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编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了追求光明与真理，瞒着家长偷偷收听美国之音，因而被公安局抓进大牢关了近二十年。他受尽酷刑，终于冲出铁幕来到自由世界，当上了美国之音记者，当选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暨文学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大陆的全国作协主席），还写了一百多本书，现任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这就是本书的梗概。

胡志伟，香港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任徐吁创建的香港英文笔会【HONG KONG P.E.N.(ENGLISH）CENTRE] .会长，现任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2001年由刘宾雁邀请加入本会。

　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十七岁至卅七岁是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度过的，耕田、采石、挖煤、盖房、铺路，更当过「人肉起重机」。

　三十六年来，以一百多个笔名在海内外七十多种报刊发表小说、传记、书评、影评、社论、特稿逾六千万字，结集出版的有段祺瑞、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林彪、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李鹏、董建华、龚如心以及中国百年望族、世界超级富豪、华人十大富豪、国共名将、上海滩大亨等传记，也为空降伞兵、军统特务写过口术历史。他评注的五十六万言《张发奎上将回忆录》荣获新华网725万网民一人一票推选为「2012年中国影响力图书」还在美国、台湾、香港等地荣获文学奖、新闻奖多次。

　他无论在大陆、在香港；无论担任体力或脑力劳动，常常一人做三、四个人的工作；每天操劳十八小时，七十四岁做了一百五十年的工作。

　这部奇特的回忆录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创作，书成后由该局委托中文大学王晋光教授评审考核。王教授在千五字〈艺评报告〉中指出：「这本书写的是个人数十年间的经历，实际上却是千百万人超过半世纪的辛酸回忆。如果要推行国民教育，这本书应该列在必读书目上」「作者九死一生，有落有起，能屈能伸，有其个人忍辱苦干的原因，也有上天不负苦心人的幸运要素。看了这书，可以了解如何在绝地求生，年青人读此书可以自励」「此书非小说，非虚构故事，是真实的血泪文章。我读此书，字字行行，都令我触目惊心。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害人无数，真值得深思，此书深具启发意义。」

《悲壮的历程》将在美国先印英文版，本刊征得胡志伟先生同意，率先刊出其中五章，让本会会员先睹为快。

第三章　童年多病　名医荟萃

我曾经遭受失望的打击，我的头是流着血，但我的脖子还是硬的；我不能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精神。                                                                                                        ——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1897-1931）

童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春天在晒台上放风筝，夏天吃冰淇淋，秋天在花园里溜旱冰，冬天堆雪人打雪仗。我喂养过白鼠、兔子、金鱼、蚕宝宝，玩具多得连壁柜也装不下。童年时代，我常常生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看医生。我见过的沪上名医有郭迪、臧伯庸、李刚、李宝实、乐文照、李广勋、周颂康，还有一位家庭医生朱品三。上海冬天最冷达到零下八、九度，咳嗽感冒头疼脑热是常见的毛病，通常都是母亲带我去离家五百米远的小儿科专家郭迪诊所。郭迪是广东潮阳人，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自费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进修学院进修儿科学，一九三七年获儿科硕士学衔。回国后正逢抗战爆发，即投入上海红十字救护医院的伤员救护和难童收容所的保健工作。一九三八年在胶州路愚园路口（后来的火车售票处）开设儿科诊所。我印象中他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英俊男子，他诊所墙边有一只玻璃柜，内陈列了数百种名贵西药。胶州路的街坊邻居对郭医生口碑载道，他对贫民子女慷慨赐医赐药，所以候诊室挂满了治愈的患儿家长赠送的条幅，如「仁心仁术」、「华陀再世」等。小儿科医生比一般内科医生难做，因为婴儿不会讲话只会哭，光凭体温表与听诊器来确诊发高烧或传染病的患儿、自己亲自打针抽血还要哄孩子不哭，难度真是很大。我从有记忆至上小学，找郭医生无不药到病除。候诊室尽头有个地下室，是药房，药剂师是郭医生的姐姐，一个和气的广东女人。由于他医术高明，还先后兼任同仁、仁济等医院的儿科主任和他母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儿科讲师。上海易帜后，各业专才大量移居台湾或海外，中共当局动员私人开业医生转入公立医院。一九五二年，四十一岁的郭迪参加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组建工作，历任二医儿科系副主任、新华医院儿科主任、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等。他七十二岁退休后，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发育合作中心主任。现在大陆通用的《小儿内科学》、《儿科学》、《儿科手册》等教材都是他主编的。二○一二年六月廿五日他在上海病故，享年一百零二岁。

他的长寿秘诀是每天喝一碗五谷杂粮糊、晚上泡脚、晚九时上床、早六时起身。

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动员戡乱，历经八年抗战创伤的中央政府面临躲在陜西窑洞养精蓄锐摩拳擦掌的九十一万共军与二百二十万民兵。战争在东北、华北全面展开，政府军既要保护市镇居民、交通枢纽与港口仓库，又要在戡乱前线对付以日制、苏制、美制（苏联将美制援苏耐寒武器转赠共军）武器武装的日伪关东军、北韩共军以及二百万苏俄精兵，显出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全国城乡广泛征兵，经短期训练后即送东北、华北战场。我的舅舅程季卿当年十九岁，已接到动员令。当时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症（抗战后期日寇向江浙两省大量投放细菌弹，肺结核、霍乱、白喉、痢疾、猩红热、回归热等疫症肆虐十年之久），躲藏在我家三楼的密室之中，我母亲怕他难耐寂寞，特地买了一对白老鼠，在笼里装上洋铅皮制水车供他赏玩，五岁的我，常常溜到三楼去陪伴舅舅，所以染上了淋巴腺肺炎和支气管炎，二年级几乎没有上学，每月至少去臧伯庸诊所三次。

臧伯庸原籍浙江吴兴，因其父宦游四川而生于成都。一九零五年与弟弟佩鸣同赴日本留学，经四川同乡熊克武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武昌首义，他串联学医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红十字救护团，回湖北救护伤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赴南京谒见，被国父留在总统府担任礼宾工作，那时国父还拨冗为他割除颔下一颗痈疖。熊克武出任左将军蜀军总司令时，邀臧入蜀，任军医处处长，临行，中山先生笑道：「军医处长为人治病，我却为军医处处长治病，那么我的医术大致不错吧！」未几，袁世凯谋帝制，臧再赴日本，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名古屋医科大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悬壶济世，达五十年之久。他的妻子是上海滩经销奇才黄楚九的长女黄淑贞。黄楚九开办中法大药房，生产「艾罗补脑汗」「百龄机」「仁丹」，还创办大世界游乐场与日夜银行。臧的儿子臧寿祺也是日本名古屋医科大学毕业，同乃父一起在斜桥弄（今吴江路）开业行医。我初次到臧伯庸诊所时，他已六十高龄，每天只诊治十五个病人，有时病人爆满，倘若他精神充沛，便会慨允多挂五个号。臧伯庸诊病十分详细，一位病人耗费三、四十分钟是常事，他不惜重金向欧美国家订购最先进的医疗器具，如人工太阳灯、爱克司光机、镭锭等。血液、粪尿的化验，在诊所内同步进行立等可取。如今香港的私家医生诊病顶多十分钟、公立医院一、两分钟，化验报告至少要等两星期，相比之下，实有霄壤之差。臧伯庸的诊金在五十年代初是两万元人民币（合五四年币制改革后的两元），然对贫苦病人分文不收，还赐赠药品。他的诊室，由一条甬道与儿子臧寿琪的诊室相连，有时老医生的病人实在太多不忍心回绝，便转到小医生那里。小医生旁的药房也是他父子投资开办的。候诊室内外，挂满了国民党元老居正、叶楚伧、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人题赠的匾额。最令人瞩目的是国父亲笔手书的「博爱」二字横匾，且有「伯庸医院属」五字，署款「孙文」，铃白文「孙文之印」章；张继所书「一视同仁」，章太炎篆文「心有大游」，于右仁「神明自得」都很引人注目。我去伯庸诊所，每次候诊至少要等候六小时，同那位穿长衫的挂号职员聊天便成了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那位老人说，市面上热销的「乐口福麦乳精」冲剂就是臧医生创制并在其岳父遗下的九福制药厂大量生产的。由于臧医生慷慨放弃专利提成，九福特聘著名雕塑家张充仁雕塑了大于真人的臧伯庸半身铜像。老人说，臧医生父子喜爱摄影，还购买了一架八毫米电影摄影机，陆续拍下段祺瑞、黄楚九社交活动，吴淞炮台、上海景色等专集，家中自设银幕，经常反复放映，重温旧事。他还热衷于收藏各种钟表——挂钟、落地钟各有若干精品。他对任何机械都感兴趣，复杂的机件都弄得一清二楚，以修理钟表自娱，称这也和医理相通。他酷爱阅读，往往出诊回家深夜餐后还浏览医书两三小时。他敬重文人，喜与骚人墨客交友，诸如钱介尘、丁福保、严独鹤、周瘦鹃、徐卓呆、平襟亚等。他为民初著名小说家、《人间地狱》作者毕倚虹治病，非但不收取医药费，还资助这位清贫文人的生活费。一九二六年毕逝世，其妻缪氏无归宿处，臧即延聘她为护士长，且悬牌为助产士，其招牌悬挂在伯庸医院傍。臧医生一生与人为善，心存慈悲，友人遍于天下，他收藏的何香凝画幅、黄兴手杖、江翊云周善培书件，都是治病的谢仪，可惜那大量的珍贵文物都被毁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打砸抢烧。那幅国父题赠「博爱」横匾是一九五六年民革借去作为纪念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信物，直至四人帮倒台后由其后人上书邓小平，民革中央才勉强璧还。臧府原有汽车三辆，分别由父、子、妻三人使用，一九五九年因汽油统制（韩战爆发后汽油禁运大陆）而不得不出让。张充仁亲雕的铜像，被认作「四旧」，当废铜处理。他一生自律甚严，不涉花丛，不事赌博，不幸晚年遭逢浩劫，抑郁而终，年仅八十，不然活到百岁无疑。他悬壶济世五十年，病家之病历卡片日积月累，充满一室。红卫兵运动爆发，他坚持在报纸刊登启事，限期让病家各自取回保存（这同今日香港公立医院影印一页病历动辄索取数百元，乃贤与不肖之比），俟满期无人认领，才予弃置。臧医生父子都已仙逝，其孙增嘉、增猷、长孙女增熙已移居美国旧金山，小孙女增诗在澳门定居。我常常怀念臧医生，倘无他治愈我的淋巴腺肺炎，怎能度过充军漠北、吃糠咽菜的二十年非人岁月。

我小时常患中耳炎，疼时难以入眠。母亲带我去平安大戏院附近的耳鼻喉科专家李刚诊所。李刚是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他用一种喷剂，一次就能除病。一九四九年我哥哥也患了中耳炎，在圣约翰大学附近误找了一位庸医，弄得病情加剧，最后还是找李刚才手到病除。不幸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他服毒自杀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想不出他会犯什么贪污罪，也许是「偷税漏税」，当局为支付韩战军费，加税五倍，欲过这一关，谈何容易啊！

李刚去世后，我的耳鼻喉病求诊于他诊所邻近的李宝实医生。李宝实是吉林梨树人，奉天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他从医执教六十多年，在国内首创扁桃腺挤切术、鼻内筛窦根治术、局部麻醉下喉全切除术及耳硬化症镫骨撼动术等。我求诊李宝实是父亲挚友朱品三医生介绍的，李医生操一口北方话，他惯于使用消毒药水灌洗耳窝，甚医术相当高明，系中国耳鼻喉科先驱之一，着有《耳鼻喉科全书》《耳科手术学》、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喉科学》《英汉耳鼻喉科词汇》等，晚年做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一九八七年一月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一九五八年冬，由于在零下十度严寒下大炼钢铁，支气管炎症突然复发，母亲携我去淮海中路乐文照诊所。乐文照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做过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中美医院医务主任。乐医生建议我割除支气管，以免年老时喘哮受苦，我因怕疼一直不敢动手术。在北方酷寒的二十年，支气管发炎厉害时，竟不能平卧入睡。所幸，南下香港后不药自愈。乐文照精通内科学，是心血管、消化道疾病专家，他为许多名人诊过病。一九七九年逝世，享年八十三。

周颂康也是留美的医学博士，诊所在北京西路协进小学（今静安区刑警大队）对面的一座西式公寓大楼，住宅与诊所相连，是一个四居室单位。客厅以上面玻璃下面木板的墙壁分隔，诊所窄小，候诊室较大，沙发、桌椅高雅整洁。他的妻子穿着洋化，为他办理挂号，可是病历是在诊室内的一排抽屉中保存，由他自己抽检。周医生脾气很好，同病人谈笑风生，不像郭迪那样严肃，也不像乐文照那样要吓唬我开刀切除支气管。一九六八年我回沪时，姐姐告诉我，前年八月底，上海全市的私人诊所被红卫兵勒令停业，周医生也被抄了家，扫地出门，驱赶到一处小房子去了。我一直记得他戴金丝边眼镜，穿一身干干净净的人民装，说话慢条斯理，使病人感到权威可靠。他是心肺科专家，如果在香港，不愁月入百万。可恶的十年文革，葬送了中国多少宝贵人才呀！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大姐志兰突然罹患大脑炎，昏迷不醒一个多月，那时郭迪已经歇业，离我家最近、可以立即出诊的就是郭迪对门的李广勋医生了。李广勋是秃头，比郭迪年长，爱穿长衫，貌似中医，其实他是我国西医界的前辈，一九一九年毕业于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医学院，是货真价实的西医博士。一九二一年，他依照费城肺病疗养院的设计，自己动手用土法制成人工气胸器，建成空气疗养室用于肺科临床。他是苏州博习医院创建四十四年后第一个中国人院长，也在苏州首次运用人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他写出五篇有关论文发表于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深获英、美医学界重视。一九二四年，他从一千零三十四例大便中查见血吸虫卵阳性患者三十三人，这是苏州第一次由国人发现血吸虫病人；同年获中华医学会任命为药学名词中有机化学名词之审查委员。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浩劫，李广勋自然难逃，他的下落与离世日期，我至今未悉。

第四章　沪西名校　南屏小学

人类是集合所有伟大之灵魂的一首交响曲。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

一九四六年，我四岁时，与小姐姐志琴一起进入新闸路赫德路口的培明小学幼儿园，该校的花园很大，树木葱笼，教师慈爱，在此结识了隔街对门、胶州路293弄2号董律师的儿子董元良。培明女中创建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由持志大学教授、国学大师胡朴安为校董，胡取《书经》「栽者培之，虽愚则明」旨意，定校名为「培明」。一九三七年，胡乔木（1912-1992，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会常委）用胡定九化名在培明任教一年，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同时罗叔章（1898-1992，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任训育主任，雍文涛（1912-1997，官至中顾会委员）、毛道逊（1906-1959，官至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等地下党员教授数理。八?一三淞沪抗日，南洋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逃难赴港，遗下离我家六百米的新闸路1607-1609号南园豪宅。培明校长金月章从美国营业公司以月租白米五、六十石的昂贵价格租下南园这座楠木地板靠壁、气势恢宏的豪宅。他以惊人的魄力开办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师范科共三十多个班级，由于校舍豪华阔绰、教师博学亲切，很快吸引了英租界的富家子女，远及太湖流域各县与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各地学生，也纷纷来培明住读。一九四五年秋，金校长操劳过度辞世，其夫人孙鸣歧接任校长，她是上海著名的十姐妹校长之一。

放寒假时，培明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基于安全因素，父亲执意让我换一家幼儿园。于是，进了北京西路赫德路口的振粹小学（后改为上海市教育工会）幼儿园。一九四七年秋，志琴姐足六岁跟四位姐姐进了南屏小学，我不愿独自留在振粹，那里的教师粗声粗气，学生也不乏小霸王式的「野孩子」，于是我就大哭。父亲说，五岁了，去南屏试一下报名吧！在振粹，我唯一的收获是结识了小朋友林鹏，野蛮孩子常常戏弄他，叫他「聋鬅聋鬅转三转」，他是我童年时代的好朋友。

在南屏小学，面试老师是一年级的陈洁茹老师，她在南屏女中毕业后，因曾校长的赏识，留校教低班小学生。她让我写姓名、姐妹、弟弟等，这些我在家里早已由大姐志兰教会了，唯哥哥写成▉▉，她笑了一下就把我录取了。

南屏学校离我家不到三百米远，是江宁区首屈一指的名校，我五个姐姐都在南屏女中，南屏小学就读，父母期望有个照应。南屏学校的校长曾季肃出自书香门第，其父曾子撰是光绪元年举人，官至刑部郎中。其长兄曾朴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此书以状元洪钧和妓女赛金花为模特儿。民国肇建后曾朴在陈其美麾下做过江苏省政务厅厅长。曾校长年轻时为了反抗封建婚姻，毅然离家出走，到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中，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她虽是官宦子女，但深谙民族大义，武昌起义后，她奋起组织女子军事团。由于出色的组织才能，被同学们公推为团长，团中的文告和规章都由她执笔起草。在革命军攻打清军固守的制造局、光复上海的战斗中，她们协助革命军侦察、募饷、看护、缝纫，对推翻满清建有功勋。南北和议成功，才继续学业。她三十五岁时，由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破格录取。毕业后，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任教。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寇在杭州湾登陆，杭州女中解散，时任该校教导主任的曾季肃率领不愿作奴隶的教师陆仰苏、姚韵漪、王元璋、王元琪、吴之微以及七十二名学生逃难到达上海英租界。翌年春，她动员师生们集资，自己带头捐出私蓄四百元，又幸获爱国女中的老同学沈亦云投资四万五千元，买下了胶州路康定路口一座带有花园的三层洋楼。这座旧时的医院隔有十二间房、一个容纳五百人的礼堂以及假山花木等。校名取自西湖十景之「南屏晚钟」，表示不忘母校的恩情。沈亦云出任校董会主席，她是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教育总长还荣任廿四天国家元首（执政内阁总理，即总理兼总统）的黄郛之遗孀，黄郛还当过北伐军占领上海后首任市长、国府外交部长，宦囊甚丰。

曾校长讲究办学质量，重视教书育人，先后聘请世界名著《爱的教育》译者夏丏尊、名作家魏金枝、郑效洵来南屏执教。她亲自执教古文，通过讲授诗经、唐诗、宋词，弘扬华夏文化，藉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一九四一年，日军侵占租界后，强迫中小学开设日语课，且明令要聘日本人教课。曾校长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先后邀请夏衍夫人蔡淑馨和名作家黄九如来校教授日语。这样既搪塞了日伪当局，又使南屏学校免受奴化教育。在国共内战期间，她默许大同大学的地下党员来校宣讲「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窝藏和保护了南屏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在国文课公开向学生讲解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她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支持与拥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却死于老毛掀起的文革运动。

我入南屏时，曾校长是个身材微胖的老太太，穿一袭阴丹士林布旗袍。她生活俭朴，衣食简单，独身住在校舍二楼一间有阳台的朝南斗室中，她的藏书把衣柜挤到了门外走廊。每逢星期一的周会，她都要在大礼堂向全校五百名师生演讲，不外乎孔融让梨、孙康映雪、刺股悬梁一类的励志题材。每当任课教师请假，无论数理、文史，她都能欣然代课。

记得一九四八年纪念十周年校庆时，中、小学联合在大礼堂演戏三天，分别招待校董、师生以及家长。演出剧目有话剧《嫦娥奔月》，那位饰演嫦娥的高中女生是当届的校花。我因个子矮小又常穿一件兔皮的大衣，被遴选饰演剧中的小白免，羡煞了不少同班的小朋友。我至今还记得，礼堂挂有校训匾额：思、诚、仁、毅、宏、勤。董事长沈亦云亲撰对联挂在两边：「求得有用知识，表现合理行为」，十年校庆前由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手书，镌成木刻。

南屏的学生，家庭出身非富即贵。每天放学时，各班分四路排队离校，为免穿越马路时发生车祸，每一路都由年长的同学领路。从胶州路康定路口朝东的东路，成员最为壮盛，孩儿王的朱世芳与黄肇德都在这一路。朱世芳是上海车袋角巨绅朱家的七姨太之子，读高年级的朱世英是朱家六姨太之子。我去过康定路号朱家大院，六亩地耸立着七座住宅。一九四九年后，大宅被中共当局「征用」，现在的朱家旧居，大门口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的牌子，前几年曾挂着区税务局、区民革、民盟等十来块牌子。朱宅旁的绿杨邨，住着女同学祝狄英与王征、王典翰姐弟。祝狄英的父亲是著名中医，在虹口有大块土地，解放后抗不住昂贵地价税而被中共当局没收，一九六五年她毕业于六年制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下嫁张学良侄儿、张学敏之子张允冲。一九七九年她冲破樊篱经香港去了美国，不久就与一位台侨合伙开设了建筑事务所。八十年代，她回天津承包了几处XX广场、XX中心。王征、王典翰姐弟分别在国务院冶金部和七机部航天局研究所要职退休。绿杨邨对面的康宁邨，住着黄肇德与杜洵美，黄肇德有四个哥哥，其三哥黄肇文是足球国脚，当过国家队门将、队长、领队。我十分羡慕他有这么多哥哥轮流带他出去玩耍，譬如埃洛弗林主演的美国西部牛仔拓荒片他就比我看得多。他父亲黄承熹是仁济医院外科主任，抗美援朝时参加过赴朝医疗队，可惜五十年代中期早逝。九十年代初，我从深圳报纸见到他的大名，已荣任深圳发展银行总经理。穿过他宽敞豪华的会客室，但见挤满了轮候找他借贷的商贾。我问他，深圳发展银行股价一年内上涨一百多倍，你买了多少原始股，他含笑不答。三年承包期满，他又转任广州市金融酒店总经理，从计算机知，他曾做过海南省南华金融董事长。再朝东是陈康乐，因应名字，同学们选他当班级的康乐股股长，他父亲是美孚石油的上海总代理，一九九三年我在上海晤见他时，他已荣任徐汇区工业大学副校长。

西路首先入眼的是康邨，住着虞允武与韩兴华，前者最早借给我绣像小说《七剑十三侠》。到延平路口，住着留小辫子的过柏龄，他从无锡乡下出来，读过一年私塾，所以背书与心算我怎么也比不上他，一九九三年我见他时，已贵为上海伊思特机电公司电子事业部经理，不幸前年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丧生。朝北是张祥生家的豪宅，其父是纱厂老板，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再朝前是小胖子王绍棣，他在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留校教书，从事机密通讯工程，不能对外联络，直至他退休后，二○○八年我去扬州开会，路过南京才能与他会面。朝南有一条大弄堂延平邨，前弄住着林鹏，其父是上海煤气公司总工程师，原籍福建；林鹏对面是巢志珑，其父巢纪梅是沪上著名律师，后弄有张丽珊、丽琲姐妹。延平邨对面太平坊住着黎中城、糜振亚、吴中强，前者是京剧样板戏《杜鹃山》的编剧，一九六七年我到访时见他的藏书秋毫无损，甚感诧异。他说，红卫兵要来抄他家时，他调动了另一派红卫兵，以强势击退来犯之众。在那精神粮食匮乏的年代，我向他借阅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犹如久旱之遇甘霖。四人帮倒台后，他升任上海京剧院院长，退休后出任周信芳研究会会长。吴中强也当上了衡山宾馆工程部经理。

南路第一横街是武定路，那里贫富悬殊，花园洋房与棚户茅屋共存。吴允和刘可是相连的两座豪宅，吴允家的草坪就占了两亩多地，解放后草地被征用，盖起又一幢住宅，她弟弟吴正去了德国，她本人受尽政治运动折磨，七十年代末去了美国。刘璐、刘昆、刘可三兄弟及早离国，未遇浩劫。

北路在胶州路昌平路口，有一座豪宅是韦尚泉家，他在三年灾荒时远走香港，免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第五章　上海围城　睡塌塌米

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                                                                                               ——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1483-1546）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上海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群群苏北难民，他们多数是「告地状」——在人行道上摊开一张两尺见方的状子，诉说其苏北家乡被共军攻占后「打地主，分田地」的惨况。共产党从井岗山到延安宝塔山到席卷大陆，其唯一法宝是劫富济贫，没收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与市民，藉以解决军费和兵源问题。地状用毛笔书写，字迹端正，内容都是描述中共在苏北解放区怎样以酷刑勒索富人财产，后来文革时揭露出来，光是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苏北就杀了五十万地富，所以文革时刘少奇光屁股进火葬炉，那是天理报应。地状列有「三十二杀」、「六十大刑罚」，我脑海中仍记得地状内配有线描画的十种酷刑：牵黄牛（以有钩铁条拔舌头）、栽大蒜（将人绑在木桩上，埋头于泥中，使之慢慢窒息）、坐水牢（绑人浸于水缸、头颈箍于木架，直至浸死）、望中央（将人置于杆顶再松绳致使头破臂折而死）、烘红薯（将人悬空挂在烈火上烘烤致死）、切地瓜（用铡草的铡刀切头颅）、拖地雷（将人捆吊在马后，火烧马尾，马匹乱奔将人皮破血流致死）、贴广告（剥光衣衫钉在墙上示众，惨呼至死）、拜城隍（用藤条抽打逼人裸身爬行碎玻璃碎瓷片斜坡路，以致满身伤痕而死）、点红烛（即点天灯，将人绑在木桩上，用浸透油的烂棉花扎头顶，点火焚烧，焦头烂额而死）。观者无不毛骨悚然。一般认为，数以千、万计的难民似潮水般涌向国统区的上海，是不可能人人说谎的。于是，父亲不动声色将上海的资产作了一番安排——将百份之九十五的流动资金，用海外采购名义汇至香港办事处，出口镜片、镜架以及光学仪器收入则通知买方汇入香港账户。据一九四九年父亲派到香港打前站的得意门生张学俊（后来去新加坡开眼镜厂发迹）回忆，滞留在香港的外汇高达三十万美金，这在六十五年前的香港，足以收购一条横街的房地产。一切安排停当，父亲便好整以暇回上海静观局势如何演变。

告地状的多系年长男子，他们匆忙逃出虎口，身上穿的还是绸质棉袍，路人见到这等惨烈图画，无不慷慨救济。那时没有「城管」，有些人凑钱在空旷地段搭建「滚地龙」，找个苦力活儿在上海住下了。到共军进城后，那些人多半被市军管会派员押送回苏北原籍，轻则管制劳改，重则开公审大会枪决。一九四九年前后，上海人争着逃难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告地状」者的现身说法，起了很大警戒作用，一艘装载富裕难民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外因超载误触水雷而沉没，死了三千多无辜百姓，这件惨案至今令人惊叹。

一九四八年冬，徐蚌战役接近尾声，政府为防止共谍渗透，挨家挨户清点常住人口。查户口都在半夜（考虑到共谍不会露宿街头），我记得保长蔡先生偕同甲长与一众保丁按铃进门，我们全家十六人熬夜鹄候在中式客堂，我靠在母亲怀中已睡着，被推醒后保长说：小孩让他睡吧！这一夜，我弟兄姐妹七人、父、母、姨婆、母亲的手帕交唐文绣以及三个仆妇，两名司机都依法领取国民身份证，那是一张用印钞票的水印纸折成廿四折的大纸，正面贴着相片盖上钢印，其他页面印着煤油、细布、籼米等常用物品的供应证，后来上海围城期间物资统配，还确实剪下了十几块指甲大的凭证。四月廿一日共军渡江后，警备司令部实施宵禁，市区每个路口都堆着一人多高的沙包，中间留有枪眼，南屏校门口堆积了这样的防御工事，每当卫戍部队军官走进校长室时，便知道又有一天例外的假日了，五月份放了多天疏散假。

保卫大上海，是共军渡江后所遇到的最剧烈的抵抗。四十五年后，共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才披露，上海之役共军死七千六百多人，伤两万四千六百人，中共终究承认攻占上海伤亡三万二千二百人。李宗仁的国防部则宣称上海歼敌十一万人。

国军在上海集结了六个军二十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一百辆防守黄埔江以西地区；以两个军五个师防守浦东，还有海军卅多艘舰艇、空军一百三十多架飞机、五个交警总队以及炮兵、工兵、辎重兵、装甲兵十三个团，总兵力二十多万。另外，在上海近郊构筑了三千八百多个钢骨水泥的碉堡、一万多座半永久性的碉堡。每一主堡都有地道相通，机枪阵地与粮草弹药储藏室齐备。堡外是长壕，壕内可行走吉普车，壕外安装钢板电网，还有竹签、铁藜蒺。第三道防线是木城，起自江湾，经北站、西站至龙华黄浦江边。为了拱卫木城，又建大小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蒋介石要求死守六个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迎接美国出兵援救。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认定上海的防御工事是攻不破摧不烂的钢铁阵地，上海将成为斯大林格勒第二。事实上，国军在上海战役打得十分出色，刘玉章的五十二军、阙汉骞的五十四军和罗泽闿的卅七军屡挫敌锋，共军寸步难进，倘守军能像斯大林格勒逐街逐巷苦战199日（韩战爆发），也许会得到国际支持，然而西北军出身的暂编十五军军长刘昌义阵前叛变，五月廿五日他以淞沪警备副总司令名义下达停止抵抗命令，让共军渡苏州河北上，以致国军防线全部溃散。

上海战役打响时，我全家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为避流弹而躲入住宅底层，睡在铺成一排的席梦思床垫上。枪声逼近时，全家都躲到七年前修筑的钢骨水泥地下室内。五月廿七日，共军进城，头一晚，他们全部睡在街头，以示匕鬯不惊，第二天便分别入住征用的公私建筑，我家隔壁的行政院邮政总局材料处（后改名为华东邮电部供应局）就进驻了一个连。

共军占领上海第五天，一辆中吉普开到我家门口，一名军代表上门传召我父亲至上海市军管会。父亲惊惶未定，发觉这一「鸿门宴」到有上海滩九十多名顶级的企业家，皆尽各行各业之翘楚。会标写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坐在他身旁的是挚友、安乐纱厂老板邓仲和。

军管会主任陈毅操着一口四川腔的官话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现场气氛有几分松动。「先向诸位作自我介绍。我叫陈毅，新任了人民政府的市长。我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害怕的，其实没有什么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里传出了有分寸的笑声。

「现在」，陈毅加重语气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会与产业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道理。我看敲锣打鼓庆祝上海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产品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陈毅收起脸上的笑容，话锋一转说：「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是愿意同我们共产党合作的，但是——」他把声调提高了八度说：「你们中间也有少数人是要反对我们的」。他开始卷他的袖子，摆出一副准备斗争的姿势：「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来改造这座城市的。我们对斗争是有准备的。」他说到这里，两只微微眯缝的眼睛放射出极尖锐的光芒来，声色俱厉威示全场道「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散场时，九十多位大富豪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噤若寒蝉。他们面对的是共产党哟！哪像国民党那么容易对付！

我家门外水泥墙上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安民布告，下署正副主任是陈毅与粟裕。学校复课时，已接近大考。二年级整整一个学年，我缺课很多，由于大姐志兰在家中给我补习，居然总平均考了八十多分，顺利升到三年级。

中共建政后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曾承诺鼓励与扶助私营经济事业，一九四九年，刘少奇在天津对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棐卿等大资本家说：「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任务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更痛苦」。「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对安子文等人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可这只是安定人心之计，中共深怕有钱人携资外逃。于是，向工商业者开刀摆上了议事日程：一九四九年七月陈云在上海主持了为期二十天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定把上海税收从每月45亿元猛增到268亿元。加税五倍，在自由世界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在军事管制之下，上海的工商业者咬紧牙关忍住了。父亲变卖了两辆轿车。我的友人李又白的母亲在江湾拥有土地数百亩，由于缴不出巨额税款，只能上缴官府，于是共产党成了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地主。如今大陆房价超逾建筑成本数十倍，但小业主仅拥有七十年居住权，逾期还要补地价，今年又开征3%至10%的房产税，真是生财有道！

国军退出上海后，刘广凯少将率海军第一舰队封锁长江口和东南沿海七个多月，截阻破坏关闭法令之外籍轮船四十一艘及国轮、汽船共二十五艘、机帆船二百余艘，严重阻绝了东方巴黎与外国的商贸交通，沿海城市因原料不继产品积压，很快便陷入经济困境。冒险开往上海的外轮，不是遭受炮击驱离，便是触雷沉没；双枪黄八妹在舟山群岛前哨大洋山设立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基地，遥控二十四个海上游击队和数千名健儿，频频出击沿海城镇。十一月三日，共军乘夜攻击舟山，在登步岛全军覆没，舟山防卫司令石觉将军乘胜向上海派遣了大批武装特务，上海街头到处出现「蒋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反动」标语，共军派往各战略要地的哨兵常常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就整个大陆而言，国军留下了三百万反共游击队潜伏于城乡。中共要供养近一千万的正规军，要防备其中的国军降兵再度反水，又要戳力清剿反共武装，一切都无钱不行。许多大资本家携巨资去了香港、台湾，百份之八十的工厂宣告停工，失业大军比解放前又翻了好几番。一九五零年春，有十万工人在杨树浦工厂区打起「反饥饿」的旗帜游行示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陈毅无胆用坦克机枪镇压工人示威，但又害怕失业工人铤而走险流入舟山参加国军反攻大陆（前车之鉴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时，帮助国民党敉平暴动的主力就是右翼的广州机器工人工会成员），乃使出软的一招，让失业工人办理登记，每月由市总工会发放失业津贴。布告贴出后第一天就登记了十五万人。既然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沉重的负担便落到有钱赚的企业身上了。

一九四九年陈云主持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会议时，华南、西南、海南、舟山、台湾等地仍由国府控制。中共要维持巨额军费、修复以前故意破坏的铁路，财政赤字估计为5800亿，秋收征粮征棉需现钞3500亿元。两项合计为9300亿元。陈云建议发行2400亿元公债，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总额为二万万分，于一九五零年内分两期发行。公债的「分」是六大城市的六斤大米、斤半面粉、四尺细布和十六斤煤炭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每旬公布一次。第一期在一九五零年一至三月间发行，总额一万万分，上海承担三千万分，占全国的三份之一，华东行政区的2/3。我记得一九五零年三月，每「分」已上涨到三万多元，我在学校认购时，将春节的压岁钱全部献出，也只够一「分」。那三千万分的推销对象是上海的私营工商业者，按各行业摊派。春节过后，眼镜业同业公会每天下午召集会议，父亲是眼镜业龙头，吴良才的吴国城与精益的刘伟纶以及精华、紫光等公司的老人，把父亲推到公会主任委员座位，本就包藏祸心，以前是让他应付军阀孙传芳、英法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以及帮会流氓地头蛇；胜利后让他对付自天而降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税吏、散兵游勇；解放后则要他应付共产党的横征暴敛。全市一百多家眼镜公司，按行业摊分五万分，可是诸同业硬是逼父亲认购四万分，即十多亿元。那年茂昌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局长许涤新）领取的工商登记证，资本总额仅人民币三亿元，逼他付十二亿现款，犹如牵牛下井！那时天寒地冻，父亲脱下西装与狐皮袍子换上土八路式的人民装棉袄裤，坐三轮车去公会赴鸿门宴，实在抗不住便去偏僻的澡堂与小型理发馆消磨一个下午，度日如年。在公司内部，那批未调政法部门的地下党员，在劳资协商会议上轮番胁迫父亲同意加薪、增加福利金。最令人惊恐的是国军巨型轰炸机B-26接连袭扰上海的工业区，市内空袭警报此起彼落，一日数惊。一九五零年二月六日——一个晴朗的星期一，当上海市民忙于买年货准备过年之时，十七架B－25轰炸机分四批闯入市区上空，在地面潜伏人员接应下，向上海电力公司、沪南与门北水电公司轮番俯冲，先后掷重磅炸弹六十七枚，负担着供应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成废墟，全市发电量从十五万千瓦陡降至四千千瓦。由此造成上海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大多数街区电力供应中断，高层建筑电梯断电悬空，许多商店关门停业，金碧辉煌的夜上海陷入一片黑暗，交通阻塞，歹徒乘乱打劫。灯火管制使得每户家庭只能每天限制用电半度，即点一盏电灯四小时。胡公馆的饭厅被迫点上两盏汽油灯开饭，汽油耗尽了便改用煤油灯，结果煤油又要限量供应。另由于上海的自来水公司也遭空袭破坏，使自来水都断供，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家门口告地状的苏北难民惊醒了父亲，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晚上，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明天去香港办理一批美国进口货，一星期后回来，你带了孩子到虹桥机场接我」。谁知，这一去就是三十年，母亲守了三十年活寡，我们兄弟姐妹也度过了缺乏父爱的三十年。

到香港后，父亲曾打算全家分批成行以策万全。母亲因受舅舅程季卿与弟媳沈惠娟的影响，安土重迁。她认为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再不济也不至于不如日本鬼子。再说这么一座花园洋房十八间房家具被服古董箱笼，五节火车也装不下，能大模大样南迁吗？如果坐轮船，常常听闻有大型客轮被水雷炸沉，而且七个子女都在上学，全部转学谈何容易。这一念之差酿成了她四十四年以泪洗面的悲剧。

三十年后，父亲在香港告诉我他出走的险恶经过。当时上海滩许多资本家都在设法南下香港，父亲与挚友、安乐纱厂老板邓仲和商量，通常上海人都循快捷方式到杭州转浙赣铁路赴穗，那条线太引人注目，反而是兜远路从内陆线比较平安。父亲叫车夫阿福送他到偏僻的上海西站上车，深怕北站有便衣警察拦截，他不敢买直达广州票，只是买了一张南昌硬座。沿途车厢挤得密不通风，身为大富豪的他，倒也能屈能伸，钻到座位底下蜷曲而睡，也不怕来回行走的人群踢痛他的脚踝。车到南昌前，睡在卧铺软席的安乐纱厂老板邓仲和被稽查人员查获，三吓两吓就如实招供，于是这位西装革履的汇中饭店大业主被押解回沪「交代问题」。父亲被稽查人员从长板櫈底下吆喝出来时，灰头土脸，身穿蓝布工装背带裤，手持一张广州某货栈职员的名片，共干以为他是工人阶级，便放过了他。

由于南昌车站不是中共监视重点，他顺利转车赴广州，由广州分行亲信职员护送他踏上了广九列车。

那时中、英双方都遵循满清政府与英廷的协议，国人可以自由进出（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后，要凭公安单位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才能赴港），英界警察只盘查一两句，会讲粤语者一律放行。父亲跑码头三十年，北京话、广东话都很流利，便有惊无险脱离虎口到达了自由世界。早已派赴香港的暨南大学毕业生张德干已在红磡车站恭候。

邓仲和（1904-1983），是江阴城内大有亨绸缎店老板邓笠斋幼子。他十八岁时，筹集五百两银子为资本，独资创办上海大庆棉布号。业余在上海法政学院攻读法律，又赴夜校进修英语，遂以娴熟的英语与外商直接洽谈业务。起初，他与英商怡和洋行订约经销面粉袋布，日销一千匹，获取五十两银子佣金。一九二五年在金业交易所开设大裕金行，又在纱布交易所开设福和纱号，赚得五、六万元，以此筹资设厂。自一九三零至一九四七年，先后开办安乐并线厂、安乐棉毛纺织染厂、安乐人造丝厂、大庆汽车公司，还收购南京西路安乐舞宫（后改名仙乐书场、仙乐剧场）及南京乐路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成为外滩高楼大厦中唯一的中国人业主。安乐一厂出品的英雄牌高级绒线打破了英商蜜蜂牌绒线独霸中国市场的局面，年产三十多万磅投放市场。邓仲和是中国民族工商业中飞黄腾达的典型，所以国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勒索过他，黑社会绑架过他的儿子，他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乃一度对中共抱有幻想。一九五零年春，幻想破灭，铤而走险，不幸被堵截回沪。中共的纺织工业部乘势将他的安乐人造丝厂以「公私合营」名义兼并了。经历十年文革残酷折磨后，他一九七九年七月才获准赴香港定居，他因西服革履被堵，比我父亲晚去自由世界近三十年。他的长子邓子雄，早年留美，任职于杜邦化学集团，兼任国际非织造布协会主席，一九七一年曾应邀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为琉球（包括钓鱼岛）的归治条约而举行的听证会，致使参议院未对此举世瞩目的领土问题进行表决。其女儿邓雅凤曾任俄勒冈州参议员。邓仲和的幼子邓志全是我的初中同学，他是全校同学中零用金最多的一位。

第六章　镇反捕人　名师罹难

假如政府违了法，就等于鼓励人们藐视法律；如果执政者为求目的，不择手段，那它将会付出可怕的代价。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1856-1941）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说：「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时来年余，就食言而肥了。一九五零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翌年二月二十一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上地方政府为完成中央下达的杀人指标，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将许多国军投诚官兵、中共地下党员、抗日名将、开明士绅都残酷杀害。据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二年二月开展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人，其中873600人被判死刑。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6万人。在整个大陆，镇反、肃反杀害了六百万人以上，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誉为「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民主战士」朱自清之子朱迈先、长城抗日的名将池峰城、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之父陈信玉、曾营救过周恩来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之丈夫、民初四川副都督夏之时等等！我个人领略到镇反运动的恐怖是从同学姚国平臂上佩戴黑纱开始的。姚父在康宁邨门口开设一家电料行，枪毙时的「罪状」是「军统特务」；接着，茂昌总店帐台上的出纳员张小姐的眼睛哭肿了，她是张元靖介绍进来的，听说她丈夫也是「军统」，可是张元靖本人幸免一死，他被捕三次，到一九七五年才被「特赦释放」。

南屏学校董事长沈亦云对中共的本质早已认清，记得她在学潮风起云涌时，对毕业生训话曰：「不要荒废宝贵的读书时间随便参加政治活动！利用青年作政治活动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这是针对附近大同大学学生来校煽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而讲的。一九五○年初，她就离开大陆了，然而，走不了的教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南屏女中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地理老师吴加农，业余参加排球比赛，其高超的杀球技术常常赢得众多师生的喝采。「镇反」轰轰烈烈展开时，吴老师被铐走了，从市军管会贴在校门口的告示知，他是「三青团骨干，中统潜伏特务」。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但愿他不在中共中央党史室公布的一百五十七万人之中。

国民党的地下工作机关被彻底清除，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午夜零时至廿八日凌晨五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出动警备部队、公安人员等三万六千人组成四千四百个小组，按照名单，在全市三十多个行政区逮捕国特八千四百九十九人，其中有些跟踪追捕五、六十里，五花大绑后押上警车，又在全市工厂企业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人，其中多数人进了鬼门关。我还记得大红袍（沪语：押解犯人的红色警车），拉响警报器，呼啸穿插闹市，径赴江湾刑场悉数枪决。名单是哪儿来的？是当时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仓惶辞庙、乘军舰撤走前弃置在靖江路俞公馆汽车间的六个公文箱之中。据当年接管俞公馆的中共常熟区副区长范征夫六十年后回忆：公文箱内文件是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一月间，国府各特务系统呈报给蒋介石的布建在上海各区及安徽、江苏等地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配备电台、武器的清单。俞济时光顾自己逃命，却把华东地区几十万潜伏人员送上了刑场。

父妾朱又新的娘家在乡间是地主，土改运动伤了筋骨，加上其父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她自知在共产党手里不会有好果子吃，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就买通派出所户籍警开了路条去了香港，志诚、志坤、志鹏也相继离沪；志敏断后，一九五四年离开。留下我外公、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七人，便成了替罪羔羊。朱又新之父因「历史反革命罪」判了重刑发配青海劳动改造。

一九五零年六月廿五日，北韩共军越过三八线南犯，韩战爆发。八月中旬，训练有素的北韩共军攻占了南韩　90%的领土，将韩国军队驱至釜山一隅。九月十五日，以美军为主的十六国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将北韩共军拦腰切断，联军直捣鸭绿江畔，韩共损失惨重，金日成政府撤入中国境内。十月十九日，中共以「志愿军」旗号，先后出动一百多万官兵「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空军仅有三百架战机，其空军飞行员头盔防风镜定单便萧规曹随地落到上海眼镜业首席的茂昌名下。共产党可不同于国民党，订单数量大，交货期限短，质量要求苛严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虹桥厂进驻了军代表，一切工艺操作都处于现役军官的严厉监督之下，一等技工的产品往往被挑剔为次品而遭退货，致使本来无利可图的订单成了填不平的无底洞。长期亏损造成银根短缺，连传统上能赊能欠的协作单位（像眼镜盒作坊）都派员上门催讨现款。在军事管制之下，拒绝军方订单就意味着「抗命」，作为代理总经理的外公，分分钟会坐牢。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的五反（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将私营工商业户划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还硬性规定后二类应占5%。轮到眼镜行业落实配额指标时，离沪赴港的父亲便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全行业的替死鬼。原来同行就是冤家，既然他缺席（此所以今日大陆各级机关决定组织人选时，老干部们宁可憋出膀胱病也要熬到散会，倘离座如厕，下岗退休降级都会被缺席宣判），便先给他扣上屎盆子。先按上罪名再慢慢煎熬逼供（按：这就是中共口中的「慢火煎鱼」）。

第十三章　美国之音　启迪良知

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以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                                                          ——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反右派运动在一九五七年夏秋之交深入开展，上海的报纸——解放日报（原申报）、新闻日报和新民晚报再也不登老百姓的心声，其内容既枯燥又八股，不是工农兵批判右派，就是大右派被迫写的悔过书。暑假我到康宁邨黄肇德家，正遇见他父亲黄承熹，他问我对反右运动有何看法，我按捺不住发了顿牢骚。黄承熹是美国留学的医学博士，在仁济医院任外科主任，大陆易帜后，他积极向中共靠拢，一九五一年参加了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团，还因表现优异而入党升职。他收敛起笑容对我说，他的儿子黄肇德虽然成绩不如我，可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不会随便表态。我说，从章伯钧罗隆基到王造时沈志远，他们讲的都是真话，共产党引诱他们鸣放，说言者无罪，翻脸就逼他们写悔过书，太不讲信义。他一边笑一边对我摇头，黄肇德在旁一股劲儿朝我打眼色，意即别再同他父亲辩论。一年后，黄承熹突然中风去世了。他与黄肇德生母离婚后，同医院里一位年轻护士小姐同居。办完丧事，黄肇德生母把他带回广州上学。三份之一世纪后我才在深圳与他重逢。

茂昌的党支部书记杨松林原是父亲派驻南京分公司的经理，我见到他时，口没遮拦讲了一通，他说：搞运动时的报纸免不了枯燥沉闷，过了运动就会好看些的。

我的姨母程秀荣，是外公的垫房所生，比母亲小二十岁。她上中学时是个标准的「美国小姐」，其男友是南京东路名店亨德利钟表行的太子爷。共产党打进上海后，她悟出世道变了，同男友分了手参加了解放军，在上海公安部队驻梵皇渡路一个团任政治部干事，不久就嫁给政治部主任唐玉章——一位山东籍的老八路。我对姨父唐玉章也说了同样的话，我感到他也不能说服我，也许我童言无忌，似伊索寓言中〈皇帝的新衣〉一文中的小儿，他敢于直言皇帝赤裸着未穿衣，而其他佞臣都在欺骗皇帝，认为他穿着世上最美丽的新衣。

我家的厨娘乔丹英，是一个苏州乡下普通的农妇。年轻时不幸丧夫，带着两个儿子到上海谋生。父亲念她是苏州同乡，烹饪口味对路，给她母子三人都作了妥善安排。南京大屠杀后，她长子基于爱国良知，去大后方参加了国军，抗战胜利后毕业于青岛海军军官学校。一九四九年四月杪，共军渡江后，他匆匆来我家与乔妈道别，说军舰要出远门，恐怕短期内回不了上海，我还记得母子俩在客堂里依依惜别的情景，乔妈流了泪。她不晓得就此天人永隔。上海易帜后，民间盛传「老蒋八月十五就要回来吃月饼」，既然凶残的日本鬼子不过打了八年，谁相信土豹子的共产党，把抽水马桶当洗脸盆的大老粗会在上海长治久安呢？共产党的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触及了黎民百姓的灵魂，许多熟人、亲友、邻居被杀、关、管、戴。乔妈每天送我上学、接我回家，她多次对我说过：「不要听共产党骂蒋介石，老蒋是英明伟大的，没有他，那些杀千刀的东洋乌龟会乖乖地投降吗？是他手底下几个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呀！」她那时当然不知道，害得老蒋辞庙赴台的金圆券，原本是共谍冀朝鼎出的馊主意！她二儿子乔德成升任茂昌特级技师娶下媳妇后，接她回到新居养老，她天天盼儿归，七十年代中期，被邻家一个顽童撞了一跤，立即中风去世了。十多年后，台湾解除戒严开放赴大陆探亲，她长子回到阔别四十年的上海滩，只能在他母亲坟前磕拜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我在放玩具的壁柜中找到父亲的英文秘书张德干离沪赴港前寄存在我家的一大箱图书，其中有一本一九四五年复旦大学教授舒宗侨编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册》，那一千多张精彩照片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协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米苏里号战舰受降仪式」和「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降书」。

同学朱正心是在南洋被日寇残杀的「外交九烈士」之一——朱少屏的孙儿，也是民初著名小说家朱瘦菊的外孙。他家中藏书也很丰富，我借了一部《中国抗战画史》，其中「中国军人被日军杀头」「强奸后之南京妇女」「奸后被剖腹，五脏露出身外」「在官长指挥下活埋我军民」「三个杀人比赛者」是中共建政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不敢刊印的，直到七年后我在人民日报头版见到毛泽东对日本政客黑田寿男说：「没有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我才明白日本军阀是中共的恩公。画册后面附录的〈殉职将领一览〉，显示自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至陆军八十八师团长谢晋元，有三十八位国军高级将领牺牲在抗日战场。在大陆读了十年历史课，当局总是强迫灌输「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寇，赢得了民族独立」这类谎言；《中国抗战画史》这八百多页实战图文，充份证明是蒋介石指挥国军浴血奋战和美国的援助才打败了日寇。

四百多年前英国作家笛福说：「读史使人明智」。天下的独裁政权都希望老百姓愚昧无知，便于他们统治，所以便处心积虑窜改历史。我对历史、对真理的认识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的。

共产党仇视知识分子，因为读书多的人能明辨是非，对谎言与谬论具备免疫力。从反右的一九五七年起，我对共产党的报纸、宣传品、政治教材一概抱怀疑态度。然而，在铁幕中的大陆，根本看不到自由世界的报刊，唯一能获取真实新闻的渠道乃是电波。

父亲有个挚友朱品三，山东济南人，弟兄二人都是教会办的齐鲁医学院毕业生，在无锡开了一家兄弟医院。共产党来了，冷手抓个热镘头，把医院「征用」了。朱医生整天骂共产党「不要脸」「比土匪更蛮横」。他酷爱摄影，李丽华、白光都作过他的摄影模特儿。有次我去他的愚国邨寓所打针，正碰上他在收听美国之音，我听到了大陆报纸不登的国际消息与港台新闻。我记住了频率，回家用自己的「增你智（Zenith）牌五灯机试着调频，这家一九一八年创立于美国芝加哥的老牌电子公司制作的无线电收音机在上海风靡一时，收听短波效果较好。自韩战爆发后，派出所曾透过居民委员会通知家家户户要申报收音机，管制份子（地富反坏右）家中的短波电子管要强行拆除。我从这架收音机先后收听过美国之音、联合国军之声、英国BBC、日本NHK、台湾自由中国之声以及印度中文广播。由于中共耗巨资用强烈电波干扰短波通讯，以上「敌台」的音量时强时弱，常常会突然哑壳，于是我去对门邻居董元良家收听，也去过同学程怀濂家收听。董元良父亲一九四九年去了香港，常常寄些香港剪报与《长城电影画报》来，程怀濂父亲原任中央银行外汇科科长，也是美国留学生。在一九五七至五九年，我用早晚时间，如饥似渴地收听短波，由此知道了匈牙利反苏起义、波兰波茨南事件、傅雷之子傅聪在英投奔自由、台海空战国军响尾蛇导弹击落三十一架共军米格战机、达赖喇嘛顺利出逃印度（中共说他是被坏人劫持离境的）、美国发射的人造卫星重量超过苏联卫星几倍等等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六家电台中，我最喜欢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前者的播音员葛森是个来自台湾的年长妇人，她的声线低沉，语调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不像大陆的播音员急促唐突犹若呼喊口号。自由中国之声最吸引我的是在大陆禁播的〈何日君再来〉〈凤凰于飞〉等流行歌曲，那优美的旋律与感人的歌词把我的灵魂带到了几千里外的自由世界，常常是一遍遍地重复收听直到午夜，次晨五点又开始用耳朵贴着收音机聆听福音。由于美国之音的潜移默化，我深信我脑海中的自由、民主、人权、博爱观念远远超逾同龄的青少年。我的同学孙开达教我到芝罘路旧货市场购买零件装配了一部单管收音机，配上美国军用的剩余物资耳机，居然能清晰地收听短波且不会惊动家人。记得那个短波电子管是管制物品，是到派出所申请，经公安分局批准才买到的，这就是我遭受公安怀疑、监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