是完整的。晚上，半道也时常有打劫的。在武昌公安厅住的叔叔骑自行车走夜路就非常小心，老是让别人走前面。可就这样，还是免不了夜间“咕咚”一声栽下没盖的下水井窖，医院躺半拉月！他时常教我们，如果有人劫道怎么办？就将钥匙串一抖，大喝：“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啊！”这样打劫的就以为你手上有刀，马上撒腿就跑！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公安讲的真实故事：一女孩晚上夜行被色鬼劫持，半路挣脱，逃回家用脚将房门踢开，结果一家人全吓瘫，因她双手仍旧紧紧反绑、嘴里还塞着堵布！

不过尽管这样，我们还仍认为这种社会是最好的，因为台湾人民还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过活，美国、日本的工人、农民仍过着衣不遮体的生活，遭受剥削压迫不说，在工头的皮鞭下干活。直到小学三年级，演《洪湖赤卫队》电影的老师给我们念乒乓球名将庄则栋的访美报告，才知道美国人将半旧过时的电冰箱、洗衣机当垃圾丢，芝加哥的大厦早超过一百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