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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廖亦武,是在一场云端讨论的社群对话中,关于如何在斯德哥尔摩的国家音乐厅前,抗议瑞典学院的裸奔作品。刚开始他有点不屑我这学院式的「行为艺术」叭啦叭啦专业意见,想太多了,扭扭捏捏的当代艺术理论与他一言难尽的生命经验离的太远,很奇特的是,我突然领悟到自己长久以来的创作问题而立即放弃建议。我分析有史以来的裸奔从神经病、暴露狂、变态,到身体虐待式的抗议、绿色和平小组、暴动小猫等等操作方法与知识,并不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只想用他自己会的方式,不想用知识,他不要藉多余的不相干的艺术形式,或借助学理帮忙,用最单纯的赤身露体去拼个死活。我感受到他生命扩张的力量,使一切美学形式无效。

事隔一年,我开始大量阅读廖亦武的作品,有时热血奔腾、义愤填膺,有时很不舒服,那些血肉模糊的视觉场景,不曾和平的仇恨情绪、畜生般活着的受虐细节,没有道理的荒谬世界,让我感到黑暗恐怖,因为我习惯了诗意以及美学形式,安全而又舒服的文化享受。虽然如此,我还是继续再看下去,因为他的作品有意无意间透露出深刻的议论,用不断描述遭遇来追求真实,生活中的荒谬感与形上感相互穿插,形成一种特殊文体,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真实,我开始扩大阅读米沃什、保罗.策兰、赫塔.米勒、哈维尔等人的作品,获得关于这个世界新的知识,每次都像饱餐一顿般的大量吸收。

2015年3月,得知廖亦武将来台北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的文学活动,在议程中,我看到他将与国际知名导演蔡明亮对谈,觉得很妙。他们两人的作品有某些共同特性,即强烈的「身躯性」,廖亦武尤其强烈,他唤起读者身体的骚动,透过「身体-视觉-世界」的互换转化,对世界有了真实而完整的「身体知觉」,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个人经验的有血有肉,甚至是会痛会痒的世界的肉。「身躯性」比任何论理都确实, 这是他追求真实的本事,也是最吸引的地方。这与他的生命情调相通,在底层生活打混,没有士大夫的温良恭俭让,只按照他原欲的力量向前走,不断冲撞现实就是不断强化艺术生命,精力充沛的从泥土与血肉中雕塑出一件件艺术品,它们还都正在呼吸与滋长。就像在他书中,彷佛还会闻到监狱中屎尿发酵的浓烈毒气;看到幸灾乐祸的老囚犯围着观看新囚犯便秘的场景;长期前绑的男囚徒,胸部长脓看起来像女人乳房一样的窘况。在如此丑陋不堪中却充满了希望,似乎有个明亮的东西在闪耀,就像绝望中听到司马和尚美丽的箫声,看到监狱头上灿烂的星空;以及逃亡越南紧张狭隘的房间,如同婴儿在母亲胎宫内,期待着新生强烈的希望。

对谈过程中,说到监狱里无人性的对待,以及荒谬无奈的糗事,如此惊心动魄却娓娓道来,偶而发出顽童般的笑声,这时他的脸变得既非超越也非戏谑,既非神圣也非卑微,没有痛苦但也不轻松,在场又不在场,声音总是沉沉的,时间缓慢下来,忽而吶喊嚎叫,好像在作噩梦。他吹箫,念着李必丰的诗,不夸张也不小声,顿时周围好像下了漫天大雪,大家陷入他诗里所写的冬眠。

廖亦武的生命从大时代的激情诗人,到惨烈的监狱生活;从精神的最高处,掉到肉体的最低处,要活下去就要来来去去,摆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每日陷入「意义-无意义」、「存在-不存在」、「投降-不投降」、「崇高-垃圾」、「作家-鼠辈」的二律背反(悖论)之中,生命的振幅如此强大,以致于扩张到一个临界点时便开始产生质变,瞬间闪见一个光景,一个新观念,一个新价值,成为不可思议的视野格局。有人认为廖亦武的作品可称为「见证的文学」,文学是拿来见证历史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新文体,用悖论探索世界,用矛盾诉说真实。在米兰昆德拉手中叫做「不可承受之轻」,在米渥什则是「暧昧难言的天赋」。悖论的力度使得本书《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成为无上命令,而非一时的见解。他说「小孩子到大帝国、从柔弱无比到至高无上」;「置身于光明确人人都是瞎子;置身于大道却人人不会走路;置身于喧哗却人人都是哑巴;置身于焦渴却人人都拒绝喝水」;「代表宪法屠杀正义;代表母亲呛死孩子」;「投降吧!不!投降吧!不不!不,又有什么用?」……这个不可思议的荒谬,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廖亦武作品所开显的近代中国「精神现象学」,是用身躯途径以及世界的矛盾而达到真实,用具体说着抽象的东西,用形而下表现形而上。

这种悖论也形成人类生命的再诠释, 回想起十几年前的展览「人间的基督」,奥地利的田默迪神父看着15世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画作,慢慢地说:行刑的场面如此残酷,却打开了人类的视野,看到人类承受痛苦的历程。基督是至高者的儿子,却被贬到人间最低处,于是我们才领悟到从最低到最高,每一种存在都可以找到意义。受苦的人并非每个都是基督,但是却为其他受苦的人带来存在的希望,廖亦武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启发。

《这个帝国必须分裂》一书集结了许多短文,受奖词、得奖感言、开幕致词、公开信、序言等,时间从2000年至2015年。他文学的格局从个人遭遇扩展至全人类的命运,对于正在发生的国际性议题,也都精力充沛的迎头痛击。这篇《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是廖亦武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受奖辞,内文从六四无辜受害的小孩,扩及中国被泯灭了的价值哲学,揭发大国必须透过「控制」治理国家,最好的控制方法当今就是发展经济,「大伙放弃爱国去爱钱,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影响全世界」,小国寡民最自然,也最好治理。最后说到「如果一个台湾人对我说,你们中国总是以大欺小,我就会说,你指的中国与我的四川没关系」,此话再次勾起长久以来懒得再谈的台湾定位问题,台湾作为正常国家一路辛苦的来时路。

台湾历史根本就是一部荒谬史,几百年前,一座晾在海上无人在意的小岛,海盗聚集离散,满清帝国嫌弃这地方「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无心将之纳入国土,好不容易像小媳妇般成为帝国的版图,没有多久又割让给日本。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把台湾归还给帝国时,帝国已亡,至今,台湾人上上下下,翻箱倒柜在寻找历史上各个重大会议的解释,台湾到底还给了谁?中国内战中仓皇逃离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狼狈的败军之将,被台湾人民误认为伟大的祖国,举国欢腾远离日本异族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但没多久便识破这伟大的祖国所带来的是更大的混乱与灾难,可怕的文明倒退。这是如此惨痛的事与愿违,历史的荒谬。1947年的228事件,台湾人民大规模反抗,国民政府派遣军队屠杀台籍菁英与人民,台湾正式进入戒严的白色恐怖时期。从1949年至1987年止,共38年56天,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久的戒严国家。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断灌输人民要「反攻大陆」,我们只是暂时留在台湾,海峡之隔的那个大国是我们的。这个荒谬不断持续着,当中学老师的花莲作家陈列,曾对学生说「反攻大陆不可能」就被判刑七年,坐牢四年,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全都得了失语症、失忆症,连骂人的胆量都没有,如何反攻大陆?

尼采说: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The same things eternal retune),人无法觉知历史的不道德,所以罪恶一直重复发生,但「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也是在对人的力量的考验,台湾走向民主自由,就是要跟这个历史的不道德说:不!

台湾白色恐怖受苦的人,解严出狱后都被鼓励从政,期盼着理想人格出来改变局势,是台湾早期政治突围的渴望,追求民主的梦想以及对政治人物的幻想,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但民主不是特定的个人伟大人格可以决定的,而是全体的觉醒。1990年野百合学运后,台湾的民主化进入新阶段。解严后的言论自由与社会良知,从街头运动到议会代议、良法与制度的建立、社会力增强、经济与科技的同步发展,一切走在政治主体的自律路上,这都是台湾人近25年来的努力。然而,台湾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一点秩序与依赖,没几下又不算数了。中国的经济崛起、帝国霸主心态、执政的国民党对他开始幻想、没骨气的败家子长期依赖财团,开始互通有无起来,这两个政体都是所谓「外来政权」,不断干预台湾人民辛苦建立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台湾最辛苦的地方。

台湾的荒谬命运确实还在持续着。活在上个世纪的人,如今看到台湾政府不断跑向中国输诚,内心的荒谬感更深了,几十年前不还是要反攻大陆吗?不是汉贼不两立吗?事过境迁都不算数了,那些年轻时跟着蒋介石来台湾,白白老死在台湾的老兵,只剩手臂上的刺青「反攻大陆」还记着历史曾经有过这么一刻,其余大家都去拼经济,忘掉一切了。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学生与企业员工,以及公务人员,反对立法院仓促通过「服贸协议」,学生占领立法院,形成台湾有史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学生运动。有些媒体极力挞伐学生的作为,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深知其中的意义,我们看出台湾民主一路走来,此刻正是危机,难道我们又要进入尼采所言历史不道德的轮回吗?

四百年来,台湾人不曾缴税给这个帝国,帝国从来也没照顾我们,统一和独立的问题从何而来?为何会有这个问题?大家不愿去谈「我思故我在」的存在起点,却随着人云亦云起舞。眼看着这帝国的观光人海战术,游览车占满了国家公园,看不到山,走不近海了,街上一家家红珊瑚店,店家趁着机会赚钱,胡乱哄抬价钱,败坏社会风气。教授们似是而非的谈着如何把握机会与帝国交往,斯文的价值错乱,理直气壮的自我否定,每天都在发生。看着一代接一代我的学生们,美丽的年轻人,傻傻地有情有义为台湾,但是这个帝国遮蔽了偌大的天空,一年又一年,青春肉体流失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像我们这一代一样,如四季花草暗自荣枯,惊觉一生终于是无意义了,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虚无?在台湾东部,小孩一出生,只感觉烈日灼身,哪有帝国阴影?这一代的我们,必须再一次跟历史的不道德说:不!廖亦武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我们会说「这个帝国滚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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