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寫作網刊

1992年，我因恼怒官官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发动并领导了反摊派，带着绝大部分业户“反”出汉正街，创建了“汉口新火车站小商品市场”（现改为华南海鲜市场）。岂料，天下乌鸦一般黑，江汉区的官官比桥口区的官官还“饿”得狠些，爪子又长又利，推翻原来所有承诺，七抓八挖，打乱我的计划，把一个红红火火的局面折腾得冷冷清清，要死不活。一气之下，我决意辞职退下。

这天午后，我正在市场小铺面里清理移交文件，弟弟王仁忠来了，肘撑桌面挨我坐下。尽管小房里只我俩，门也关着，他指指桌上座机，极力压低声音说：过一会，你听一个电话，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见他神秘兮兮地，反问道，什么怎么回事呀？他沉吟有顷，答道，陈新桥上午给他老婆打电话，讲他在北京同别人合伙做生意差十万元钱，让我帮忙找兆明借一借。实在不行，要家里把房子卖了，三天之内一定凑足这笔钱……

陈新桥是新洲人，三十来岁，长得胖敦敦地，说话总笑眯眯，眉眼和善，很好相与。他复员退伍后，入赘后湖先锋村，同菜农吴家大姑娘结了婚。

吴姓老俩口向队里申得一块地，盖了栋四层楼大房子，同陈新桥夫妇一道生活。陈新桥进门后，一天菜也没种过，就靠上上下下二十多间房屋出租过日子。那时，新洲还没划归武汉，他算是凭老婆交了好运，跳过农门。

在我尚未来先锋村建市场之前，陈新桥常将租户加工的商品拿到汉正街赚“过手钱”，大约是这样同王仁忠认识的。我在后湖开辟的市场正同他家楼房前后相邻，经弟弟介绍，也常相往来。但在我印象中，陈新桥只能黄鼠狼嫁姑娘，小打小闹，哪里用得上十万之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十万不说抵现今一百万，至少也相当于五十万了。有什么好生意值得他要卖房子投资？所谓兆明，即为当时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刘兆明。陈新桥知道刘兆明原来同我家是街坊，与王仁忠关系不错，那刻的公务员并不像现在贪腐，哪有十万闲钱借出，况且，他与兆明从无交往，怎么要弟弟找兆明开口？一听这么说，我就感觉蹊跷，好像话里有话。

我问，陈新桥到北京搞么事呀，一下子要这多钱？

弟弟告诉道，前些时，他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了，很年轻，住在他家好一阵子，我见过。据说是高干子弟，很有门路。他要陈新桥注册了一家公司，注册资金写成五十万，除军火毒品妇女儿童，什么都买卖。执照我看过。那高干子弟吹嘘，有了执照，不花一分钱可调几百万元钱的货……

我一笑，说，那明摆起是想行骗嘛。弟弟说，他俩拿了执照就去了北京。只两三天，陈新桥就连着打回电话，要筹十万元钱。你看是什么回事？

其时，正值经济“转轨”之际，社会上盛行“跑批条”，许多干部子弟凭关系，找门路，请那些当权派批示，弄些紧俏物资和商品，或赚取差价，或干脆骗了货物低价“砍”出，拿钱走人，大发横财。然而，从通话内容分析，陈新桥的事远不止这般简单，可能更复杂更凶险。于是，我讲了内心的疑虑。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弟弟连连点头；是呀，是呀，我也怀疑这点。通电话时用武汉话说得蛮快，让对方听不懂。问他，你说话是不是不方便？他“嗯”了一声。我又问，他们是不是打了你的？他又嗯一声……看来八成被绑了，逼他向家里要钱。他晓得兆明是公安局长，同我关系好，说找兆明借钱，肯定是暗示我去报案。

我说，那赶紧让他家里人报案嘛，先锋派出所不就在他家旁边。

弟弟说，去了的哟，不受理。接待的警察说，没凭没据，怎么知道是绑架？又说，估计多半属经济纠纷。部里有文件，公安机关不介入经济纠纷。你们市场经常同派出所打交道，看你去打招呼行不行？

这样，我放下手里事儿，同弟弟去了陈家，陪新桥老婆上先锋派出所直接找新上任的邬所长反映情况。因为我出面，邬所长客气倒也客气，仍然提起公安部的文件，只推不揽。要我们到北京报案。我说，是不是你派个警员陪同一起上北京，出差费我给，行不行？邬所长一笑，说，王主任，我可没这个权。我得向分局汇报，分局还得向市局汇报，层层报批，最后还不晓得批不批准。听你们说的情况很紧急，哪里等得及？岂不是反而误事？还是去北京报案吧。

邬所长一番话让我们只得怏怏而返。途中，弟弟说，要是顾汉生所长不调走就好了。（注：现升任汉阳区公安分局局长）我说，那谈么事！不过，他也不一定敢违反程序……新桥老婆对王仁忠说，你是不是找找刘兆明？我摇摇头，没任何证据证明是绑架，去了怎么讲，不是太唐突？最终还不是得按程序办。等会听了新桥的电话再作决定吧。

回到商铺，我与弟弟商定了各种情况下的回话。并叮嘱新桥老婆别乱插话。

下午三点半，我们终于等来陈新桥打来的抠机，按下电话免提，由王仁忠同他通话。王仁忠问，新桥，你在北京好吗？

陈新桥“嗯”一声答道，他们对我蛮好的。这回答很聪明，不露声色地暗示自己处境，是在“他们”控制之下，然后他问，找到兆明借到钱没有？

王仁忠答，兆明出差了，没找到他的人。

陈新桥的声音显得有些失落：那只有要我爱人卖房子凑这笔钱了。

新桥老婆忍不住对着电话喊叫起来：是么赚钱的事情要卖房子去做？回来，回来，不赚那个钱不行？房子卖了我们一大家人住哪里！

我慌忙将女人一拉，向她皱眉抿嘴作制止状，示意不要讲话。

那边，陈新桥说，你个女人家哪懂外面的事。这笔钱不光为做生意。还因为原先差别人一些账……钱不凑齐，我哪能回呢？

最后一句话让我们三个相互瞄瞄，做个心照不宣的眼色。

弟弟旋即转了口风：虽然没找到兆明，我已借到一点钱，现在还在凑。你莫急——这是使缓兵之计，尽量地争取时间实施对策。

还有两天了，实在不行还是只有卖房子——听得出后面有人逼陈新桥。

这不是笔小数嘛，莫急。我争取这几天办好就是……王仁忠不动声色地否定“两天”期限后，又问，钱汇来还是送来？那刻，没有电子银行，连汇款收款手续也十分繁复，留有线索，无疑会令“对方”忌惮暴露行踪的。

送来，送来。让我老婆一个人送来就行。

此前的电话中，北京方面曾强调要陈新桥老婆送钱，于是，王仁忠回答，她肾脏病发了，哪能出远门。再说，一个女同志，带这样大笔钱，路上安全吗？

不知是钱的诱惑力强大，还是对方相信这理由，顾及安全。稍停一会，陈新桥说，你帮着送来吧。但是，不要多的人，你一个就行了……

你住在哪里？告诉地址呀。到北京，我的抠机用不上了，怎么联系呢？

这问题又让那边沉默一会。而后，陈新桥说，你来的头一天告诉我行程，会有人开车去接你的……

你可得来接呀。不然，我不认识人，别人也不认识我……

到北京，你买张当天《人民日报》拿起，站在车站门口，自然有人找你的。

嗬，简直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一样呢。这句是弟弟“计划外”的幽默，让我赶紧捂住嘴，连陈新桥老婆也咧嘴苦笑了。

最后，王仁忠叮嘱，这几天我忙着四处跑路，想办法借钱，有时可能不能及时回电话，你莫急……——这既是麻痹，也是拖延战术。说毕，他马上挂了电话，不给对方留下再讲什么的余地。

挂了电话，我说，不消说得，新桥肯定被绑架了。我这话急得陈新桥老婆泪水涟涟。王仁忠恨恨地说，要在武汉，老子也号人来个反绑架！我说，为今之计，只有实施商量的第二套方案，去北京报案。说毕，给办公室打电话，让副主任王启瑞问清今明两天去北京的飞机和火车的航班、车次。

很快地，王启瑞来电话告知，今晚有一班小飞机，大飞机明天中午才有航班。火车则是下午有趟直快，明天上午有班特快。考虑小飞机半夜到，又不安全。大飞机有点晚，虽说只隔半天，去了同北京的朋友一周旋，必定耗费一整天办不成事。至于火车，直快早发，反倒比特快先到北京几小时，遂决定乘直快出发。

新桥老婆嚷着也要一同去。我说，你去了不起作用，白背一个人的盘缠。你在家里只把我老娘和两个孩子照顾好就行了。王仁忠也劝她，现在正是用钱的关口，节约一个是一个。七劝八劝，总算说服了女人。

事不宜迟，先给北京的朋友大宝二宝打电话，说明车次，让他兄弟俩接站。然后，去市场另一门点同母亲告别——那刻，汉正街旧城改造，我家房屋拆了，将母亲和两个儿女安置在市场过渡。当然，我不能说去北京救人，谎称外出收债，并告知，这期间，由新桥老婆照顾。随后，拿了两万元钱，我和弟弟一人一万，捆扎腰间，这是准备万一事不遂愿，先用两万元钱“稳住”绑匪，以求人质安全。临了，又带上两本《风流巨贾》作为送给北京朋友的见面礼。

一切安排停当，让王启瑞派车送到火车南站，顺利地登上北上列车。

然而，听着轰隆隆车轮声，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于兴奋中夹杂紧张，壮烈里略显沉重。虽说为朋友置自身安危于脑后，仍免不了郁闷而忐忑。老实说，我不知道此行能不能顺当地实现预想计划，我不知道会遇上哪些困难险阻，我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成败祸福……

弟弟见我一言不发，安慰道，大宝二宝在北京“道上”很有“镇候”的。（武汉底层切口里所谓镇候，即是有威势，有人脉，有门路，说白点，仿佛黑道大佬的逼人“气质”。）对方真不买面子，花这两万元钱雇人把他们也搞掉！

我说，先摸清情况再决定该怎么办。尽量和平解决，以新桥的安全为准。

一路上，我们悄声地用隐语交谈，直到窗外天色暗下来，还反复地讨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势及应对策略。晚间里，列车播音员好像没睡醒，总是瓮声瓮气，很能催眠，我们谈着谈着，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只是，迷迷糊糊中，并不安神。可这比白天到底好过些。天亮后，我简直是数着火车一站一站地驶过，内心十分焦急，恨不能车轮飞起来，马上到北京。

煎熬中，好不容易盼到火车到了北京。急步出站间，正在东张西望，大宝二宝迎上前抱住弟弟，一番介绍寒暄，两兄弟将我们接到他家里。

北京虽然我去过多次，仍旧摸不着北，现在回忆，大宝二宝的家离天安门较远，当属城郊了。他家住宅时至今日也算得上阔气的。大小房间有九间之多，就只一个老父亲、两兄弟外加一个保姆居住。电话共三部。在接风酒席上，听我们讲完基本情况，老头子催促去公安局报案。

这样，吃罢饭，大宝上班，二宝陪同我俩去东郊民巷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晚上的东郊民巷显得宽敞又寂静，夜暗中透露些许神秘，只听见我们三人脚步声在墙壁间回响。我感叹道，这就是当年义和团攻打外国领事馆的地方呀！墙好高啊。随即，谈起那段历史。

说话间，二宝领我们来到一扇大铁门前，弟弟说，要不是北京人，哪里去找嘛。不知晚间有没有人值班。二宝说，肯定有人值班，说着，拍起铁门。他见拍了好一会没有反应，加重力度。终于，侧边门卫室有小窗打开了，一个老头朝外瞄瞄，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呀？我从二宝身后瞅去，屋里电视播得热火朝天的。怪道半天拍不开门。二宝回答老头，我们报案，有人被绑架了。老头说，下班了，明天又是星期天，后天来吧！二宝说，情况挺紧急的……但不等他说完，老头叭地一下关了小铁窗，任二宝在外面拍门也懒理。二宝急了，用脚使劲踢铁门，同时，大声喊道，老爷子呀，快开门，要出人命了啊！

铁门的咣啷声和二宝的高声呼喊在高墙深巷回荡起来格外瘆人。大约担心影响不好，老头到底又开了小窗，问明情况，开了铁门，让我们进门卫室等起，而后，拨通一个电话。依二宝说的情况汇报一通。

不一会，从里间出来一个拿本子的三十多岁小个子，看派头应是值班干部。这人简要地问了几句，王仁忠一一作了回答，又特意掏出抠机翻出几次通话的电话号码给他看，以作证明。于是，小个子开始详细地询问关键节点，边问边摊开本子记着。听完案情后，小个子打出一个电话，要接电话的人过来，瞧样子，是分派人具体办理这事儿。

果然，不过十分钟，进来几个青年，口里咕咕噜噜，牢骚满腹，有的说，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的！其中一个披军大衣、嘴里嚼口香糖的年轻人耸耸肩膀抱怨道，他妈的，正打得上劲让我下来了……听小个子简单说了两句，披军大衣的颇显威严地转头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当时，还很讲究“公对公”，没个单位会受歧视的，我早防着这点，答道，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的……说时，递上名片。名片上印的“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  武汉作家协会会员  汉口新火车站小商品市场启动处主任”一连串头衔挺光鲜的。

二宝不失时机地亮亮手里《风流巨贾》插话：电视剧《汉正街》就是拍的他这本书。其时，这部电视热播不久，不由让年轻的警察顿时肃然，态度和蔼多了。听完我们诉求，他和小个子交换了意见，商定一个方案，要我们明天去一个人跟随他们一道行动。并嘱咐早点去他们办公地点会合。忽然，披军大衣的警察又瞅瞅名片，问我，你在北京办公？显然，他对文学感兴趣却又不懂文学机构的设置，我答，我办公位置在武汉。心想，由于这点，他办起事肯定重视得多。

归途，我们异常开心，兴高采烈。王仁忠夸赞二宝，要不是有你这北京人陪同，门卫老头给个闭门羹，谁还敢哪样踢着门，大喊大叫？只能让他糊弄了！我说，你来时拿上我的书，我还搞不清为什么呢。好，灵光！

回到二宝家，他父亲听了经过也很高兴。说，家里三部电话，拨两部你们专用，一部与武汉联系，一部供你们兄弟俩在北京联系。

应当说，事情到这地步，很顺利且胜券在握。由于激动，我好久才睡着。

第二天，因为二宝要上班，我俩起床后，只向二宝父亲打过招呼，叫辆北京特有的黄面包车直驱东交民巷。到了目的地，见时间尚早，吃过早点方按昨晚公安人员留给的地址一路寻去。找到一条小横巷，对照门牌号码一瞧，是间从别家大门侧边上去的木结构二楼，并且，楼梯歪歪斜斜，陈旧不堪——怎么看也不像警察办公的地方。我怀疑是不是写错号码，凑近一楼门缝朝里瞅，屋里全是居家摆设，自然不是了。但二楼更不像呀。前后打量一番，整条胡同没一处像我心目中警察办公地点，只好让弟弟先上楼看看，我在楼梯口等着——这是谨防在陌生狭窄地方，两人挤在一起，遇有情况，施展不开，被 “一吊子煨了”。这天当然没有别的意思，而是素日行走江湖养成的习惯。

不过两分钟，弟弟下楼了，说，上面板壁挂着军大衣，警服，还有高低床，就是没见人。应该是这里了。我奇怪地自言自语，他们怎么住这种地方？你在下面等起，我再上去看看。上楼一瞧，真是他讲的情景。只好下楼站在门口等待。

我俩在楼梯口满腹狐疑地议论着，从巷口走进几个青年，为首的正是昨晚披军大衣的警察，边走边说着什么。我们高兴地迎上去。他点头招呼，嗯，来得挺早呢。我问，你们住处怎么是这种地方？我差点以为找错位置。他一笑，说，还有呢。说时，领我们往右拐进更小的半截死胡同。走进一间更其破旧的平房。房里摆满高低木床，床上堆着被子呀，警服呀，袜子呀，乱七八糟。

我俩在门口站了一小会，他们几个便出来了。“军大衣”说，你们只去一个就行了，看谁去？王仁忠自告奋勇说，我认得去武汉的那人，我去吧。

临别，约定弟弟每隔两小时与我通次话，互通情报，随机应变。

这样，我回到二宝家在电话旁守起，随时与武汉陈家保持联系，以掌握绑匪动向，提供给公安人员采取行动。

看看尚早，我想翻阅桌上几本杂志消磨时间，却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于是，拨通陈家电话。接电话是新桥老婆。她惊喜地叫了，你们到北京了？昨天新桥打电话回了的，要王仁忠接，我按你教的话说，他们还差一些小数，还在借。交待了的，借够钱就直接上北京，不再打电话了——这么回复是让绑匪怀着希望安心等待，对人质不做出过激的事情，同时，隐蔽我们行踪，免得打抠机纠缠，七问八问，漏出破绽，闹些“插曲”。女人讲罢通话内容说，昨天接过电话就想给你们打电话。可是，抠机不通，电话号码又不晓得。还担心又出么事……我笑了，回答，能出什么事？你电话回得很好！告诉你，事情办得很顺利，新桥马上得救了。女人听到这句，在电话里呜咽了，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真是我家大恩人哪！我说，都是自己兄弟，这样说言重了。刚才，王仁忠带警察抓那些人去了，我在等消息。一救出新桥，我马上打电话过来……女人抽泣着说，好，好。我等着。最后，她特地告知一句，你妈和两个小伢蛮好，你莫担心。

挂了电话，看看墙上时钟，离约定的两小时还差半个钟头，我便捺着性子翻杂志，不想，后面那部电话响了。我急步上前提起话筒，只听弟弟压低嗓音说，找到了！找到他们住的地方。我问，你们现在在哪里？他答，不知道。警察正在过早，我是趁空找公共电话打电话的。我说，我给新桥家打过电话，他们昨天打电话问了我们的。新桥老婆按教的话“稳”住他们……还没说完，弟弟讲，好，就这样，警察从餐馆出来了。我得过去。说毕挂了电话。

下夜班的大宝回来后，也陪着我静候佳音。然而，直到中午，不见弟弟来电话。大宝有点急，说，怎么搞的嘛。我说，可能不方便，就不知这会在哪里。

吃罢午饭，心想，警察也该吃饭，空隙时间会有电话的。可依然杳无音讯。大宝说，不会反被那伙人算计了吧？我笑道，警察还怕他们！大宝不以为然说，嗬，你不知道，那些干部子弟可狂。在京城里，处长只能当办事员。警察他们哪会看在眼里。

我说，袭警可是犯法的啊。

大宝冷笑道，他们害怕犯法，就不会绑架了！

我不好同他争辩，就往武汉拨电话，先是拨到办公室，没人接听。细细一想，礼拜天，王启瑞他们休息了嘛，不由笑了。

于是拨陈家，新桥老婆开口就问，找到他么？我说，警察去了，还没消息。随即问，他们后来又打电话么？

没有。

大概听说借到钱就来北京，他们耐心等着呢。你也耐心等着吧。莫急。

不急，不急。我刚才还送了几个苹果给你妈和两个小伢，你莫担心家里。

大宝见我心神不安，陪着闲聊，我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答着。眼看已是下午四点，我也毛躁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好坏来个电话免得担心嘛。说着，自言自语：我看见警察都带着枪，按说闪失不到哪里……大宝鼻子哼一声，他们不知道给“卸”了？说着，讲起几桩干部子弟胡作非为的案例。

我俩正议着，二宝回了，说，我是害怕出周折，提前回的。早知这样，今天不上班，随着一道去的。转而，恨恨地：他们真敢胡来，摸到那窝儿，爷们号人全给他废了，管他妈是书记的儿子，部长的孙子！我说，找不到人又怎么办呢？大宝说，发动兄弟们打听，还怕龟儿子飞上天……

这时，老头子从外面进来，警告道，你们兄弟可不能又胡来啊，有法律的。

我们不好说什么，都那么枯坐起。老头子见我们很尴尬，侧身进了房里。

天色暗下来，保姆将菜肴一盘一盘端上桌，问是不是开饭。二宝烦躁地摆摆手。我躺在沙发上说，吃也行，叫伯父出来嘛，可不能让老人家饿着。大宝吩咐保姆，你把燕窝汤先端给老爷子垫垫肚子……

我一骨碌从沙发上坐起，说，干脆去东交民巷问问，到底怎样了？

大宝二宝同时叫起来，是呀，早该这样的。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保姆开门时，我一眼瞟见弟弟，惊喜地，回了！

王仁忠说，回了，回了。都回了！随着这应答，从他身后踅进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定睛打量，是陈新桥，只是比往日消瘦许多，憔悴许多。他见了我们，难为情地笑笑。这是个意料之中又属意料之外的结局。老头子听到动静也出来了。

我埋怨道，怎么一整天，电话也不打一个，让人急死了！

弟弟说，你不晓得，等会说。

餐桌上，二宝问，警察是怎样找到那些龟孙子的？

王仁忠说，他们按我抠机上电话号码一下划定那伙人在通州，而整个通州就只一家宾馆可以通长途，打到武汉……（回忆到这里，我不禁庆幸，亏得那时侦破小说和影视作品还没教会坏人具备反侦察手段，或者，他们根就是伙蠢蛋。）

原来，警察在我们报案的当晚就理出线索。这天带着王仁忠直奔通州，找到唯一可通长途的那家宾馆，向服务员问明，最近，常有四五个年轻人从村里来宾馆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只是，听不清那外地人叽哩呱啦说什么事儿……从她描述的体貌特征来看，弟弟断定打电话的就是陈新桥。于是，警察向宾馆人员交待一通，在服务台附近两个房间埋伏起来，张网以待。岂知，从上午到下午四点，不见那伙人来打电话。警察担心打草惊蛇，午饭都没敢出门吃……

我笑了，难怪没电话来。辛苦了。

弟弟接着说，警察正准备收队，明天再说，服务员进房悄声报告，来了。那几个年轻人来了。我随警察冲出门时，见陈新桥正在拨电话。前后两路警察同时扑上前，一对一地按倒那几个家伙。陈新桥被一个警察用枪顶住脑门，吓得一动不动，警察问，你是不是武汉的？他都不知回答。我上前证明说，是他，他就是武汉的陈新桥。警察松了手，说，好，你解脱了。转身帮其他同志制服绑匪。你们没看见那阵势，警察上去就扭住胳膊，一脚踹倒在地，用枪顶起。连女的也是这样对付，任他多横的亡命之徒都会吓得束手就擒。当场铐了五个，问明还有三个在村里打牌，押着他们摸进村全“煨”了，总共六个男的，两个女的……

我连声叫好，问，人家饿一整天，怎么不请警察吃饭呢？

我哪没说啊！他们不肯。要押人犯回局里，顾不得嘛。

老头子笑着赞不绝口，好，好，合理合法，这样解决最好。显然意含警戒。

大宝说，解决了，应当先打个报喜电话呀，可把大哥急坏了。

王仁忠答，我怕又出周折，同警察道别时，就在他们眼皮下拦辆出租车回了，顾不上打电话嘛。

陈新桥被骗到北京后，他们以只有空壳执照，没注入现金，斥责他违约，造成他们损失为由，将其关押通州小村里。把他全身剥光，只留条内裤，穿件空心大衣，趿双拖鞋，让他无法顺当逃跑。村子只有一条通向外面的道路，村口摆张台球，整宿有人打台球赌博，这伙人与村里青年很熟络，相当于日夜有人看守着，哪里有机会逃逸？即或侥幸脱身，他们驾大功率本田摩托车也可以追上。

大宝逗他，为什么你那么听话，要你打电话卖房子，真准备卖房子？

新桥说，他们打我嘛。说着，捋起袖子展示伤势，证明自己的无奈。又说，有天，一个女的还打开冰箱把我的头按进制冰室折磨，说让我清醒清醒。

大宝说，看来，你完全像电影里坚强的共产党员经受了日本鬼子的酷刑呢。这话让大伙笑了，新桥也笑了。

二宝问新桥，他们给什么你吃？

新桥答，吃的还不错。多大的活鲤鱼弄来红烧，每天还问我想吃什么……

老头子幽默地插道，你是他们的摇钱树嘛，能不照顾好？

这句调侃让满桌人笑起来，陈新桥也红着脸笑了。瞧老爷子起身进房，新桥悄声加一句，他们还问我想不想打炮，保证弄来的是漂亮小妞……

大宝说，那都不是挂在你账上，实报实销。这话又引起一阵哄笑。

说笑一阵，我讲，无论如何得感谢警察一番，请他们吃餐饭吧。

王仁忠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已留下他们电话号码。

隔了一天，我们在鸿宾楼定了桌丰盛酒席宴请解救新桥的几位警察。

席间，我问起那日抓捕的六男一女情况。披军大衣的那位说，都是他妈的干部子弟。胆大妄为！

大宝说，我看这回不判个十年，也是七八年……

警察含混地“唔”一声，抿口酒，点点头。

推杯换盏，我们越谈越热火，不由称兄道弟。我留下电话号码和住址，再三叮嘱，到武汉一定去我们那里玩儿。

陈新桥说，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一位警察笑笑说，没什么，都是我们日常工作。谁让我们干上这行呢。

听他们谈起辛苦，作息无常，连节假日有时也难得安逸，工资又那么少，升职也很难，满腹怨气。我心里一动，许诺道：我会连同锦旗送你们一份最好的答谢，将这整个案件的快速破获，写篇报告文学寄给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这对你们将来升职调薪都会起作用的。我这主意使席间气氛更其热烈。

因挂念家里老人小孩和市场，当晚我们一行三人乘车回到武汉。

我没食言，花两天时间写了报告文学《千里奔袭》。半个月后，整整两版发表于《武汉法制报》上。

当我将锦旗和报纸寄给大宝二宝，由他俩转送有关部门时，听到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那八个绑架陈新桥的家伙，只关了十来天，因有人打招呼，全部释放了。理由是，年轻人不懂事，教育教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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